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2日訊】這個題目只有我想得出，因為我與小楊一樣熟悉代書板。實實在在的一塊小木板或者小塑料板，與任何意識形態沒有關係，也不涉及一些教學大綱的禁忌，像一切勞動工具一樣，樸實、忠實地為保持圖書的分類學秩序服務。甚麼「空頭文學家」、「虛偽說教家」、「護惡法學家」，都不能利用代書板做甚麼。

記不得甚麼情況下看到了小楊與代書板的感人故事——圖書館服務員楊支柱看到一些大學生不能認真使用代書板，總是一教二勸三批評。瞭解小楊古板性格的朋友不難想見，面對不用或者亂用代書板的大學生，他的批評會怎樣嚴肅、嚴厲。別看小小的代書板，如果讀者都能正確使用，可是大大省卻了圖書服務員大量的排架勞動啊！排架勞動畢竟用不了多少知識，一個有了小學文化程度的正常人，十天半個月就能學得差不離的活兒。現在大學擴招得厲害，大學圖書館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光是借還書就夠忙的，如果讀者隨便取放圖書，上架勞動就更顯繁重。想想吧，讓一個曾經在大學講台上刮刮叫的青年法學講師（如果不發生一些怪事，小楊該是蠻好的法學教授了吧），整天忙於借還書、上架、排架，這是何等地糟蹋、浪費人才！

這個青年真是沒有辜負了他的法學專業。這個甚麼人都敢批評，不論人家人品好壞、關係親疏，也不管人家學問深淺、名聲大小、地位高低，只要認為不妥、不對的，多會直呼其名、直陳異見的楊支柱，這個視事理邏輯為天條的小楊，怎麼能夠容忍對代書板的隨意呢？有時難免批評的聲音高了些，態度激烈了一些，但是，小楊當然不是對某某大學生過不去，以小楊的胸懷，他不可能對普通人的言行太計較，孩子們認真使用代書板，當然對孩子們自己利用圖書館有好處。可是，也不知道有沒有受不得批評的孩子打小報告，更不知道同事們有何反應，小楊卻要在每年一度的旨在約束群眾的「德、能、勤、績」的考核書上，認真說明有關代書板的事情，及有關其他種種種種。這位給他一個院長職務也不是甚麼大舞台的有為青年學者，勤勤懇懇地幹著賴以謀生的工作，我這位中年人看在眼裡，只有心酸只想哭！

為人嗎，有起碼良知、起碼道德的人，不可能計較甚麼不遇而糊弄當下的事情，冰心當年掃廁所夠中南海清潔工水準了，是非、真假、善惡、優劣，不僅是在學問、官場、政治活動中，哪兒都有。有楊支柱這樣的圖書館服務員，圖書館及其所屬大學的規格應當不得了的高了，該是世界超一流了吧？

郭沫若有一句話說得是對的，即辦好了圖書館就是辦好了大學的一半。可是，我們的大學圖書館大多質量低劣，只相當於一般工廠的圖書室狀態，從采編到終端服務，混亂比比皆是，浪費了納稅人和大學生們太多太多，精神氣質上還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的印度。讀《自由從搖籃開始》，我就想：關心法治、政治的楊支柱，何以如此關心中國的教育呢？

人都是首先受其正置身其間的環境影響的。小楊成人後基本上都在學校，近若干年來，又陷身特別便於觀察一個大學品質的圖書館，一個有最多信息刺激的場所，一個連代書板都要認真對待的知識道義人士，怎麼能不非常關注教育呢？看看優秀的道義朋友們，有哪一個不關心教育的呢！即使是一輩子連大學門也無緣進去、常常身陷困厄的朋友，也多比那些大學的書記、校長、主任、教授們更關心教育啊！

我還曾有過進一步的觀點：真正正義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關心孩子們的。我不關心這一觀點是否普遍有效，只是但凡我喜歡的思想家，無不花了大心思到孩子的。在孩子們這裡與在大人們那裏不同，你的愛心、天性、良知，在孩子們那裏能夠有最充分的保留與顯現，即使是性情也變得與狹隘的政治、冷酷的成人社會全然無關，溫厚得很——人與上帝的紐帶是要通過孩子聯繫的，否則父母的愛情紐帶也與一根繩子差不多的！看看例如美國人領養了多少中國的貧孤兒童吧，那是一個充溢著基督氣息的社會！

小楊該是做父親的人了，情愛生活如今依然孤寒著，這是辜負上帝的；我不知道小楊有沒有過戀愛，《自由從搖籃開始》一書壓卷部份的文章表明，小伙子是能夠成為優秀的父親的，有資格戀愛結婚的。

正如《自由從搖籃開始》一書的序言作者所說：小楊的文字，「使我們對待教育問題不敢『抓大』而『放小』」，而「必須『事無鉅細』地都給予關注、給予深入細緻地審視」。小楊「是一個極度認真的人，正因為他的認真，所以他才幫助我們揭出那麼多問題。認真的人，是不容易『對付』的，是不容易『敷衍』的。這種認真，表露的就是他的一顆對中國教育、對育人事業的赤子之心。如果我們『教育』中人，都像楊先生那樣認真，中國教育就有救了。」韓軍序言中誇讚小楊的話，我都能同意。需要補充的是，小楊的關心教育問題（按照秦暉先生的話，教育問題也是中國問題），多著眼於規矩，不僅是法律。打個比方，《自由從搖籃開始》也是小楊對著中國教育揮動的一塊「代書板」。楊東平、肖雪慧、謝泳等等好人那裏，都有對中國教育的全面關注，《自由從搖籃開始》見證了小楊關注中國教育的獨特風格。

朋友們多知道我十分推崇秦暉先生的道義學問。中國是一個人物評價溢美過濫又過於吝嗇苛刻的國度，我是要故意與這兩個極端過不去的。有朋友說我是一個「很講是非的人」，我自己認為自己有還算健康的觀察判斷能力。這裡我要說：我注意到，在青年中間，精神品格上最靠近秦暉的，小楊算一個。但是，小楊有一個突出的優秀品質，是多數老中青好人不具備的，那就是他能夠面對「身邊的是非」挺身而出。不要說「身邊的是非」，多數老中青「大好人」，是只有籠統的、抽像的、宏觀的批判，連媒體披露出來的有大是非、大善惡可計較的事實，也不願意直面，更不願公開發聲、「合作表達」，對這樣的好人我投以「就那麼回事」的目光。

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過去的實踐多淪為諂媚迎合上峰、上面，今天呢？還那麼熱衷於配合「廟堂政治」行嗎？

誰都知道，所謂「從身邊做起、從當下做起」，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乃人之常情，甚至是人之本能，正常人誰不首先關心切身處境呢？但是，在「大共同體本位」的社會，人們哪怕是「挪動一張椅子」，也在本質上牽動到廟堂頂端，這決定了「日常常行」的極其困難、直接危險。由此，一個人對單位有這樣那樣的私下議論，算有了起碼的良知；能公開對單位的「威權」人物說「不」，是有了難得的良知；而能夠堅持與單位領導辯是論非，就是難能可貴了！小楊在B大學遭遇到了不僅限於自己的分房、調房歧視，據理力爭；在Q大學親見了應付國家教育部評估中的滑稽搞笑，撰文揭露，個中甘苦我是有切身體驗的。正如我在單位的抗爭未能成功卻使自己付出一連串代價一樣，小楊最終不得不離開B大學，不得不與我一樣在圖書館從事輕微體力勞動。在這裡，我要向記者張劍荊、曹龍丹表示敬意，感謝他們通過《中國經濟時報》報導小楊的經歷——我特別懂得小楊多麼需要得到這樣的幫助！我並想在這裡呼籲一切道義力量，既然圍繞維護權利的努力並不涉及例如壓B大學領導下台這樣的政治問題，更談不上向執政黨的權力挑戰，就應當以一定方式公開合作以壯聲威，以儘可能避免道義人士因為身孤力單而付出太多本可減小甚至可以免除的代價，以落實發育民間社會的道理。在這裡，我要向虧待小楊們的單位領導表示憤慨，儘管同時我還要向他們能夠給予小楊們基本的謀生保障表示看重——所謂說「人話」，就是方方面面都要樸實兼顧——作為權力者，應當努力彰顯文明而不應當認為只要沒有置人於死地就是文明了；作為老百姓，在努力、抗爭的同時，也應當承認對正直人士不再槍斃、關押，還能給予一份說起來不無苦澀的工作，畢竟是權力運作的有所改善。

如何結束以生存威懾道義人士的權力中心政治，而歸附到權利中心政治，是中國政治文明的急所與重中之重——也就是讓中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有一塊「代書板」。過了這一坎之後，方能談得上真正振興中國的「大教育」——「自由從搖籃開始」。

（《自由從搖籃開始》楊支柱著，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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