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9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圓明採訪報導）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刑事審判中，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超過85%。官方稱，中國已經進入輕罪時代。而民間則認為，中共刑事打擊面擴大，進入泛刑化時期。

在美國，輕罪犯罪案件（misdemeanor）通常是指較輕的刑事犯罪行為，比重罪（felony）輕微。若罪名成立，根據不同州的法律，被告可能會被處以罰款以及面臨最長一年的監禁。而在中國，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都被歸類為輕罪。

據中共最高檢數據，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從1999年不到55%至近年來（2024年上半年）已超過85%。

陸媒報導稱，「我國已經進入輕罪時代」。湖北省檢察院官網7月5日發表常務副檢察長金鑫的文章稱，「我國刑事犯罪結構和犯罪治理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輕微犯罪已成為刑事治理的主要對象。」

文章認為，一方面立法新增了大量輕罪罪名。從1997年刑法適用至2022年，經過十一次修訂，新增了74個罪名，罪名增加至486個；2013年中國廢除了勞動教養制度，勞動教養的對象被分流，增加了輕罪案件總量。而嚴重暴力犯罪起訴人數占比由1999年25%下降至2022年3.9%。

分析：中共利用刑法打擊民眾 破壞人權

旅美法律學者李玉清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都是把犯罪分成重罪和輕罪。輕罪定出來其實是保障人權的，使用的是輕辯程序，一般是治安法院審理。而中共沒有這套系統，嚴格意義上來講，它的立法中沒有區分輕罪和重罪，它也不實行法治。

她說，「中共的刑法是自始至終不區分重罪和輕罪，所謂的輕罪在刑法裡沒有定義過。它沒有輕罪這個概念，也沒有這種單獨的程序。只是說三年以下的，相對判得輕的叫輕罪，其實是判處輕刑。」

李玉清認為，處罰的輕刑上升了，並不代表重刑少了，而是說明它的打擊面寬了。實際上輕罪擴大了，說明中共對於民眾的打壓和控制，就是刑罰的這種泛化，本來不夠刑罰的它全部給納入犯罪的範圍了。很多屬於治安的案件，用刑事手段來懲罰。

「這幾年中國的惡性案件很多呀，好多還沒報出來。中共這種嚴格的控制，比如說中共官員內部的犯罪，是報不出來的，所以它就不在統計範圍內。很多判決書網上是查不到的，這說明它的統計數據本身有問題，其實是不真實的。很多重罪尤其影響大的，外界是查不到的。」

她介紹說，隨著人權的發展，刑法的趨勢對於重罪加重懲罰，但是對於輕罪減輕處罰，比如交罰金，或者到社區做免費服務，來代替刑罰的處罰，一個是他的危害性比較小，另外他主觀惡行比較小，他才屬於輕罪。中共這種刑罰的泛化，和人家這種輕罪完全是兩碼事。是懲治老百姓的方式，而不是對於民眾權利的一個保障。

「在國外，只要不是重惡性犯罪，就是重罪他也可以保釋出來。在中國是能捕就捕，能批就批。一旦進入司法程序了，它能關押它就關押，比如說法輪功案件，純粹是因為信仰關人家，沒有任何的社會危害性，但是它就把人關到看守所裡，還不給辦取保候審。

「中共的教材刑法就是強調打擊犯罪，其實刑法是為了限制國家的刑罰權，是罪刑法定原則，所以它的目的和全世界都不一樣。而且它這種非人性的、違反人權的株連，它是把刑法用來打擊老百姓，而不是為了保障人權。

「中國的第一部刑法是1979年刑法，也就是在1979年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刑法，那麼之前它是怎麼做的呢？就是通過一些文件來給人判死刑，『文革』說打死就打死的，根本沒有任何程序保障，這在世界上是很荒唐的。」

司法倒退 道德敗壞 犯罪激增

中共最高法公布的2024年上半年司法審判工作主要數據顯示：刑事一審案件呈現增長態勢，受理刑事一審案件59.1萬件，同比增長6.16%。其中，只有危險駕駛罪案件同比下降12.93%。

侵犯財產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案件同比分別增長23.48%和9.8%，其中盜竊罪、詐騙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犯罪收案增長；線上「隔空猥褻」、線上誘騙線下性侵等涉網性侵案件增加，強制猥褻、侮辱罪案件一審收案同比增長20.07%；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騙取出口退稅罪案件一審收案同比分別增長190%、48.15%。

近期上海一位女律師發抖音表示，刑事案件的收案和判決數量是越來越高了，總感覺刑事打擊擴大化。「明明是經濟糾紛的被抓起來了，明明是可以行政處罰的也給抓起來了。有些人先經歷行政處罰交完錢以為沒事了，交完錢過段時間也給抓起來了。」

她並質疑，2024上半年，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已經超過了90%，量刑建議採納率為99%。在如此之高的認罪認罰適用率的背後，究竟有多少是「自願」的？

網民表示，「這樣公檢法可以坐地分贓，哪管百姓死活。」「基層，以刑化債；高層，以刑治國。」「土匪當家，想抓就抓！」「一貫做法，要你錢，要你命，還要搞臭你。」「四億人口，不抓行嗎？」「亡國末世，亂世重典！」

之所以1999年以來犯罪率在上升，李玉清認為，按照中國古代的傳統，政府官員其實是起一個表率作用的，政府官員尤其是司法的公正是整個社會正常化的核心。司法不公正，也就是說官員不能公正審理，那麼社會道德完全淪喪，官員也越來越腐敗，這幾年道德敗壞，已經下滑得非常厲害了。

「1999年前後確實是一個分水嶺。之前中國也開始搞司法改革，討論司法獨立、司法公開化呀，當時法學界推動的很多，包括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國際接軌、公檢法的相互制衡啊，律師的辯護制度。但是1999年之後，中國的司法又開始倒退開了。」她說。

「中共已經到了末世了」

大陸董律師告訴大紀元記者，確實感受到這幾年的刑事案件比較多。明顯地是在言論上，包括一些民間的維權，比如說跟開發商之間的矛盾，本來這都是經濟糾紛，或者是治安就可以處理的。官商勾結，以所謂的群體性事件為由，利用公權力把另一方抓了，這種很多，跟腐敗也有關係。

他分析認為，是因為國內的經濟形勢不好，各行各業都存在了各種矛盾，維權的比較多。中共在大的維穩前提下，所謂亂世用刑典，很多事情就以簡單地以抓、判來震懾民間這些維權的人。

「正常的人都知道，矛盾是需要解決的，而不是靠鎮壓就能解決的。但是中共的思維一直就是鎮壓，它從來不跟你談判，它不想解決問題，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問題。所以它很多方面就選擇用簡單粗暴的方式。」

他舉例說，像危險駕駛這類，本來喝酒在中國文化裡面，前些年是沒有酒駕這個犯罪的。「他們沒有很好的辦法，或者說根本沒有能力來治理。所以就簡單粗暴，用判刑來震懾。實際上對某些特權的人來說，還是起不到作用。」

有一次，董律師去四川辦案，一個派出所所長，晚上喝了至少半斤酒，完全符合醉駕，還親自開著車送人。「所以說刑罰這種東西，也就是對普通老百姓起到震懾作用，根本不可能很有效地來解決這個問題。再說有些根本不需要用刑罰來解決。」

董律師說，「本來中共就沒有執政能力。從胡溫時代他們就在講提高執政能力，這都十多年了，說明他們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各地都是簡單粗暴地對待維權人士、不同的異見者，濫用尋釁滋事等罪名。一個是它本身的腐敗、無能。再一個，加上社會的矛盾，經濟的危機，導致一些刑事案件激增。真的是到了亂世了，中共已經到了末世了。」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