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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2日訊】“我愛伊拉克，轟炸德克薩斯”，這是十月份華盛頓反戰示威中的一個標語。911之後，在美國鏟除塔列班政權之前、目前可能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的時候，西方國家舉行了多起反戰示威，而且很多知識份子相當狂熱地投入﹕美國有7,000位“知名人士”在報上連署了一個整版的反戰公開信；120個加拿大“名人”也聯合發表宣言說，對薩達姆開戰是“不道德”的，使用武力打擊伊拉克的任何軍事目標都是“不可思議”的。美國知名的極左派、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喬姆斯基則在全美37個主要城市逐個組織“不要以我們的名義（開戰）”的反戰集會。
這些反戰者的理由是否有道理？是否有理性？為什麼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自由土地上，會出現像阿拉伯世界那種狂熱的反美、反西方者？
反戰者的主要口號是“反對一切戰爭”，自視為“和平主義者”。熱愛和平沒有錯，但人類的歷史已無數次證明，和平並不是用反對一切戰爭而獲得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清楚地展示，在必要時不使用軍事手段，和平根本無法獲得。這裡的關鍵是，戰爭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把這兩者完全不分，或故意混淆，不僅維護不了和平，結果往往是幫助了暴君，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災難。
從常識和基本邏輯來說，“和平主義者”要反戰，那麼他們應該首先反對最早的發動戰爭者，而不是抵抗者。在二戰時，要反的應該是希特勒，而不是英美反抗者；在冷戰中，要反的應該是向全世界擴張的共產蘇聯，而不是遏阻共產主義的美國和北約；今天，要反的是屠殺了三千多平民的伊斯蘭原教旨者和製造大眾毀滅性武器的薩達姆政權，而不是致力反恐、要解除伊拉克武裝的美國。
但這些反戰者的行為，說輕了，是本末倒置、是非不清；說重了，是故意混淆黑白，以“和平”的名義，默許、縱容和幫助薩達姆等威脅世界和平的獨裁者。
反戰者另一個理由是，戰爭會傷害平民，他們自視為“人道主義者”。但正義戰爭導致的平民傷亡，和非正義戰爭有意屠殺平民，兩者性質完全不同，更不可混淆。在二戰中、在十年前的海灣戰爭中、在不久前的阿富汗戰爭中，都有一定的平民傷亡，但這是人類為反抗邪惡不得已而付出的代價，它和納粹、東條英機們，以及薩達姆、塔列班們有意殺害平民的本質完全不同。今天美國要使用軍事手段解除薩達姆的武裝，可能要付出一些平民傷亡的代價，但如果不這樣做，伊拉克的平民在薩達姆的統治下，將付出（一直在付出）更多、更大的傷亡，且不說巴格達政權研制核武和生化武器會威脅美國、以及全球更多平民的生命。
伊拉克異議作家、現在美國波士頓Brandeis大學擔任教授的馬基亞（Kanan Makiya）寫過幾本有關伊拉克的書，其中《殘酷和沉默》（Cruelty and Silence）和《恐懼共和國》（Republic of Fear）最為知名。在《殘酷和沉默》中，這位伊拉克出生的作家見證了薩達姆．侯賽因使用生化武器毒死了他全家的慘劇。薩達姆在1988年使用毒氣，殺害了五千多伊拉克平民，其中包括馬基亞的家人。他在書中寫道﹕“當我來到靠近我們家房子的小河邊，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母親，她的嘴還咬著河床的沙子。所有我們家的成員都跑向河邊，因為我曾告訴他們，水可以對付化學毒氣。當他們跑到河裡的時候，多數都窒息或昏厥，倒在河裡淹死了。我把母親的身體翻過來，她已死了。我想親吻她，但我知道，這樣做化學毒劑就會傳染上我……我繼續沿著河邊走，發現了我的九歲女兒，擁抱著她的嬸嬸，她們都被毒死在河邊。後來我又發現另外一個侄女的尸體。……我來到家裡的房子，在二、三百平尺的院子裡，我看到我們家庭的十多具尸體，我的孩子，我的兄弟，我的父親，我的侄女和外甥……我的兄弟和我妻子的鼻子和嘴都冒出了血……我家裡的25個成員都這樣被毒死了……我非常痛苦，流了無數的眼淚，最後眼淚都哭乾了。我們沒有能力再感覺任何事情了。”
我不知道那些舉行示威的“反戰者”是否讀過馬基亞的書，是否曾想過伊拉克在薩達姆統治下每天發生的“平民傷亡”。他們如果不是在用雙重標準，就是故意混淆概念。
在可以自由獲得信息的西方，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簡單分析說，主要有這樣四個原因﹕
第一，無知，缺乏基本邏輯能力。美國好萊塢歷來是反戰大本營之一。很多明星是知名的反戰者。但這些明星經常鬧出常識性的笑話。例如目前好萊塢最狂熱反戰的是女星芭波拉．史翠姍（Barbara Streisand），這位明星寫給國會的抗議信，竟把薩達姆說成是“伊朗領導人”，一個連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人，卻“正義凜然”地指責國會決議；而且她的信還被指出許多英文拼寫錯誤，成為晚間電視脫口秀的笑料。
歌星麥當娜的前夫辛．潘（Sean Penn）是出名的浪蕩公子；當年和麥當娜結婚時，面對媒體拍照的飛機，他在沙灘上堆出罵人髒話﹕“F— You！”但這次在伊拉克問題上他卻“嚴肅”起來，不僅發表強烈反戰言論，還跑到巴格達去做秀，慰問那裡醫院的兒童，成為“反戰”主力。
當年狂熱反越戰的好萊塢明星簡．芳達，曾在河內頭戴越軍鋼盔、使用越共高射砲，模擬對空中美國飛機射擊，進行反美宣傳。最近兩名美國作家出版了《支持和慰問﹕簡．芳達在越南》（Aid and Comfort: Jane Fonda in Vietnam）的專著，揭示這位最近和她的極左丈夫、CNN總裁泰特．特納分居的女星當年反美擁共的細節。簡．芳達後來為她的愚蠢行為向美國人民道了歉，但她至今仍是左派反戰大合唱中的一員。
第二，從意識形態和書本理論出發，不面對現實。西方的反戰者並不都是史翠姍和辛潘這樣只會演電影、做假戲，沒什麼知識的人。上面提到那些美國、加拿大簽名信的人，幾乎都是大學教授等知識人，那麼面對人類的邪惡，他們的頭腦哪裡去了？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他研究西方左派的專著《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中對此解釋說，因為他們總是從意識形態出發，不是面對現實，不以“人”為中心。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生活在學院和書齋中，常有理論脫離實踐的幼稚病。他們從理論出發，把美國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極權社會）進行烏托邦式的“美化”，這些學者中很少有人真正在共產國家、在阿拉伯極權國家長期生活過，他們對那個世界沒有切身的體會和瞭解，全憑著意識形態的想像來美化那裡的人文環境，包括那裡的統治者；於此同時誇大、渲染他們所居住的美國等西方社會的缺點和不足。例如薩特當年曾在巴黎歌頌斯大林，泰南（Kenneth Tynan，英國戲劇家）在海德公園組織過支持卡斯特羅的集會，獲諾貝爾文學獎多次提名的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則把美國反恐嘲笑為“沉醉於國家性自戀”。
但也有左派知識份子，他們早期有烏托邦幻想，但接觸到真實後，他們揚棄了脫離現實的理論。《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奧維爾就是這樣。這位以這兩本經典小說揭示了極權世界本質的思想家，原來也是一個的左派，他在西班牙內戰時前往支持共和軍，但在那裡的經驗，和他原來信仰的理論發生了沖突。奧維爾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服從現實經驗（真實），而放棄了曾信仰的理論，並最終用文字為共產主義掘墓。
前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Jan Wong）早年曾狂熱地信仰毛澤東的革命，為此放棄西方生活，到北京去學中文，親身體驗社會主義。但在紅色中國生活多年的真實生活經驗，使她的烏托邦幻想破滅，於是她在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承認了自己當年狂熱相信的只是一個神話和謊言。
現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教授的知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也是這樣，他曾撰文說，早期他相信毛的共產主義，但去中國之後，在那裡的經驗和親身體會，使他發現了真實，成為美國學者裡對中共極權統治勇敢的批評者之一。
第三，狂熱，缺乏理性。知識份子多為讀書人，按理說應該比平常人更多一些理性，更少一些情緒化的狂熱。但西方左派和反戰者的表現則恰恰相反。在反戰游行中，人們更多看到的是意識形態式的狂熱。911後美國的每次民意調查，支持軍事打擊伊拉克的都佔50％以上，說明多數美國人支持對伊拉克採取強勢政策。但在美國卻沒有什么支持對伊動武的游行示威；而是那些反戰者，動不動就上街，舉行充滿情緒化的游行。他們（以及反經濟全球化示威）的那種狂熱勁兒，頗有法國大革命中的群氓，中國文革中的紅衛兵那種要翻身、要造反，要砸爛秩序的暴力勁頭。狂熱、缺乏理性者本質上不是知識份子，無論他有多少文化。難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說，“狂熱是知識份子墮落或絕種的結果。”
第四，鑽言論自由的空子，仇恨美國。美國反戰最狂熱者是喬姆斯基，他在越戰時就宣稱，越南是最民主的國家，美國最糟糕。這次911恐怖襲擊之後，喬姆斯基又寫了一本書，把這一切歸罪於美國，其調子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者幾乎一樣。越戰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了，喬姆斯基從沒改變對美國的攻擊，總是把美國描繪成世界上最可怕的國家。但喬姆斯基卻絕不離開這個他認為“最糟糕”的國家，到他認為“最民主的”越南或其他地方。這說明在他心裡，到底哪好哪壞，他是清清楚楚的。他就是要鑽美國言論自由的空子，來渲泄反美、仇恨美國的情緒；那些舉著“我愛伊拉克，轟炸德克薩斯”標語牌的反戰示威者，都是喬姆斯基式的仇恨美國者灌輸出來的“小喬”而已。
冷戰結束後，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中說，共產主義失敗後，自由主義已打敗天下無敵手，歷史已終結。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結尾都是悲觀的，可能就是因為他預測到人性的弱點和左派狂熱的後果。西方左派的這種狂熱勁頭和發展勢力，不僅驗證著“歷史遠沒有終結”，而且自由的敵人絕不僅在西方之外，更在西方社會的內部。正如美國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以自己一生從激進的左派、到激烈地批評左派的經驗所總結的那樣，“西方左派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
（載《開放》2003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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