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編者按﹕這是大陸新民周刊記者胡展奮走訪湘鄂贛血吸蟲疫區後寫下的長篇報告﹐轉載自新世紀網站。多年以前﹐中共當局聲稱已經“送瘟神”﹐消滅了血吸蟲病。可是﹐記者筆下觸目驚心的事實卻再一次告訴人們﹕這又是一個彌天大謊。
天，放亮了。當田鼠、野兔、家犬和耕牛都挺著大肚子，晃蕩著腹水從我們的觀察哨前蹣跚而過時，我們就知道這個地方的“血防”垮了——
獸猶如此，人何以堪。
血吸虫，一個濕漉漉的夜行性噩夢，當我們議論它“回潮”，詫异它“死灰复燃”時，它笑了：它根本就沒有被消滅過。
在湘鄂贛疫區，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它只是被偉大的詩歌消滅過。一如當年一首民歌就可以使我們的糧食畝產万斤一樣，它也只是被兩首最杰出的詩“送走”了而已。
“瘟神”，從來就沒有离開過湘、鄂、贛大地。當我們匆匆宣布全國300多個流行縣中141個達到完全消滅血吸虫標准，122個達到基本消滅標准，因而“中央血防領導小組”也從上海北撤時，“瘟神”笑了。
它不但繼續威脅著“1億人口”，而且把“基層血防”——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標志性机构”也送走了……
國家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長肖東樓于2003年9月28日坦承：中國血吸虫疫區釘螺明顯擴散，新疫區不斷增加并向城市蔓延，血防形勢“异常嚴峻”。
疫情如熾，“千村薜荔人遺矢”的場景還會重現嗎
所謂“八百里洞庭疫水包圍沿湖四百万生靈”的報道，并非危言聳听。
14年前的1989年，我曾經赴疫區采訪，14年后重返疫區，發現疫情不但依然“如熾”，而且連五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農村公共衛生體系也基本崩潰。
一份資料顯示，湖南省現有血吸虫病人21万人，占全國血吸虫病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洞庭湖區現在光病畜就有5万頭，有螺面積3915万公頃，占全國現有釘螺分布面積的52%。且泥沙淤積，洲土不斷擴大，每年有螺分布面積還以60万公頃至90万公頃的速度增長。
湖南益陽市是血吸虫疫情最嚴重的地方之一，7個縣中有5個是災區，全市500多万人中，120万曾經或者正在遭受血吸虫病的折磨，其下屬的沅江地區地處洞庭湖中心地帶，現有血吸虫病人4万，晚期血吸虫病人(簡稱“晚血病人”)1400余人，屬于疫區“大戶”，走進沿湖村落，家家都有吃藥的。
陪同我的血防干部說，說人的悲慘故事我都乏了，還是看看動物多悲慘吧。
9月24日天剛亮的時候，我們在沅江市漉湖葦場3號觀察點用望遠鏡觀察洲灘沼地邊活動的動物。
兩只野犬的奔跑姿勢已經走樣，像“軟腳蟹”一樣，它們的背部瘦得凹陷了下去，像一根鐵軌，肋骨歷歷可數，肚子大而且晃蕩，几乎触及草皮，乍一看還以為是超常怀孕的母犬，葦場的已經感染了血吸虫的漁民顧有財說，那是晚期腹水，我們叫“晚血狗子”，活不了多久了。
來自安徽的顧有財，身后跟著3個“血孩子”，依次為10歲、8歲、7歲，和顧有財一樣，個個面黃肌瘦，都是今年高溫期間沾水感染的，“政府要我們別下水，他們給吃的？沒辦法，不下去撈魚，一家五口吃什么？”他說，我老婆也感染了，躺在船上起不來。湖蕩里，像我們這樣全家感染的外鄉漁民有几百戶！
一群大肚子的“晚血”溝鼠在沾滿露水的草叢里懶洋洋地逡巡，肢體柴瘠，目光散亂，動作蹣跚，完全喪失了鼠類應有的敏捷和狡黠，甚至見人吆喝也不躲。
最令人不忍的是“晚血”耕牛，勞作了一輩子，現在也“肚子大了”，兩肋瘦成了真正的牛排，肚子卻脹得像個熱气球，肉眼就可以看到它的肚子上青筋暴綻，晃蕩著走不多遠就躺在沼地上喘息，兩眼絕望地望著人們。
同村的早就鼓動主人宰了它，主人不忍，遂成了這樣的牛骷髏。
益陽市血防辦副主任楊解庭說，所有的哺乳動物都可以受到血吸虫病的攻擊，部分動物有自愈能力。有陽性釘螺存在的水域都是疫水，現在差不多整個洞庭湖都是濃稠的疫水了。洞庭湖區，由于不可能完全擺脫疫水環境，血吸虫病的重复感染率可以高達47%以上，所以，染病的也不一定非下水不可，疫水濺到你身上或是滴到你身上，尾蚴就閃電般上身，那時間只要10秒，濕地草叢間的露水也是疫水，鼠、狗、兔、羊、牛、豬以及狐狸、黃鼠狼、獾子都喜歡在草叢間磨蹭，哪有不得病的道理。
控制血吸虫病傳播的一個重要鏈節就是糞便管理，我們現在連人糞管理都十分困難，哪里還管得上獸類的遺矢？于是獸類的遺矢也大量污染水源，一頭病牛的一次病原傳播可以抵得上100個病人，八百里洞庭湖四周有無數的野物出沒，你管誰去……
至于外鄉漁民，流動性強，沒有戶籍，只要你想想我們現有的百万病人大軍，你就知道我們實在無力顧及他們了。
9月26日，我們渡過長江，重返14年前到過的荊州地區，尋訪當年的采訪對象，全國勞動模范，血防專家胡國富。
民謠說，全國疫區數湖北，湖北疫區數荊州，荊州疫區數岑河。岑河是一個大鎮，歷史上一直是全國著名的重疫區，國家血防攻關項目始終在這里進行，聯合國血防專家戴維斯也一直在此蹲點，胡國富當年就是岑河血防站站長，血防戰線一干就是40年。
彼此見面的第一句話几乎是异口同聲：血吸虫為什么越滅越多？
胡國富的回答令人大吃一惊：大家都諱莫如深的原因就是——基層血防“隊伍打散了”。
至少湘鄂贛三省的基層血防專業人員多年來沒領過一份象樣的工資了，比如我，党員干部，獻身血防40年，全國勞模，退休了，沒有一分錢退休金，你不信？我這里還有一個全國勞模汶守德，和我一樣一直是國家財政供養人員，你當年也采訪過，現在退休了也沒有一分錢退休工資，如今擺一個煙紙攤過活。
什么“越滅越多”？根本就沒人去滅它了，還不越活越滋潤。
在國人的心目中，恐怖的血吸虫病早已成為歷史，所以近來報道血吸虫肆虐狀況時，往往使用了“卷土重來”、“瘟神再現”一類的措辭，這實在是一种誤導，事實上，血吸虫病從來就沒被消滅過，所以也談不上卷土重來，而造成誤解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毛澤東當年寫的兩首《送瘟神》詩。你有沒有注意到，毛澤東為之“夜不能寐”并且遙望南窗，欣然命筆的其實是江西余江縣，那地方當時确實消滅了血吸虫病，但那只是一個“點”，而不是一個“面”。遺憾的是，多年以來，我們只顧万口傳誦，不求甚解，給人們造成全國都已消滅血吸虫病的錯覺。
客觀地說，解放以來，血吸虫病的确有過几次被遏制的時期，那就是大躍進時期、70年代中期、80年代末期。但“遏制”和“消滅”是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血防史上，歷來有“滅螺派”和“救人派”之分，前者“治本”，后者“治標”，治本當然令人熱血沸騰，豪情万丈，毛澤東就是治本派，要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偉人气派。
問題是，釘螺是一种生物，一种“很腐敗”的貝類，非常熱衷干那事，一對釘螺一年半以后居然可以繁衍出25万只后代，這么一來，就像你要消滅螞蟻、消滅蚯蚓一樣，几百万畝甚至全國几億畝的河湖港汊、洲灘沼澤、荒圩濕地，哪有徹底消滅它們的可能？
治標的“救人派”，主張把有限的財力用來救病人，保存農村生產力，把血吸虫遏制到一定范圍內即可，但這几年血防形勢突變，社會轉型期，血防干部自己都活不了啦，還不先救自己嗎。照此下去，“千村薜荔人遺矢”的悲劇沒有理由不重現，“40年了”，他說，“我們這些專門‘送瘟神的’，沒把瘟神送走，自己倒被 ‘送走’了”。
我說的是大實話。你們搞調查的，應該自己下鄉走走，以事實來服人。
胡國富的妻子倪文英原是血防站護士，和胡國富一樣在血防站工作了40年，退休了同樣分文工資沒有，幸虧當年在職時買了保險，否則老兩口吃一口飯都成問題了。
“光榮的血丐”現在必須自謀生路
湖北有兩件天大的事，水利和血防。每屆省政府班子，上任首先得過問這兩件事。
“應該說，新中國建立以來的血防成就還是很大的”，下鄉前，荊州市沙市區血防辦張順金主任對我說，如果沒有這樣大規模的遏制，我敢說血吸虫可以把我們這些地區都給吞了，問題是，血防屬于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關鍵一環，國家應該有可觀的投入，湖北的血防形勢一向是，國家大投入，螺情大遏制；國家少投入，螺情大反彈。道理很簡單，如今沒有人會從事毫無報酬的工作，只除了岑河鎮血防站也許是個例外。
張主任屬于區縣一級的血防辦，地方財政還撥給工資，每月800元，區縣以下的就都沒有了，可是工作都要下面做的，他說，我們現在都“不好意思”下去，就是下去也難以調動下面從事無報酬的工作。
岑河在荊州市的東郊，現有的血防站建筑還是當年胡國富任站長時發動職工集資蓋的，那是血防史上最好的年頭。
遠遠望去，當年的全國勞模汶守德正表情木訥地練著攤，攤前蒼蠅飛舞，污水橫流，同行的告訴我，他每天的營業額不滿15元，我不忍心去招呼他，便徑直走進了血防站。
這也許是荊州地區極少數還苦苦死守著的血防站了，現有職工32名(含9名退休職工、1名癌症病休職工)，原來的工資標准，站長以下到職工，800元到500元不等，自1996開始只拿15%的工資，2002年開始，就分文沒有了。
高溫天气，“血防紅旗單位”內沒有一台空調。沒有X光机，沒有台式B超，沒有手術床，二樓病房內倒有几個病人躺著，“晚血”。肚子大得像墳包，肚臍爆得像菜頭。
他們居然還到你們這樣的地方看病？我問副站長楊繼新。
他們也只能到我們這樣的地方來看病，站長李順湘接口說，窮啊。我們收費標准低啊。全鎮總人口46000多人，血吸虫病人倒有4000多人，如果吃中藥，那就几乎家家戶戶有藥罐。
國家以前收治血吸虫病人不都是免費的嗎？我說。
早就收費了，都10多年了，李站長說，前些年，“晚血”病人還可免費，現在“晚血”病人也收費了，當然，對特困的晚血病人，政策上還有補貼，但那是撒胡椒面，“大頭”還得自己出。
他為我算了一筆細賬，一個慢性血吸虫病人一年的最低治療費用是200元(不含生活費、營養費)，一個晚血病人一年的最低費用是5000元(不含生活費、營養費)。
2002年，岑河鎮的慢性血吸虫病人為治療總計花了79.6万元；晚血病人為治療總計花了32.5万元。老百姓一年就是100多万的支出，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所謂“因病致貧”，一個富裕之家(我們這里的標准是3万元即可稱富)只要有一個“晚血”，就完了。
千万別以為這些治療費都進了我們的口袋，我們這里只有最窮的甚至沒有支付能力的農民才光顧，有點辦法的都去了省市醫院，所以我們現在為謀生計，什么病都收治，老爛腳，癩疥瘡都收，這樣的“創收”，每人每月還能平攤到300元(退休員工不計)，僅夠“不死”。人們稱我們為“光榮的血丐”。
事實上，我們血防站的人員都感染了血吸虫病，真成了血丐，李站長說，“上面有人說過，疫區的干部，不感染血吸虫，就不是好干部！”
這樣的隊伍，沒解散已經是奇跡，陪同的沙市區血防辦副主任趙昌炎說，有沒有可能和血吸虫作戰，你們自己看。
按原先的建制，你們下面還有“滅螺隊”，現在怎么了？
全部潰散了。按原來政策，滅螺隊員從農民中遴選，不脫產，每個村民小組負擔一名，每年付給他報酬1500元左右，每村有5-8個滅螺隊員，這模式全國都一樣。職責：查螺滅螺、防護宣傳、疫情監測、是最前線最骨干的血防力量，后來說要減輕農民負擔，全撤了。沒有了他們，我們就喪失了基本力量，20余人要在 15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查螺滅螺本身是個神話，更何況我們現在首先要糊口，所以，全部放棄了。
“全部放棄”的意思，是不是在廣大的農村，“血防”已經不設防了？
是的。湘鄂贛的村一級單位，你給我去找一個像樣的滅螺隊來。
國家每年不是還給你們下撥3吨滅螺藥嗎？
3吨藥只夠滅螺40畝，而岑河的釘螺面積近7000畝，撒味精“味屁”都沒有。我們只能把藥撒在鎮周圍，不讓它們攻進來。
那……為什么還不解散？
第一，解散了，連現在的“創收平台”也沒有了，老話說還沒有“見尸”；第二，等著有朝一日，興許國家又會想到我們了，再次起用我們。第三，興許有社會力量關注血防，發起一個善舉，捐一架彩色B超給我們。這第四嘛……我們至今還不愿意相信，血防真完了？任憑這里濃稠的疫水爛到下游，爛到江蘇、上海去？
早就有人勸我們去北京上海要飯，說那里要飯的也有千儿八百，這是侮辱我們，搞血防的，不成功便成仁！楚雖三戶，滅秦必楚。
這只是“光榮的血丐”，等待反攻，悲壯而已。胡國富說，岑河鎮剛解放時除了“陽湖崗”一地外，基本沒有釘螺，屬于湖沼地形，后來大興水利，變成了水网地帶，“水利修得好，釘螺到處跑”，遂成燎原之勢，一遇排灌季節，疫水就通溝連渠，串塘過田，搞得陽性釘螺“螺天螺地”，人們越病越窮，越窮越病，“晚血” 的，家家家徒四壁。
我們考察了“晚血”病人張克勤、范后香的家，前者消化道大出血，后者高度腹水。
張家果然只有牆了，全家四口，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床是沒有的，稻草鋪地，蓋的是爛棉絮，不似漁网胜漁网，肝腹水肝硬化是用藥的無底洞，所有可以變錢的都變錢了。
范家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奄奄待斃的病人，家里几乎沒有活物，沒有一只家禽家畜。“為什么不養一只雞鴨？”我問，可以揀一些蛋，補充營養。
人食都沒了。哪有雞食。丈夫童元柱回答。他也是血吸虫病患者。
“聞听三國事，每欲到荊州。”同行的說，這樣的場景不知何故會令人想起三國袁術敗亡時斷糧乞食的對話——袁：“可有蜜水？”答：止有血水，安有蜜水？
一旁的趙昌炎副主任說，還是看看一個已經“見尸”了的血防站吧。那里的血防戰士也在“硬拖”著。
那叫觀音垱。也是一個鎮。疫區人口5万。
觀音垱血防站徹底解體了。支部書記兼站長王玉華已經完全不上班，是被趙昌炎臨時叫來的，“誰知道他在家里鬼混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活的”。
王玉華圓鼓鼓的手慢吞吞地打開鏽鎖，推上閘刀，接通電源，為自己辯護似地囁嚅著：我們全散了，湖南湖北鄉鎮一級的(血防)基本癱瘓了，又不是我一家散了，我怕啥。
3000平方米的血防站樓高3層，1992年竣工，大堂里的一幅壁畫《黃果樹瀑布》還能依稀顯示當年開業時的盛況。
所有的房間都空空蕩蕩，走廊里，到處是爛紗布，破藥瓶，舊病案，秋風不識字，亂翻病歷卡，一派大潰退的景象。
“我有什么辦法”，王玉華胖嘟嘟的臉上擠滿了無奈，指指一排排的空房，“老百姓的家還沒有來得及‘鬼唱歌’，我這里已經夜夜‘鬼唱歌’了。”
沒有一分工資，大家要走，我拽也拽不住。什么堅守崗位？你不給人薪水，說話就沒有底气。原有編制16人，現在只剩我和統計員兩人算是留守，今年1月到9 月，我們倆總共只拿了360元，“我想把它給賣了”，王玉華指指屋頂，滿不在乎的模樣像是一個農民要賣他的牲口，“用了10年了，還有五成色吧，賣它個 30來万再說，還債。”
關了一年了。上面每年給我一吨藥，我就撒撒附近的水面吧，他補充說，副站長張如福自己開門診了；一個護士到廣西打工去了；一名女醫生改行，到藥厂去搞包裝了；另有一醫一護去了318國道邊開血防門診……就剩我了，轉業軍人，沒有一技之長，沒有任何收入，現在靠老婆養活，再看它一年，還這樣厚顏無恥靠人養，明年就走人了，我不能老吃軟飯。
觀音垱的疫情怎么樣。我問。
還能怎么樣，一對釘螺一年半以后就是25万只，觀音垱原來就有無數的釘螺，現在怕是要計划生育了。
“衛生部實行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周’報告和零報告制度以來，你們怎么執行？”
填數字呀。數字出干部啊。滅螺隊全部解散多年了，上面那些干部早就習慣“估報”、虛報了。這，還不是公開秘密？走，有机會還是看看螺去吧。
天下最令人頭皮發麻的事大概就是查看釘螺了：河灘上，蘆葦邊，扒開一塊草皮或者輕掀一片濕漉漉的瓦片，下面立刻是魚鱗一樣排列，麥粒一般大小的釘螺方陣，黃褐色，蠕動著。要是富于聯想，你應該想到血汪汪，血汪汪。
忽然想起岑河血防站的介紹，他們都是在查螺時感染的，不由糝得腿肚子陣陣轉筋。
余江沒有螺情，血防之路何在
我們把“余江紅旗”放在最后，并不是刻意要為文章增加亮色，而是它的确是一道亮色，一個例證。
江西是血吸虫病重疫區，共有37個縣(市、區)3274個行政村流行此疫，尤以波陽湖沿岸8縣為甚，截至8月底，全國實行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周”報告和零報告制度以來的一個月，确診江西“急感病人”90名，“急感”疫情主要集中在波陽、余干兩縣，占全省報告病例數的四分之三。
但是余江縣卻依然安如磐石。
1958年5月，余江人民經過艱苦努力，在全國率先實現以縣為單位消滅血吸虫病的偉大創舉，在血防線上樹起第一面紅旗，毛澤東為此寫下了著名詩篇《送瘟神》，余江至今已連續鞏固血防成果45年。
從南昌到余江縣3個多小時的高速公路路程，縣血防辦主任鄭錄春說好了在新落成的“送瘟神紀念館”前的廣場等我。
國家投入不投入到底不一樣，新落成的“紀念館”高聳而堂皇，三個大展廳，大會堂一樣高敞。鄭主任說，它始建于80年代，當時國家撥款40余万，這次重修，又撥了200万。
我們的血防辦就在樓內，他說，大概是世界上條件最好的血防辦了，在職職工16人，人均月工資900元，所有的退休員工都有養老金保障，上面說了，再餓不能餓孩子，再窮不能窮血防，因此我們的“人頭費”和辦公經費每年都确保30余万，再加上省“血地辦”每年下撥的5万元專項經費，大家的确干勁十足，沒有后顧之懮，穩定了一支能征善戰的血防隊伍，以至于1958年6月30日在《人民日報》報道余江縣消滅血吸虫病的新華社記者劉光輝，時隔40年再訪余江，走遍了余江大地后，得出了一個結論：血防戰線的“第一面紅旗”的确沒倒。
和無數的記者類似，我也帶著怀疑的眼光來到余江，來到著名的蘭田畈，一心想挖個釘螺回去。
如果說，當年余江縣是全國首先消滅血吸虫紅旗，那么，蘭田畈就是余江縣最先消滅血吸虫的先鋒。
下午的蘭田畈非常安謐，一看就沒有“釘螺村”所固有的那股子“戾气”，村民在水邊活動，就像人們在海濱浴場徜徉。
記者見多了，村民對生人的態度非常和藹自然，71歲的姜炎万老漢，曾經是“晚血”病人，巨脾切除，他說：“1958年前我們村民都有血吸虫病，當時我才26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毛主席派醫療隊來到我們村，免費為我打針、送藥，我這條命是毛主席給的！”
血吸虫是怎樣滅的？我問。
當年，工作組帶領全村開展轟轟烈烈的滅釘螺運動，有藥物滅螺，五錄酚鈉，也有工程滅螺，填舊渠，挖新渠，除草滅螺，大家去河邊、田里撿釘螺，撿得越多越上表揚，苦干了几年才把釘螺全滅了。
那現在呢？
現在徹底沒有了，上面每年都要來查釘螺，查得可緊了，像查通緝犯一樣。
“血防在湖北是天大的事，螺情在余江是天塌的事！”鄭錄春接著姜老漢的話說，1973年“好不容易”在白塔河查到一只，縣委立刻連夜召開常委會分析研究，發動干部、群眾3万多人，堤上堤下趴著，沿河“爬梳”查螺39公里，直到查清螺情才罷休。這里是絕對不允許有螺的。
信不信由你，我們這里有的鄉鎮全年都懸賞收螺，每只釘螺懸賞30元。作假不但倍罰而且從此不為人們所容，因為你褻瀆了余江最神圣的事。
余江的奇跡令專家欣喜，也令專家懮慮。
因為奇跡總是個案，而個案并不一定具備普遍推廣的可能性。
全國血吸虫病咨詢委員會委員、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長徐興建教授認為，余江的奇跡正好說明對公共衛生體系的強化，必須要有政府的投入，今年春夏 “非典流行”，中央財政一個月內四次下達對地方的非典防治專項補助經費，累計補助資金總額4.4億元，立刻就控制了局面。
而血防呢，從其机构的設置變遷，就可以看出它地位的微妙變化，“中央血防領導小組”成立于1955年，至1986年撤消，這個時期是中國血吸虫病控制最穩定的時期。
從這以后，國家對血防有所放松，疫情也就逐年反彈。
“領導小組”撤消后，“血防這一攤”就歸入國家衛生部“地病局”、再降而歸入疾控司寄生虫處……中央的財政投入也就逐年減少，90年代開始，每年對全國血防的撥款也就2000万元。絕大多數的血防資金必須由疫區所在省份自籌。缺口是多少呢？且以湖北省為例(湘鄂贛三省中血防投入最大的)。
湖北省副省長劉友帆在2003年9月29日全省水利血防工作會議上透露：全省每年血防需要投入8000万元至1億元，但實際只自籌了2500万元左右。
缺口也實在太大了。但于湖北而言，“已經好累”了。
湖北另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公共衛生專家說，血防目前的窘境，實際上還凸現了“市場失效”的危机。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過于相信市場經濟的“活力”，過于相信它的杠杆作用，沒有充分認識到，血防是一項特殊的公共衛生事業，說白了就是“燒錢的公益”，而且還不是辦報的“燒錢”、网站的“燒錢”，期望“燒錢”之后很快會有收益，對血防投入的收益將是間接的，長線的，將以廣大農村逐步恢复生產力、廣大疫區恢复社會穩定從而促進地區經濟繁榮發展作為深厚回報，政府根本不能期望目前的血防體制能夠“自己造血”、先養活自己，再“兼顧性”地遏止血吸虫病的蔓延，也不能期望農民自己來買藥殺螺，血防的确有自己體系的醫療机构，如各地的血防醫院、血防站，然而一旦把他們推向市場，就等于把血防推向了不作為、推向了“不設防”，目前基層血防的不作為已經驗證了這一點。
一些專家認為，余江對全國的貢獻、對血防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但同時，他們得到的 “傾斜”也是明顯的，國家重視、省里重視、縣里更重視，“再窮不能窮血防”。我們一些地方顯然就做不到這點，“再窮就是窮血防”。血防沒產出、沒效益、沒政績，搞好了是應該的，搞砸了就是“砍旗”，年輕干部避之不及。
再從滅螺條件看，余江也具有不容否認的地理環境优勢。
中國消滅血吸虫之難，難在各种因素互為惡果。首先長江、洞庭湖、鄱陽湖就是血吸虫最大的“孵房”，廣袤浩瀚的沙洲圩灘蘆葦蕩里日夜孳生著恒河沙數般的釘螺、尾蚴，在現有條件下想根除它們，“門都沒有”，而且几乎永遠沒有這個可能性。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談所有農田內的滅螺，我們姑且假定長江兩岸、洞庭湖沿岸、鄱陽湖沿岸的千万畝良田都已經徹底消滅了血吸虫。但是，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大旱之年你開不開閘？只要開閘引水，進來的就是長江、就是洞庭湖、鄱陽湖那浩浩蕩蕩的疫水。
更何況還有長江和洞庭湖、鄱陽湖的洪澇災害。湘鄂贛三省血防45年來周而复始的噩夢就是：無數已經除滅了釘螺的“紅旗田”、“紅旗圩”，只要長江和“二湖”一咆哮，一場“通溝連渠，串塘過田”的“大疫水”就把人們多年修成的正果毀得干干淨淨。
因此，“徹底滅螺”近年來為學界不取，也許只有胡國富的含著眼淚的玩笑才能滅螺：哪一天釘螺被證實是天然的“偉哥”，釘螺的末日才到了。
故而智者止于“遏螺”。
余江的自然條件又不一樣了，地處鄱陽湖上游，而且是丘陵向平原的過渡地帶，沒有太多的河湖港汊，不受鄱陽湖疫水倒灌的影響，唯一的水源就是水量充沛的白塔河，而且是先經余江，再赴鄱陽湖，只要全體人民努力，“畢其功于一役”不但可能，而且已經鞏固了45年。
所以，“奇跡”至今還是一個光輝的個案。
正如國家衛生部疾病控制与預防司一位官員日前對記者所言：“血防工作從總體上看，不容樂觀，它將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
那么，人虫情仇何時了。
突破口已經有了，那就是我們的攻略思路完全轉向，由螺本體轉向人本體，通過疫苗研制完胜血吸虫。
但是，在血吸虫疫苗正式用于人體之前，我們的血防將注定像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西緒福斯”所從事的悲劇性勞作，將神給予的巨石推至山頂，墜而复始，乃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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