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上海副市長金仲華文革自殺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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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4年09月19日訊】1968年4月3日半夜,上海復興中路1473號,一座歐式花園洋房內,一個人吊死在南窗口,臉朝牆壁,兩腳離地板僅幾公分,一隻腳穿著襪子,一隻腳光著。這個人就是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金仲華。

金仲華其人

金仲華1907年出生於浙江桐鄉梧桐鎮一個書香門第,4歲能順暢誦讀《千字文》,6歲入讀縣立崇實小學,13歲入嘉興第一中學,16歲考入杭州之江大學。大學期間,與中共地下黨員蕭項平等同學結為知己。

他曾是中共的老報人。

1928年,金仲華以優異成績被上海商務印書館錄取,在葉聖陶主編的《婦女雜誌》當助理編輯。從此,開啟了他的新聞生涯。

1934年,他受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邀請,參與創辦《世界知識》,後任主編;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經中共地下黨員廖承志推薦,在香港任《星島日報》總編緝。1942年,在桂林當過《廣西日報》的主筆。

1944年冬,在重慶,經中共地下黨員田價人、劉尊棋介紹,他進入美國新聞處工作,歷任助理翻譯、編輯、譯報部主任。他常選譯中共《新華日報》的言論、消息,翻譯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等。

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參加創辦《聯合日報》、《聯合晚報》。1948年7月,受中共委託,到香港主編新華社香港分社《遠東通訊》(英文版),年底任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總主筆。

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當過《新聞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文匯報》社長;1952年,成為中國新聞社首任社長。

他曾是宋慶齡最信任的助手。

1938年秋,他在香港加入宋慶齡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任中央執行委員並編輯中文版《保盟通訊》。宋慶齡的許多文章都是由他從英文譯成中文的。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宋慶齡與毛澤東、周恩來會晤,以及後來在寓所設宴招待毛、周等人時,她都讓金仲華陪同。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電邀宋慶齡到北平參加中共政協會議,其中特別提到,「派孫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華(將電報)送去」。

1951年宋慶齡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創辦英文雜誌《中國建設》時,特邀金仲華任社長。

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更名為中國福利會,金仲華是第一屆執委會委員,並負責國際宣傳委員的工作。

他也是中共的一名文化官員。

1949年4月,他隨陳毅進駐上海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金仲華為何自殺?

1967年1月,文革爆發的第二年,上海掀起奪權風暴,成立上海市革委會,金仲華被排除在外,一度賦閒在家。

但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沒有放過他,對他大會批,小會斗,貼了他的許多大字報,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學無術的假專家」,「反對毛澤東思想」,執行「修正主義辦所路線」等。

金仲華最終被逼上自殺的絕路,可能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他被懷疑是「美國特務」。

1944年,他在重慶的美國新聞處工作過。美國新聞處是美國戰時情報局的駐華機構。

1949年中共建政後,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共與美國關係惡化。特別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成了中共的頭號敵人。

在文革極左年代,曾經與美國沾邊的,常被懷疑是「美國特務」。

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在一次講話中說,美國新聞處就是特務機關,參加美國新聞處的人,多數都是特務。張春橋在金仲華專案組的報告批示:「此人社會關係複雜,務必查清。」

張春橋發話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對金仲華的鬥爭急劇升級。

如上所述,金仲華當年是經中共地下黨員介紹到美國新聞處工作的。期間,他利用工作之便,在替中共做了許多事。

如今,他為中共所做的一切,不僅不是他的功,反倒成了他的罪,尤其是,他被懷疑是「美國特務」,這令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

第二,他被逼交代劉思慕的「美國特務」問題。

金仲華去世前一天,1968年4月2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通知他,外交部外調人員將於4月4日再次來,向他調查劉思慕在美國新聞處的問題,要他必須老實交代。

劉思慕是他多年的老友、同事、下屬,當年在廣州的美國新聞處工作過,當過上海《新聞日報》總編輯、副社長、社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兼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

此前,從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調人員就已連續數天對金仲華進行誘供、逼供,要他交代劉思慕在美國新聞處充當「美國特務」問題。

面對逼供,金仲華不是推說「實在想不起來了」,就是說「不知道」,甚至還對造反派頭頭表示,「實在沒什麼可交代的了」。

但現在,造反派又來逼迫他了,他實在受不了了。

第三,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與宋慶齡的80封通信被抄走了。

1968年中國新年剛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衝進金仲華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資料等,還把數千冊中外圖書、字畫、古物、國際友人的贈品都抄走了。

當造反派發現金仲華保存的87封信,正準備裝進麻袋時,一向彬彬有禮的金仲華突然大聲抗議說:「這些信件絕對不許動!你們不能看,這是重要的歷史文獻。」

造反派根本不理他的茬,將他重重推開,裝進麻袋,揚長而去。

上海市革委會在寫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關於金仲華問題的報告」中說:「在金住處抄出金、宋之間往來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這些信件,絕大部分是宋給金的,也有金給宋寫信的草稿,幾乎全是用英文寫的。」

「80封信,分年統計如下: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無年份13件。」

因為金仲華是宋慶齡最信任的人,他們之間的私密通信,肯定說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心裡話。

據曾擔任過中共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何方回憶:

文革期間,宋慶齡先後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中共極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在一封信中,宋慶齡寫道:「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之間,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斗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文革中,宋慶齡曾表露過想離開中國大陸的意願。

參與保管「蔣介石日記」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2012年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說:

「宋家的家屬跟我講,他們當時很認真地跟北京聯絡,要把宋慶齡接出來。宋慶齡也想出來。這個接洽談判都到了很具體的程度,包括美國的宋靄齡願意支付700萬美元的保證金,讓宋慶齡出來。談判已到最後關頭了,都準備歡迎她來了,最後不曉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認為國母怎麼能走呢?所以很遺憾,她們宋家姐妹到最後都沒有再見上一面。」

從宋慶齡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七封信中,從宋慶齡與她在海外家人的聯繫中,可見她對毛發動的文革相當不滿。

這些話,很可能在她用英文寫給金仲華的信中都有表露。

宋慶齡在寫給金仲華的信中特別囑咐他「閱後燒掉」。但是,金仲華覺得這些信太寶貴了,捨不得燒,結果,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

自從這些信被抄走後,金仲華的情緒一落千丈,整天神色憂慮,沉默寡言。

此後,他便開始安排後事。據他的外甥女劉麗朝回憶:「在抄家之後的日子裡,舅舅的心情似乎更糟糕了,也開始暗暗做著安排。他把住在家裡的小孫女託人送回了廣西,又把從小在身邊帶大的外孫女園園送回北京,連我也不能留在上海了,舅舅一定要我去北京。臨走前,我去看望舅舅時,見他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手扶著額頭,一邊低聲自語,『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呢?』」

1968年4月4日深夜,金仲華自我了斷,時年61歲。

結語

宋慶齡作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理應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走與普世價值接軌之路,但是,她卻被共產主義的花言巧語迷惑,最終跟蘇共、共產國際、中共搞到一起,成為中共的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工具。

當中共權力鞏固之後,她的利用價值不斷遞減。中共建政後發動的一場接一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造成巨大的災難,與當初中共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令她苦悶、迷茫、悲傷。

在十年文革中,她與極少數好友的私人通信中談了她對文革的不解、不滿、失望、憂慮。這極少數好友中就有金仲華。

金仲華深知中共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當造反派將宋慶齡寫給他的信抄走後,一方面,他對違背宋慶齡「閱兵燒掉」的要求而痛悔自己的過錯;另一方面,他擔心因他的過錯給宋慶齡帶來巨大政治麻煩。

對中共紅色恐怖的巨大恐懼,令金仲華無法解脫,最後只好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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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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