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大紀元1月20日訊】看了汗青先生《合肥學運暴露中國大學生什么心態偏差》以后，很佩服汗青先生能將歪理說得如此振振有辭，文章末尾還搬出“法律”來對合肥大學生進行審判，顯出了大學生們整體的渺小無理与汗青先生具有“現代法治”觀念的“偉大”。

汗青先生的文章有意忽視了三個立論的邏輯前提。

一是他說新聞記者因為要搶時間發新聞，不可能在第一時間進行大量的調查后再發稿。這是因為他或許沒當過記者，或許當過但忽視了記者的職業倫理之第一要素就是講求事實的准确。連事實都沒弄清，發什么新聞？如果汗青先生是沒做過記者，可以對他不懂記者行業的基本道德表示理解；如果是后者，請汗青先生還是先了解一下記者的行規（當然不是中國媒體服從党的需要可以任意制造謊言那种“党的喉舌”行規）。

二是他似乎有意沒記住當時大學生們找過媒體領導，要求對消息進行更正，而“有關方面”不理睬學生們的要求這一事實；

三是他似乎有意沒記住中國是一個沒有新聞自由与言論自由的國家，社會各階層都沒有任何由政府“恩准”的“合法”利益訴求管道，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農民沒有自己的農會，學生沒有自己的學生會。如有之，那也是党的机构的延伸，任何時候都是看党的臉色行事的，代表不了這些群體的利益。在這种情況下，中國任何公眾，如果遇到冤屈無法伸的時候，除了寄希望于党和政府之外，沒有別的選擇。而可惜的是，党与政府常常讓中國公眾失望。

任何社會的政治都可以概括為三种形式：圓桌政治、街頭政治和黑夜政治。中國現階段沒有議會式的圓桌政治，任何一個群體要進行抗爭，也不能“合法”地采用集會游行這种“街頭政治”，因為“六四”以后，任何集會都成為不合法的。即使有某一社會群體敢于冒“法”而抗爭，那也很容易被法院以“破坏社會治安”“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繩之于“法”，例子很多，遠的有“六四”，近的有中國東北遼陽工人領袖姚福信等人，無一不是中國政府以“法律”的名義進行嚴厲懲治。在利益訴求管道被中國政府有意堵塞的前提下，中國公眾唯一的表達方式就是“黑夜政治”，即采用犯罪的形式爭取自己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多年以來刑事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

汗青先生有意在此“搗漿糊”，輕輕放過了記者的錯失不予置評，反而聲色俱厲地認為要對大學生“破坏交通”進行嚴懲，這一邏輯正好与共產党政府現在的政治邏輯一樣：每逢有報道社會陰暗面的文章，受懲的不是制造社會陰暗的貪官污吏，而是揭露貪官污吏的記者，因為是他們“暴露”了社會陰暗面，破坏了社會穩定。就在近几天，這一政治邏輯又在中國得到了最好的實踐：中國南方大量民工在多方向政府申訴，討要血汗工資沒有著落的情況下，不得已聚在一起集會。而此時公安部門立即表現了高效率，將民工以“破坏社會治安罪”進行懲治。不過与汗青先生不一樣的是，《南方都市報》等報紙沒有再在處于弱勢狀態狀態的民工身上插一刀，而是對民工們進行了道義聲援。

即以汗青先生自己以為抓住“要害”并大張撻伐的大學生“天之驕子”心態，筆者以為也失之偏頗。筆者是七十年代末進入大學的大學生，那時社會确實視大學生為“天之驕子”，但時過境遷，現在的大學生們經過十多年拼博，全家節衣縮食供其上學，畢業后連就業都困難，這是有大量數据可以為證的事實。中國在校大學生們，不少人對前途惶恐，在畢業前的一年內就飲食難安，不知自己能不能找到一個飯碗，哪里還有什么“天之驕子”心態？

筆者不否認合肥學運有大學生的心態起作用，但那不是天之驕子心態，而是對社會現實嚴重不滿的心態。前一向北京有學生為了伙食問題鬧事，原因也在于此。風起于青萍之末，我們經歷過80年代學運的人，難道會忘了83年學運開始的原因也只是區區食堂的伙食問題？汗青先生筆鋒如刀，可惜那刀鋒所向不是地方，砍的是要求申張正義的弱者，而不是制造了無數社會不公与黑暗的中國政府。

原題為﹕合肥學運暴露的是中國社會利益訴求管道的阻塞 @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