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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7日訊】与國際社會眾說紛紜的樂觀預測相反，筆者認為十六大以后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執掌政權，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局勢不可能有方向性的改變。原因有二：

第一，制度的力量遠遠大于個人力量。從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与知識三類精英的聯盟已經形成，并且對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三個代表”与“七一講話”只不過是為這种強勢集團“俘獲國家”的社會格局正名，并開辟一條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從江澤民手里接過這一權力接力棒，都得依靠現在已經形成的統治基礎，都得容忍強勢集團通過擠壓平民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這一點只要平心靜气想想朱容基總理上任之初，舉世對他的熱切期望以及現在的深切失望就了然于心。

第二，中國的危局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領導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臨的問題卻比前任要嚴重得多。現在的所謂“政治穩定”，主要是依靠几种并不明智的方略維持：1、剜肉補瘡式的羅掘資源。最明顯地莫過于嚴重透支生態環境；將股市辦成了一個大賭場圈錢；近乎瘋狂地發行國債。中國的全部國家債務（外債、國債、債轉股坏帳、社會保障基金缺口，銀行坏帳，股市坏帳、基層財政赤字）是12.8万億，相當于每年GDP的140％。而全部國家資產（外匯儲備、國有資產帳面淨值、自然資源、技術性衍生工具、通貸膨脹稅即印鈔票所得稅）總价值不過9万億元。如果不是源源涌入中國的外資替代了中國外逃的資本在支持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的金融危机早就爆發。2、從“八九”民運之后，借助現代文明國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將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組織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而使中國民眾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法形成有組織的對抗力量。比如在政治上借助一些極不光彩的手段，在統治者內部利用抓貪污腐敗等把柄控制官員。采取了新的意識形態戰略，加強對公共領域的極權控制，用“收買”与“打壓”兩手抓的策略消彌知識精英的反抗意識，清洗不合作的知識精英，從而成功地在短期內維護了所謂“社會穩定”。

但任何社會的穩定，都离不開三种支撐力量：1、生態環境是一個民族的生存底座。這個底座堅實与否，決定了一個國家与民族的生存狀態；2、社會道德是社會整合的一种重要力量，构成社會整合的文化親和力，在日常生活中起著比法律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它提供了起碼的判斷是非標准，規范著人們的行為准則。3、政治整合力，亦即法律与制度的約束力量。

中國的生存底座已經岌岌可危，威脅人類的所有污染种類，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體廢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迅速侵蝕著中國的肌體，沙漠化面積現在已占整個國土面積的38％，對礦物資源的掠奪式開采導致一种極其矛盾的現象出現：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為發達國家的2～4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為產品。整個社會道德秩序的破坏也達到空前未有的嚴重狀態，其源頭可以追溯至政府。地方基層政權行為更是已經徹底流氓化，与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政府与國民的暴力傾向几乎同步發展。現在中國僅僅只剩下一种整合力量，即共產党政府的政治暴力。一些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花費巨大投入的“消防設施”如輿論控制、政治高壓、由防暴警察与國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統”能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過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來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廂情愿的想法，因為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當中，顯然不會產生可以解決甚至緩和上述問題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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