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整日充斥我們兩耳的是些什么樣的聲音？那些所謂的大人們，一邊拿著既得利益（丰厚的薪金，各种各樣名目繁多的灰色好處——我們稱之為福利），一邊高喊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邊又大模大樣明目張膽地干著行賄受賄嫖娼豪賭的勾當，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還會是什么？這不是欺騙還會是什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好，“三個代表”也好，“加強和改進”作風建設也好，說的已經好听得不能再好听高尚得不能再高尚，然而實際效果如何呢？實踐已經證明，并還將繼續證明，空喊大話、官話、假話、套話、漂亮話、逢迎話是沒有任何用處的，除了給歷史給后人增添一點笑話的談資之外，不可能再有別的什么東西！

“有歌唱的權力的，往往并非夜鶯，而是喜鵲。有寫作的權力的，往往并非大師，而是御用文人。人們被迫听最難听的歌聲，被迫讀最難讀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鵲也就成了我們心目中的夜鶯。”當我讀到余杰這樣年輕、漂亮、剛勁、有力的話語時，一种難言的喜悅和激動油然而生。我看到七十年代人正在大踏步地開始覺醒，開始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言說。我欣喜地看到七十年代人的一股嶄新的力量，正在騰騰升起，蒸蒸日上。從他們這一代人身上，我看到了少年中國的朝气，看到了中華民族在沉沉暗夜中的一絲亮光，看到了中華文明透過几千年的漫長隧道而露出的一點希望！余杰說：“90年代的文壇，智慧而优雅的作家們輕松地描繪著豪華飯店里洋酒的色調和咖啡的香味。小女人顧影自怜，撫摸自己的玉體，名其曰‘女性寫作’；老先生反芻記憶，嘮叨陳年往事，名其曰‘怀舊’。一群號稱‘新現實主義’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艱難’的旗號。他們也看到了底層的艱難，但他們教育底層：要接受現實、要忍耐、要挺住、要擠出微笑來，面包總會有的。他們認為，上層的底層更艱難：厂長、書記、鄉鎮長們不容易，官場爭斗難道不艱難？走后門，請客送禮難道不艱難？帶領群眾發展經濟難道不艱難？好心的劉醒龍、談歌安慰奴隸們說：‘奴隸主管理奴隸庄園也是嘔心瀝血呀！’當代文學走到這一步的時候，當代文學便喪失了它自身的悲劇性，而走向全盤的徹頭徹尾的卑鄙無恥。”今日，我們需要的不是洋酒、咖啡和美女，我們迫切需要的是真實的言說，自由的言說！那些說謊的人，是卑鄙可恥的；那些壓制別人說話的人更卑鄙可恥；自己不敢自由地言說而又千方百計地不讓別人自由地言說的人更加更加的卑鄙可恥！

黃葦町在《蘇共亡党十年祭》中給我們真實地道出了蘇共統治的真相：“列宁強調党的思想統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斯大林則把‘思想統一’引申到不允許党員對党的具體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人民公仆’蛻變為‘人民的主人’……蘇共在當時還使用了殘酷的體罰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親友，造成無數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會气氛……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后，‘療養食堂’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這類待遇還只限于少數高級領導人范圍，差別也不懸殊，還屬于比較正常的情況。但后來隨著党政机關的不斷擴大，配給面越來越寬，標准也越來越高。當高層和中層領導干部与人民群眾相比享有越來越多的各种福利時，‘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也必然隨之強化，搞到后來，蘇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蛻變為特權，并向社會其他階層保密，這就意味著党和國家的管理机關，開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開來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穩定干部上’。一個是穩定權力，不斷頒布各种條例、規定。這些條例、規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無關，而是為了使官僚階層日益膨脹的利益要求，進一步固定化、規范化、制度化，使他們感恩戴德，成為當時領導集團的堅定擁護者。另一個就是穩定隊伍，盡量提拔一些親信，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赶赫魯曉夫下台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 ‘愛護干部’的領袖在台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上下之間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卻与群眾越來越疏遠的‘共同體’。”蘇共的真相今日已經大白于天下，說說別人是容易的，做旁觀者是容易的是清醒的，那么說到自己呢？我們誰有勇气說出自己的真相呢？蘇共高壓時期，他們依然產生了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樣令世界驕傲的文學巨人，依然產生了《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這樣令人蕩气回腸的世界經典名著。我們呢？我們除了一窮二白的一無所有之外，還有什么？令人感到震惊和恥辱的是，我們竟然為我們的一窮二白和一無所有大唱頌歌贊歌，沾沾自喜，感覺良好！我們的人民已經麻木不仁，這是情由可原，因為我們的人民接受的教育普遍還很低；我們的知識分子也已經麻木不仁，這是不可原諒的，因為知識分子應該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精神先驅和向導！

然而，我們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可挽回地全軍覆沒了，正如摩羅講的那樣，“盲目症、恐懼症、工具欲一直是深蘊于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精神基因，上世紀后期和本世紀初期那几代知識分子，積極從异質文明中開拓新的精神資源，以巨大的精神勞動努力培植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他們受盡先驅者所不可避免的精神折磨，將靈魂深處的古老病症壓抑得輕微一些，他們為后代留下了一點雖然薄弱卻極為可貴的積累。本世紀中后期的這几代人卻在內外交困中讓盲目症、恐懼症、工具欲惡性膨脹起來，將前輩几代人的積累一擲而光。外因當指生存環境的過分嚴酷，內因則是指知識分子自身的价值空缺与道德虛怯。他們的精神悲劇与中國文化悲劇是互為因果、互為表里的。”能說出這樣的話，能有這种恥辱體驗，已經是覺醒的表現。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更多更強的說出真話說出常識的聲音，需要更多更強的覺醒者！

余杰們的“鐵屋中的吶喊”，讓我體會到整個七十年代人的覺醒的聲音，讓我們加入到這時代的吶喊聲中去，自覺地承擔起自己應有的那份責任。把一切壓抑人、折磨人、摧殘人、消磨人的把人變成非人的“話語霸權”﹐“權力霸權”統統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去，還我們一個人的世界，還我們一個真話純洁的世界！我們不需要很多，我們可以沒有富裕，沒有高貴，沒有勢力，沒有安宁，但我們絕不能沒有做人的權力，絕不能沒有說出真話的權力。我們不想自己過非人的生活，也不想讓我們上輩的非人生活在我們這一代延續，更不想讓這种非人的生活在我們的下一代身上重演。

我們需要來一場暴風雨，把地上一切的污穢、肮臟沖洗干淨！天不下雨，我下雨；天不開路，我開路！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是七十年代人最大最迫切最純真的聲音，也是所有的炎黃子孫們最大最迫切最純真的聲音！

轉自關天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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