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5日訊】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結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壇的鄧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權謀功夫：复出前，他兩度上書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和“擁護英明的華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權力的需要，鄧從否定“兩個凡是”入手，挑戰華國鋒的權力，而否定“兩個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對民怨沸騰的文革進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權。

所以，鄧在推動非毛化的過程中，所用手段卻是典型的毛式權謀，制造出党內高層的兩條路線──“錯誤路線”（文革派）与“正确路線”（反文革派）──之間的斗爭。于是，“四人幫”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起碼也要追問毛用人不當的失察之責，而被打到的老干部們和受迫害的社會名流們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來在党內的資歷、人脈和威望，在社會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無可替代的“人民好總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護過一些人，周自然就成為反四人幫反文革的党內代表。

文革結束之初的中國，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當時的絕大多數百姓，一直把周与鄧視為毛的對手，把鄧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認為鄧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們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澤東之所以一邊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一邊重新啟用鄧小平，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來的權勢擴張。所以，鄧小平縱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貶毛，也是為了利用周在党內和民間的人望，來獲取党內高層（特別是平反了的高官們）和民意的支持。

凡是經歷過多災的1976年和文革剛結束時期的國人，對當時彌漫于全中國的“褒周貶毛”思潮都會有深刻的記憶：文革浩劫之罪責，主要由四人幫及其后台毛澤東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開的正統評价中，毛也屬于“奪權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雖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沒有像毛那樣，有官方籌辦的百万人盛大追悼會，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澤東紀念堂，但是，百姓們自發的“十里長街送總理”，全國性的自發哀悼，以悼念周恩來的名義發起的“四五運動”，不僅表達了更真實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稱之為盛況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門廣場正中的毛澤東亡靈感到不安。文革結束后，不僅“四五運動”得到了正名，而且對周的贊美也達到了最高潮，甚至連周生前喜歡的歌曲“洪湖水”都成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彌漫于全國的“褒周貶毛”思潮，其產生的遠因是黑箱制度下關于毛、周不和的种种傳聞，近因是“四五運動”發端于對周的悼念和關于周、鄧之間的繼承關系的傳聞，而最為直接的原因則是鄧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說，周的身后哀榮与鄧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關。為了鞏固自身權力而推動非毛化的鄧小平，必然要利用自發的褒周貶毛思潮。雖然，鄧不可能公開支持褒周貶毛，但在中國的制度下，對于一种全國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統治層的默認就等于縱容。如果“褒周貶毛”輿論對鄧不利，以鄧當時的權力而言，他想遏制，實在易如反掌。但鄧非但沒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濫。特別是，在“四五運動”時期，來自天安門廣場的一种傳聞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全國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鄧之間有一种親密的繼承關系，鄧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鄧被視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親密關系的可信度。

發動改革的鄧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動物，在個人權力還不穩定之時，一切政治言行皆以獲取更大權力為目的。鄧對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開評价則是另一回事。鄧复出后對毛、周的態度，既沒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個人的遭遇和愛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鄧本人的實用主義哲學，即基于個人權力和政權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鄧既要否定文革和兩個凡是，在思想解放運動時期縱容了褒周貶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一方面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遺產，另一方面壓制民間對中共執政史和文革真相的歷史清算。也就是說，對鄧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決于鄧在高層權爭的位置變化，當華國鋒等“毛派”被逐出政壇而鄧執掌了最高權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經達到，鄧也就自然不再縱容褒周貶毛的思潮，先是鎮壓了民間非毛化的核心運動──西單民主牆，繼而用中共中央決議的方式為毛蓋棺論定──七分功績而三分錯誤。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貶毛的聲音也逐漸消失。

在此意義上，作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來對中共政權的最大貢獻，就是將自己的工具价值發揮到極致：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后，周皆是沒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是毛澤東弄權的工具，使毛澤東時代的極權罪惡，發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極；死后的人民好總理周恩來是鄧小平弄權的工具，使聰明的鄧小平開創了跛足改革時代，其机會主義統治策略中延續至今。由此可見，毛、鄧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權謀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獨裁制度的歷史上，周恩來本人則把伴君如伴虎的為官術，發展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峰。 (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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