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2日訊】戈爾巴喬夫在《往事与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也就是說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同蘇聯老百姓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認為“蘇聯共產党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是一句謊言。

前蘇共的宣示与中國共產党奉為座右銘的“三個代表”中的第三個代表“中國共產党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几乎一字不差。由此可見，“三個代表”并非中共的專利，而是拾蘇共的牙慧，仰蘇共的余唾，續演蘇共的老把戲。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譯本縮編本《往事与隨想》第一版中的這段話，在再版時不見了，在全譯本中也沒有。著作被刪節并不是希拉里克林頓獨享的待遇，戈爾巴喬夫也在劫難逃。

中國共產党党的制度和治國模式都是蘇共的翻版，蘇共所犯下的一切錯誤、惡行，中共都原封不動地重犯了一遍，并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在本質上就是蘇共操縱的共產國際嫁接在中國封建專制土壤上的一個畸形怪胎。前蘇聯崩潰后，中共所要全力避免的就是重蹈复轍。但是中共這趟共產主義末班車負重下行的大趨勢并沒有改變。改革開放在經濟上緩解了中共，在政治上削弱了中共；改革開放從來都是中共被民眾的強大訴求拉著走，所謂“与時俱進”就是中共被迫的極不情愿的寫照。

世界上沒有兩片一樣的樹葉，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特色，這是不言而喻的。中共所宣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与社會主義都毫不相干，“中國特色”就是維持極少數人的封建特權，“特色”即“特權”，它是極權的產物，又要靠極權來維持，殘暴的極權鎮壓，正是中共思想失敗的表現。六四以后，中國社會最能獨立思考的那部分人已經同共產党徹底決裂。極權主義使國家异化、政權异化、政治异化、文化异化；極權制度的慣性壓制社會多樣性的任何表現，使社會喪失自我發展的動力，當權者喪失對國家未來的責任感。今天的中共，再沒有一個党的領導人具備理論家的素養，他們放棄了戰略思考和長遠規化，理論的支柱徹底崩塌。他們對社會生活中積累的深刻矛盾避而不談，甚至沒有進行過全面分析。他們永遠不能說真話，因為党的歷史就是一部被掩蓋的謊言史，他們永遠不能面對現實真誠交流，只能把謊言當作党的智慧，滿足于助手寫的不倫不類的東西，踐踏應根据可信的理論來領導國家的責任。

三個代表就是异化的產物。它秉承了“蘇聯老大哥”的謬誤，邏輯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文理不通。

党要代表人民党不是人民選舉的，党要代表人民党不是人民授權的，党非要代表人民、強行代表人民，極權專制下人民無可奈何，但那是強奸民意。文化是多元共存的，以地域分，以時間計，所謂“中國共產党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而中國共產党的党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沒落的文化，党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產党聲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產党放權松綁的地方生產力才能發展，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突破党國禁錮的過程。三個代表說的都是反話，是中國共產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又一次反串表演。

一個理論的提出要有很強的邏輯性，要有自身不可抗拒的內在規律。三個代表不成理論，三個代表是對權力的壟斷、對真理的壟斷；它剝奪了人民的表達權，壓制了人民的思想權，三個代表不是理論而是權術和騙術。中國共產党是一個沒有公德、公信、公正的党。它不許其它党派的存在，堅持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它口稱立党為公，實際立党為權；它口稱執政為民，實際執政為利。十三年來，共產党的所有政策法規、社會分配机制都向權勢集團傾斜，對其聲稱所代表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弱勢群體進行瘋狂的經濟打劫和政治壓迫。三個代表不是“新世紀的政治宣言”，确是新世紀的政治謊言。三個代表塞進党章，六千万党員沒有多少人關心；三個代表塞進憲法，這就成了一幕只有在獨裁國家才會出現的荒唐鬧劇，不僅會使億万國人所蒙羞，也將為后人所恥笑。

感謝戈爾巴喬夫戳穿了共產党的彌天大謊。事實證明，蘇共垮台時，其聲稱所代表的最廣大的人民沒有出來保衛它，而是在蘇共腐敗的身軀上平添了一鍬新土。盡管共產党掌握了一切資源，但喪失了人民的支持就喪失了最主要的資源。歷史的戲劇性誰也無法預料，但是，歷史的大趨勢是可以預料的，因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愿以一幅民間對聯告別“三個代表”：

僵尸有運憑代表，野鬼無魂剝畫皮。

源自《議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