【大紀元11月18日訊】在中国，公民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就是权大于法。2001年3月，北京市国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制造的《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权大于法的案例。

除了中共的司法系统之外，凡是了解我们的亲人所言所行的人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亲人无罪。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也不会认为我们的亲人有罪。然而，即便在三位主要证人全部翻供证明我们的亲人无罪的情况下，我们的亲人仍然被判处八年十年的重刑。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这在中国、在中共的法庭上，却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1，为了罗织这项罪名，北京市安全局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们的亲人是“无业游民”，想通过制造“社会渣滓”的形象来败坏我们的亲人的名誉。而实际上，“新青年学会”发起的五人中，有四个是党员，有公费研究生、三好学生、学生干部、而且在被捕前都有工作。

2，北京市安全局与学校领导、教师一起，胁迫黄海霞（会员）做伪证，让一位年轻女大学生在“做证可以毕业，不做7年以上徒刑”之间作选择。黄海霞在被逼无奈的要挟下，只得用伪证换取毕业证。

安全局把范二军（会员）逼到预审室，尽施威逼利诱的手段，使范在所谓徐、杨、靳、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上按手印，换取自由。

安全局还重金收买大学生李宇宙，以给活动经费的名义，让李宇宙做线人做伪证，李宇宙拿了钱，出卖了我们的亲人并做了伪证。在我们的亲人被判重刑的同时，李为了自保而潜逃到泰国。

然而，在威逼利诱之下做了为证的三位证人，其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三人毕业后，都在良知的觉醒中翻了供（包括李宇宙），并痛斥了北京国安局内一小撮败类的卑鄙无耻（其实，即便不翻供，就以前的证词而言，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开庭当天，几个证人风尘朴朴从天津、上海赶到法庭，要求出庭当面作证：我们的亲人无罪！也要当面揭露北京国安局的威逼诱供的违法行为。但北京国安局内一小撮无耻之徒伙同检察院和法庭，不仅阻止证人到庭，而且在证人已经等候于法庭门外的情况下，在律师和亲属强烈要求证人依法出庭的情况下，作为执法者的中共司法人权却执法犯法和以权代法，将证人挡在了庭外，让证人和家属们一起，在冬日的寒风中，整整在庭外站了一天。

3，所谓犯罪证据的《学会》章程和誓言，也是以言治罪的构陷。这仅仅三百来字，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休想扒拉出一点点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国家政权的意思或字句。《学会》章程：努力做一个道德高尚，富有责任感，献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新青年，这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什么区别？把这说成反党证据，究竟谁在反党，难道必须像你们，整天想着低级下流的泡沫政绩，追求升官，抢权，换钱，才算拥护共产党吗？

《学会》章程和誓词有“积极研究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表述，完全是热血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这和国家颁布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什么区别？改革就要不断研究。不研究，难道要瞎改吗？北京国安局这撮人，做梦也想破个大案，立点汗马功劳，想官想疯了，才会把这也臆造为“反社会主义”。

所谓的秘密集会，仅仅是几个青年人，总共才凑了200元钱，连贪官污吏的一小碟菜都买不到，至多买几支羊肉串，几杯散啤，在宿舍内边吃边谈，议论一些学术观点，而且都是在公开场合的聚会讨论。然而，如此公开化的言行，却被北京市国安局内一小撮执法骗子，加上了“秘密”两字，又成了一条罪状。如此构陷，还让不让中国人说话了？在公共场所议论，难道就是扰乱社会秩序罪吗？我们的国家呀，有960万平公里，在哪里说话有罪，在哪里说话没有罪呢？？

由此，对我们亲人的审判，真是黔驴技穷！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北京市国安局内这一小撮骗子手，为了邀功请赏，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践踏《宪法》。更有甚者，穷学生总共才凑了200元钱，以这200块钱的资本，能颠覆国家政权吗？这不是把我们的国家污蔑成纸老虎了吗？除非这个国家的政权，真的虚弱之极，在道义上就是纸老虎，所以才要屡屡用专制的牙齿嘶咬良知者。北京市安全局内的这一小撮败类，为了一顶小小的乌纱帽，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逆行历史，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污蔑我们伟大的祖国，强奸生它养它的母亲。

升官――掌权――权换钱，这是当前腐败分子，总结出的一条早富起来的致富公式，在权钱交易的腐败之外，还有为了升官而产生的“政绩腐败”。于是，出现了泡沫经济，豆腐渣工程和泡沫政绩等等，钻进北京市国安局内的一小撮腐败分子，不盖楼，不修堤，但可以织帽子，织几顶“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大帽子，冷不防扣在谁头上，就是一款“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他们在年度总结报告中，就能写上又破了一个大案、要案，提拔的本钱就有了。

《学会》五个发起人中，四个是党员，至今仍然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拥护党的改革开放，以实际行动参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当然不用防备谁来扣帽子，这种对党忠诚，对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的青年错了吗？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钻进北京市国家局内一小撮腐败分子，在捞取政治资本时，就印证了马克思的话。看他们肮脏到什么程度，在污陷这几个青年时，还在制造极端落伍的雍正时代的文字狱。

找一找《学会》章程和誓言中，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包括断章取义也找不到。安全局作为执法机关公然违反《宪法》，罗织文字狱，在找不到证据的情况下，万般无奈，动用违法的威逼诱供，逼迫“学会”的三人出面做伪证，借这三个人的嘴，证那四个人的罪，这才完成了这项司法上的“豆腐渣工程”，实际是政治上的“豆腐渣工程”。光想立功啦、升官啦、发财啦，可笑的是这场“升官梦”还没有尝到甜滋味，三个做了伪证的人又反了供，最后连个伪证都没有了，还要硬着头皮维持原判，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司法穷光蛋和良知叫化子。

这种罗织构陷的手段之拙劣卑鄙，实在是北京市“安家号”的空前绝后的发明，本应该去申请《吉尼斯大全》，居然拿到法庭上叫卖，还真卖了个好价，见怪不怪，恐怕就是雍正皇帝活着，也会哀叹自己的“文字狱”望尘莫及。秦桧还略知羞耻，说了个“莫须有”，而北京市的“安字号”构陷，连秦桧都不如啦，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在开庭时，被北京市国安局收买的三个证人，都写信给法庭，陈述了当时背景，是被国安局逼出来的，全是伪证。这样一来，公诉人在法庭上出售的那点所谓公诉材料，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标准，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公诉垃圾”，除了回收造纸，还能起点什么作用。可法庭不敢出示证人的翻供材料，不敢让证人当庭做证，不敢让家属旁听，在庄严的国徽下，导演了一出“以垃圾为依据、以权力为准绳”的的肮脏剧，让人边看边摇头，越看越想呕，判了这些热血青年的八至十年的刑，历史将会做出结论，他们所以被判刑，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是因为做的对。

我们的亲人无罪！

我们强烈抗议中共法庭的判决！

我们呼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我们的亲人，直到公正降临的那一天！

徐伟父亲：徐连胜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
靳海科的父亲：靳建国
张宏海的父亲：张瑞庆

2003年11月17日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