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9月18日訊】9月16日,來自美國的一則消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文革期間因與毛澤東合影而知名的「紅衛兵」宋彬彬在美國去世,其兄長宋克荒表示:「宋彬彬死前沒有任何痛苦,極其安祥、平靜且心懷感恩告別了其親人、同學和朋友。」
宋彬彬是中共開國元老之一宋任窮的女兒。她曾是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之一,在文革期間受毛和中共愚弄和利用,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什麼說他們是被毛和中共愚弄和利用呢?1966年,毛澤東為了清除劉少奇等黨內異己勢力,決定利用群眾力量整垮對手,由此發動了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
當年8月,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支持下,佩戴有「紅衛兵」字樣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出現的「紅衛兵」的意思就是保衛毛的戰士。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殺向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
最初參與造反的紅衛兵都是出自於幹部家庭的子弟,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他們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分子的子女)進行毆打和殘殺。儘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暫時沒有打算制止它,因為它還具有很大的政治價值。那就是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布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殘殺的同時,口中高呼著的是「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
根據海外文革研究者王友琴所找到的材料,當年8月5日,在北京師大女附中「鬥爭」五名學校領導人,是該校「文化革命委員會」預先安排的;而非自發興起的。
該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於1966年7月13日,主任是當時派到該校的「工作組」組長,宋彬彬和劉進是副主任。7月底工作組撤離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仍然執掌學校,副主任宋彬彬、劉進繼續使用工作組長使用過的辦公室。
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員會」通知此時已成「黑幫」的原校領導人,下午要對他們開「鬥爭會」。經過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副校長卞仲耘死亡,其他四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曾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向王友琴出示了「818」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戴過的紅衛兵袖章,上面蓋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圓形公章。還有一名紅衛兵說,她用這個公章給8月5日被打傷脊椎骨的副校長胡志濤開了「證明信」去醫院。
可見,在8月18日那一天以前,該校紅衛兵的權力建制已經相當完備。因此,在王友琴看來,對於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的責任是很大的。這起被稱為文革第一起「紅衛兵殺人事件」,迅速被全國紅衛兵模仿,製造了文革開始後的第一波恐怖高潮。
在卞仲耘被學生打死後,8月18日,數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接受了毛的檢閱,而作為高幹子女的宋彬彬成為第一個在天安門城樓上親自給毛戴上紅袖章的「天之驕女」。在這次檢閱中,林彪代表毛發表了講話,第一次提到了「破四舊」,即「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得到了「最新指示」的紅衛兵們,迅速在全國開展了「破四舊」運動,毛則下令各地警察不許管紅衛兵的任何行動。
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被關在校中遭到連續毆打,20日中午死於全校「鬥爭大會」上。8月19日,《文革受難者》書中寫到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學生田鉞被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活活打死。當時沒有人能知道他在哪一天被打死。現在知道,田鉞是8月19日被打死的。
另據由北島等人主編的《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中曾在國務院信訪局工作的劉東回憶道:1966年8月19日晚,批鬥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長張文松等教育系統負責人的大會召開,被批鬥的還有市教育局局長、副局長以及原八中校長孫國濱、四中校長楊濱、六中校長朱吟宜等。他們剛被押到會場,立刻就有人把實行準備好的寫有「黑幫分子×××」的大牌子掛在他們身上,大廳內不斷發出震耳的口號聲……他們一個個被押上舞台,沒人背後站著兩個紅衛兵,架著他們做「噴氣式」,不久,所有的被批鬥者一個個大汗淋漓。從觀眾席忽然傳出整齊的呼喊:「跪下!跪下!」押解的紅衛兵們向他們的腿關節處猛踹,頓時「撲通,撲通」,台上呼啦啦跪下一大片……不斷有紅衛兵衝上舞台,掄起軍用皮帶,向「黑幫」們劈頭蓋臉抽去……
劉東還提到了校園中四中學生的瘋狂:一些學生把楊濱拉出來,給她掛上事先準備好的大牌子,戴上紙糊的高帽兒,拉到四中操場游斗示眾。這一舉動引起連鎖反應,幾名校領導和部分老師和所謂有問題的學生也被拉進游斗隊伍,總數達23人。圍觀的低年級學生的拳腳雨點般地砸向被游斗的人身上……楊濱花白的頭髮散亂了,鞋子也掉了,臉上血水、汗水和淚水混在一起,滴落在操場的地上。這是四中文革史上血腥的開端。
而這樣的慘劇在北京、在全國許多學校都在上演。
8月31日,毛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了紅衛兵,林彪大加表揚紅衛兵。此後,「破四舊」的「革命運動」迅速升級,抄家、毀壞文物、批鬥黑幫,最後甚至發展到殺死「黑五類」。當時紅衛兵的瘋狂和殘忍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想像。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被迫害、被殺死。
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送回老家的就達到85198人,8、9月間的40天裡,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還有一些人自殺。
10月,毛開始批判「血統論」,將紅衛兵運動引向對於「黨內走資派」的批判。出身一般的「造反派紅衛兵」取代了「血統論紅衛兵」,並基於對他們父輩的仇視,開展了「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運動隨即擴展到了一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出現了大量造反派組織。從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均被批判。黨政機關幾乎癱瘓。
此時的毛業已實現了打倒劉少奇等人的目的,因此認為使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紅衛兵失去了利用的價值,所以毛決定將紅衛兵趕出政治舞台。被毛利用和愚弄後的紅衛兵絕大多數被趕到了廣袤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的命運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有些永遠地留在了農村。直到此時,他們中的有些人才多少意識到自己是被利用了。
被趕到農村的很多紅衛兵或者命喪「插隊」之地,或者選擇與當地人結婚,後來回城的知青只有一小部分考上大學,改變了命運,更多的是生活在底層,為了每日的柴米油鹽辛苦勞作。此時他們中的一些人,明白了罪魁禍首是誰,並為曾經的無知和所犯下的罪行而懺悔。
2010年,八個「紅衛兵」在文革爆發44年後,給曾經遭到他們批鬥的程璧老師發出了懺悔信,信中寫道:「老師,對不起!」
收到信時已經86歲的程老師曾是北京外國語學校的負責人。同許多人一樣,她當年先是被撤職,然後被學生關押,並多次遭到學生毒打,頭髮還被剃去了半邊,成了「陰陽頭」。
令程老師沒有想到的是,她竟然意外的收到了八名當年參與毒打自己學生請求寬恕的懺悔信。從信中,她得知,有人曾為往昔的行為痛哭失聲,有人一直心懷悔恨、愧疚,並且受傷的心靈至今不能平復。懺悔的學生們最後發出了這樣的慨嘆:「我們這些所謂『紅衛兵小將』是被利用被愚弄了。」
而被利用被愚弄的宋彬彬,則在上世紀80年代,留學美國,後入籍美國並成為美國政府環保部門公務員。2003年回到中國,經營公司。2007年9月,北師大附中在慶祝建校90周年時,宋彬彬儼然成為了「知名校友」。在「校友風采」欄中,那張「8.18」獻紅衛兵袖章給毛的照片堂而皇之地陳列其間。而且在宋彬彬的自我介紹中,她似乎完全忘記了1966,忘記了紅衛兵,而且沒有任何道歉,同樣也沒有辯解。許多人為此感到憤怒,人們稱她是母校的恥辱,北師大附中九十年校慶是一個無恥的校慶。
不知是什麼原因,直到2014年1月12號,宋彬彬等人才在北師大女附中的聚會上,向在文革中受到她批鬥傷害的師生鞠躬道歉。此前,陳毅之子陳小魯已經就文革紅衛兵暴行公開道歉。
對於宋彬彬的道歉,北京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微博中寫道:看到宋彬彬道歉的消息,想起了我妹妹的同學鄭兆南,是一所中學的老師,文革中活活被學生打死。我自己也被紅衛兵打過。我太太被剃了光頭。這些幼稚的青年人怎麼會變得如此殘忍?不能全怪他們。文革是全民族的大災難,全社會的痛苦極大化。其始作俑者是毛澤東。這才是罪魁禍首。紅衛兵的道歉該歸罪於誰?
是啊,這些發出懺悔之音的「紅二代」,這些說「被誰利用和愚弄了」的「紅衛兵」,是否想過自己為什麼會盲從?為什麼人性全無?為什麼能對善良的老師下得去手?這樣的反思,迄今我們見的實在太少太少。
騰訊微博「順風」寫道:(轉發)陳小魯道歉了!宋彬彬也道歉了!儘管文革的滔天罪惡絕不會因為幾個「紅二代」的道歉而一筆勾銷,更不可能讓人從此遺忘,但他們畢竟道歉了,開始了低頭認錯的第一步。那麼,當年遼寧省革委副主任毛遠新——這位據說與張志新之死直接有關的文革毛氏干將,又何時公開認罪道歉呢?
的確,懂得懺悔已是邁出了第一步,不管是因為年老還是良知使然,或者其它什麼原因,他們這些曾經的施害者不再選擇沉默。可是,還有多少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們」,還有多少中共高官,多少普通人,需要懺悔卻依然一言不發?有些甚至拒絕懺悔,並將此當作榮耀。
這些不願懺悔、道歉的紅衛兵、高官、普通人,也許認為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被愚弄的對象,罪責在毛。這話沒有錯,而且迄今文革仍然是輿論的禁區,中共當局之所以不願徹底反思文革,就是害怕動搖其統治根基。而清算中共,清算毛,是未來中國人必然要做的重要一步。
不過,從另一方面上說,整個一代人都對毛挑起的文革的狂熱負有一定責任,而且但凡一個有良心和良知的人,怎會對自己敬愛的師長下此毒手?從後一點上來說,當年的紅衛兵們,難道不應該為曾經的暴行懺悔嗎?難道良心良知真的早已蕩然無存?
錢鍾書先生曾經寫道,文革年代有三種恥辱,一種是作為受害者的恥辱,一種是作為施害者的恥辱,一種是旁觀者的恥辱。作為施害者和旁觀者,真的可以心安理得的過一輩子嗎?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