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至聖先師」，孔子也。「至聖」二字，首見於《中庸》。《中庸》乃孔子之孫，子思(名伋)，為宏揚其祖孔子之聖德而作。至宋朝朱熹，將此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
《中庸右第三十章》：「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貊」音「莫」。「蠻貊」古時北方的一個種族名)
中國自漢朝以來，皆尊奉孔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西元739年)，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加諡為「元聖文宣王」。祥符五年，(西元1012年)，改諡「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西元1307年)，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西元1530年)，題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清世祖順治二年，(西元1645年)，定諡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到順治十四年，(西元1657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故「至聖」二字，為孔子諡號也。(「諡」音是。古時人死後，根據其生時之行為事蹟，為之立號，有勸善彰德之用)。
距今約兩千七百餘年前，是中國歷史上的東周時期，亦是所謂的春秋戰國時代。孔子的先世，是春秋時代宋國貴族的一支，只因宋國內亂，才遷至魯，(「宋」，今河南省商丘縣，「魯」今山東省曲阜地方。「阜」音「父」)。
孔子的父親名叔梁紇(音合)，曾在魯國從軍，立下戰功，當了小官。他的元配施氏，連生九胎千金，卻無一子。後來，叔梁紇續納一妾，雖生一男，卻足有殘疾，又天性愚鈍。孔父望子心切，年六十餘，又納一小妾顏氏，盼能生得貴子。
一日夜裡，顏氏夢見天神駕著祥雲，喃喃語道：「禱尼丘得貴子，繼襄周而素王，擇空桑為產地。」顏氏自夢中驚醒，半信半疑。次日，她即與叔梁紇，前往附近之尼丘山，在那祈禱，請得貴子。不久，顏氏果真有了身孕，隨即遷出前後植滿桑樹之故宅，搬至雜樹叢生之南山。(「素王」有王者之道，而無王者之位者)。
魯襄公二十二年夏曆八月，(西元前551年)，魯國昌平鄉一帶，(今山東省曲阜附近)，烈日當空，久旱不雨，只曬得山崩地裂，樹枯草黃。到了八月二十七日正午，忽地烏雲密布，疾風驟起，雷電交加，傾盆大雨自天而降，南山附近一處雜樹遮蔽之山洞內，傳出新生嬰兒之哭聲，叔梁紇終於得了一子。
此子天庭飽滿，頭部中間低，四週高，頗似尼丘山之形狀，故孔父為他取名叫「丘」，又因孔丘在兒子中排行第二，故取「字」為「仲尼」。
孔子三歲喪父，家道中落。但他智慧過人，胸懷大志。從小就喜歡到大廟去玩。他對大廟中，奉行周朝之各種典章制度，文化知識，都仔細察記，若有不懂之處，則隨時向人請教。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由於孔子發奮讀書，勤勉好學，當他十七歲時，即以「知禮」而聞名。(「大」音「太」。「大廟」，天子祖廟之稱)。
孔子曾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意思是：「在只有十戶人住的地方，必定有與我一樣忠信的人，但是都比不上我這麼好學」。
孔子曾跟郯子學習古代的官制。向老子學習禮儀與制度。隨萇弘學音樂，跟師襄學彈琴。孔子的好學精神，使他幾乎無所不學，也無一定的老師。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由於他的虛心求教，很快的，孔子成為一位博學多才的人。(「郯」音「談」。「萇」音「腸」)。
孔子年青時，做了魯國的委吏，主管倉廩，負責驗收百姓繳來的租穀，然後存放入倉庫。後調任司職吏，擔任牧場監督餵牛羊的工作，亦做過喪事的吹鼓手。由於他曾任委吏，所以很能瞭解百姓之痛苦，奠定他經世濟民的偉大抱負。《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們稱他為「長人」，覺得他與眾人不相同。
春秋時代，東周王室衰弱，王畿狹小，經濟窮困。諸侯之聲勢駕臨其上，周天子形同傀儡。他們分裂割據，彼此爭鬥，造成國家社會，禮崩樂壞。君王不似君王，臣子不似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孔子眼見天下紛亂，一心想要推行「仁政」，以「禮與樂」來教化百姓，匡時救弊，整治亂世。
孔子居魯期間，曾想振興魯國，卻遭致失敗，於是他轉而周遊列國，帶了學生，乘坐牛車，風塵僕僕地四處奔波，宣揚他的政治理想。
孔子曾到「周、齊、衛、曹、陳、蔡、宋、葉、楚」等國，四處遊說，盼望能遇到英明之君主，接受他的政治主張。然而十四年間，飽受「嘲諷、輕蔑、包圍、驚嚇、斷糧、飢餓、受困」等災難。
有一次，孔子到了鄭國，(今河南省新鄭縣)，與弟子們走散了。於是他一個人站在外城的東門等候。鄭國有人對孔子的學生子貢說：「東門旁站了一個人，他的額頭像堯，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產，然而從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狼狽得像隻喪家之犬」。子貢把話轉告孔子，孔子很同意的說：「這個人形容我的相貌，倒無關緊要，至於說我像一隻喪家之犬，真是一點不錯呀！」。孔子歷經顛沛流離之苦，終於無功而返。
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孔子回到魯國時，已是六十八歲的老人了。他被尊為國老，魯國君臣經常向他請教為政的道理。孔子的學生如：仲弓、子游、子夏，紛紛出來做官，依照孔子的政治理想去實施。
這時孔子集中精力，整理舊有的古籍。他著手刪訂「詩、書、禮、樂、易」並將魯國史官所記之《春秋》加以刪修，編成中國第一部紀年體的史書，作為教材，合稱「六經」。孔子的門生約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
魯哀公十六年，(西元前479年)，有一天，孔子對子貢說：「我昨夜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坐在兩根柱子中間，受人祭拜，我怕就要死了」。過了七天，四月己丑日，孔子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三歲。魯國人到墓旁定居的，有一百多家，因此稱該處為「孔里」。魯國世代相傳，每年定時至孔子墓前祭拜。後來，又將孔子住屋改成「孔廟」，收藏孔子生前用過的衣冠、琴、車、書籍等物，供人瞻仰，歷時二千五百餘年而不衰。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可說是對教育的建樹。教育是他心愛的職業，政治是他的抱負，改善社會(淑世)是他的理想。他曾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孔子以為，人與人之間的本性相差不遠，但是，受教育的程度，與生活環境有異，才使人的差距增大。
孔子三十歲左右，首開私人興學之風氣，他是以私人身份，擔任教師的第一人。孔子首倡「有教無類」的作法。他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只要肯送上十條乾肉做學費的人，不問其出身是貧富貴賤，智愚，賢或不肖，一律可以當孔子的學生。這對在專制時代，受教育是貴族的權力的限制，是種前所未有的創見，廣開了平等受教之大門。
除了「有教無類」，孔子並依照學生之才智，性格，資質，來「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孔子對教育的看法，是將學生教養成一個真正的人。所以他首重「行為道德的教育」。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
孔子以為，一個人如果能將「孝敬父母，友愛兄弟，謹慎且誠信地處世，以仁愛忠恕待人」，這些德行都做好了，還有剩餘的時間，才學「詩、書、禮、樂」與「典章制度」。所以教育的順序是「先進德，然後修業，再出來為國家社會服務」。
孔子對學習的看法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論語‧學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泰伯》)。「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音愧)，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論語‧子罕》)。「不憤，不啟。不悱(音匪)，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等等。
所以「學習」之後一定要複習，始可達到「溫故知新」之效果，學的人才會覺得有成就，有快樂。然而「學習」與「思考」必須並重，不可偏廢。否則光學習而不思考，會造成迷惘，茫然無所得。而光思考而不學習，有時會想錯，就會危疑不定。所以孔子勉勵人要加強學習新知，同時不要忘記舊學。
孔子藉用積土成山，填平窪地為比喻，說明為學的成與敗，操諸在己，宜持之以恆，往前努力不懈。他認為「教與學」是雙向的，是互動的。學生要自動自發，配合教師的啟導，才能達到「教與學」的效果，事半而功倍，所以孔子說：「學生要是想求通而未通，做老師的才去啟示他。學生要是想說又說不出來，做老師的才去開導他。如果學生不能舉一反三，就不再教導他了」。
孔子說：「從前的人求學問，是為了充實自己。現在的人求學問，是為了讓別人知道自己，才去學習」。此外，孔子還說：當學生接受教導時，「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才是真知呀！」
至於孔子對「孝道」的看法，行諸數千年後，依然擲地有聲，經得起考驗。「子游問孝。子曰：今孝者，是謂能養(音樣)，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音四)，先生饌(音撰)，曾(音憎)是以為孝乎？」「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等。(均見《論語‧為政篇》)
孔子認為：「孝」除了應做到口體之奉養，更應盡到內心的「虔敬」。否則，不以恭敬之心來奉養父母，那麼，與飼養犬馬又有何區別呢？其次，孝親要「臉色和悅」，要曲意順從父母的旨意。否則，僅代父母做些操勞的服務，僅做到口體之奉養是不夠的，又怎麼能稱得上是孝呢？此外，子女對父母在世時之奉養，與死後葬與祭之事，都應合乎禮制。而做子女的人，應該保重身體，免得使父母擔憂，也是「孝」的一種。由此可知，實踐孝道，是各有不同的層次的。
但敬事父母，並不是盲從的。孔子說：「事父母，幾(音機)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意思是，事奉父母，遇到父母有過失時，要低聲委婉地勸說，見父母並不接納勸告時，做子女的態度還是要恭敬，不可違抗。雖是為此操心憂慮，但對父母不生怨恨。此外，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方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等。(均見《論語‧里仁》)
至於怎樣才能為師呢？孔子認為，為人師者應：「博學於文，約文以禮」，(《論語‧雍也》)。為師者能博學於典籍，循守禮法，就不會背離正道，「以身作則」為學生榜樣，學生才能「尊師重道」。此外，必須要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論語‧雍也》)，然後要「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由此可知，為師者，必須不斷進修學習新知，又不忘溫習舊學，始能不斷成長進步，教導學生時，才能「教學相長」，不至「誤人子弟」，達到「春風化雨」的目的。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種項目教導學生。(《論語‧述而》)。他認為，學習與修養的層次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凡能遵守道德的規範，不離開仁愛、忠信、孝悌、禮讓的宗旨，然後再涵泳於「六藝」的學習。因此，唐朝的古文學家韓愈，在他寫的文章《師說》裡，就認為：「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達聖賢之道，為教師的首項要務。其次才是傳授知識，解除學生的疑惑。
孔子平常總是衣冠整齊而合宜。他態度和藹中帶著嚴肅，有威儀卻不兇猛，舉止恭敬而安祥。「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生活簡樸，視不義之富與貴如浮雲。「
他舉止進退合乎禮節，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他對於不合於禮的事不看、不聽、不說、不動。孔子喜好音樂，「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論語‧述而》)。常與人一起唱歌。別人若唱得好，他一定請人再唱一遍，自己仔細體會之後，再跟著別人一起唱。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孔子不談：「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他認為一個人如果「剛健正直，果敢堅忍，性情質樸，口才遲鈍」，都是近於仁德之人。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他對於那些專門說著逢迎動聽的話，裝著和顏悅色的人，認為都是虛假不仁之人。
真正的「仁」，孔子認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凡事「自己能立了，也要使人能立。自己能達了，也要使人能達」，是能為他人著想的。凡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自己不喜歡的，也不應該加到別人的身上」。遇到逆境與困苦時，真正的「仁」者，是不會改變一己的志節的。假如能夠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老年人得到奉養，朋友之間相互信賴，少年人能得到撫育關懷」，那就是達到孔子的志願了。
孔子積極的人生觀，可從他所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出來。(《論語‧述而》)。子曰：「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彫(音凋)也」。子曰：「知(同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均見《論語‧子罕》)。由於孔子對政治、社會、倫理、教育、文學方面的真知灼見，與其天生悲天憫人的胸懷，孔子才能在春秋時代混亂的局勢中，以「不憂、不懼、不惑」的態度，面對現實，來表現「大智、大仁、大勇」的積極濟世的人生態度。
孔子死後，他的弟子與再傳弟子，將孔子與學生及當時的人，有關「做人、求學、為政、施政、文學」等言論，與相互應對的話記錄下來，是一本語錄體的散文集，共有二十篇，四百九十八章，叫做《論語》。《論語》的言辭簡潔精練，內容博大精深，風格溫柔敦厚，充滿睿智先見。
後來的人，從研讀《論語》這部書中，能夠超越時空的限制，瞭解到孔子博大恢宏的思想與胸襟，與其卓越的智慧與人格，以及人生應有之修養與責任，進而形成一套「經世濟用」的儒家學說，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人格、思想，都產生了極長遠的影響。
孔子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將他的思想見解，流傳數千年之久。自天子王侯，以至學者百姓，凡是研究中國「六經」的人，都以孔子的話，作為最高的衡斷標準，孔子維繫世道人心的豐功偉業，使中華民族的道統，賴以不墮，真可謂是最聖明的人了。
所以，後世尊稱孔子為「至聖先師」。他的言行，可作為千秋萬世教師的模範，因此，又稱孔子為「萬世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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