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0日】 最近，中國司法對死囚採用了一些人道措施，比如推廣注射取代槍斃執刑、准許死囚臨刑前與家屬見面等，這些人道執刑的措施，比起血淋淋的腦袋開花的行刑方式無疑是一種進步。不過，這些表面的改革，改變了中國司法的黑暗實質嗎？沒有！

這是因為，中國司法的不獨立，使得它從來就不是一個公正執法的權力機構。其次，中國司法缺乏一個有效的監督機制，使得它成為一個濫權的執法機構，是個王下之王。再有，執法人員整體素質低劣，使得本來就有限的司法公正難以貫徹執行。如此算來，中國司法，既是一個被侮辱的受害者，也是個流氓成性的惡棍。在很大程度上，它本身就是個犯罪機器。

有鑑於此，中國的司法是名副其實的黨法，而不是民法。因此，中國司法在改革上，存在著民間與政府南轅北轍的呼聲。民間要求的司法改革，是要求黨、法分立，要求廢除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及要求公正的判決。而政府倡導的司法改革，是“中國特色的司法改革” ，在堅持“一府兩院制下，司法機關在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的前提下，進一步明確權力機關與司法機關的職權劃分。”（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陳國慶訪談錄）問題是，共產黨政府對人大擁有絕對的控制權，這個人大，對政府根本沒有約束力，對司法機構的監督權力也虛有其表，司法機關“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倒不如說是“由共產黨產生、對共產黨負責、受共產黨監督”。

司法，這個沒有尊嚴，沒有約束力的機構，從中共建國以來，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談起中國司法，無人不是“叫司法太憤怒”。就說建國第一年，全國鎮壓地主富農，各大軍區公布的槍斃人數約200萬，目的是為了打掉地主威風（1950年《新華月報》建國一周年特刊以及薄一波1952年寫的《新中國的經濟成就》）。又例如，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所劃的55萬右派中，除少數真右派外，絕大多數或者說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錯劃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如果說這些都是歷史的錯誤，那麼，如何看待這種“歷史的錯誤”還在中國延伸？現在沒有鎮反了，但現在有“鎮法”（法輪功），現在沒有反右了，但有反顛覆，比反右的罪名更大，更重。被鎮壓的顛覆者，無非都是有意無意地探求民主改革道路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些新右派，有新青年學會四君子、網絡異議人或言論不慎者如：黃琦、郭青海、蔣識華、齊炎晨 、遲守珠、李紅民………，這個月在獄中度過23歲生日的不鏽鋼老鼠劉荻，其祖母是個被平反的老右派，如今又看著同樣的歷史在孫女身上蔓延，三代人54年中國，共同承受相同的災難，情何以堪！祖孫兩人不同的待遇是，入室搜查劉荻的罪證時，警察出示了搜查證，這是文明執法的進步。但另一方面，劉荻被抓時警察沒有拘捕證，事發一二個月也不通知家人。劉祖母當年被抓還有個通知，現在倒是連最基本的執法手續都免了，抓你沒商量。王炳章、楊建利案就更不像話了，綁架、密拘，一年半載都不讓家人知道，開庭還是關著門來審判。司法改革，真是萬變不離其宗，除了弄些噱頭、搞些不影響案件實質的“人道”花招，中國的司法界並沒有實質的改變。

在中國，一條不成文的真理是：靠司法公正，不如靠關係保護，靠關係保護不如靠金錢魔力，什麼都靠不住時，就靠運氣了。細數中國的官場、商場的風流人物，鋃鐺入獄或被送鬼門關的，都是失去保護網的倒霉鬼，從成克傑到慕綏新，從李紀周到賴昌興，從楊斌到周正毅，無一不是官商勾結的範例。

三中全會馬上就要在北京召開了，這無疑又是走投無路的市民上京請願的大日子，據說數千個拆遷戶將要雲集北京，直接向黨中央示威請願。這些人被新興地主圈走了地，拆掉了房子，又得不到法院的公正裁決和保護，只得用死來抗爭。前不久才發生過拆遷戶在天安門廣場自焚和跳水的事件，“親民”新政府不是沒看到，但有作為嗎？他們對逼遷事件的沉默，就是對逼遷施暴者的認同。這次即將爆發的大規模請願示威，很可能又是以“顛覆罪”收場，然後法院會再次將他們逼遷，遷入不見天日的大監房。

中國司法真的“人性化”了嗎？是人性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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