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幾乎一致指出這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昂演出，在改革開放、放權讓利二十多年，物質經濟已有高度成長的當時，中國人民還演出這類戲碼，野蠻、不文明、意識型態掛帥，加上當時中國在「高句麗」上與南韓的衝突，扣「綠色台商」「綠色藝人」帽子以便進行政治性打壓，對新加坡新總理李顯龍先前訪台的叫囂等等事件，讓人警覺中國除了學習有形技術讓物質提升外，基礎性的文明體制之學習交了白卷，甚至於在物質生活改進取得不錯成績後，竟然膨脹了起來而狂妄自大。這種表現正印證近期「中國已走入後發劣勢泥淖」的評斷，想到這，我不禁思念起2004年7月7日因病過世的楊小凱教授。
楊小凱在世時是澳洲莫納石大學（Monash University）教授、澳洲科學院院士。我雖然在1995年就曾為文公開介紹過楊小凱，但其實我不曾與他深談過，也只匆匆在2003年 11月初在台大長興街側門無意間跟他打過一次照面而已，那也是楊小凱最後一次離澳赴外地當客座教授，原本應台大之邀於2003年11月4日至2004年2月4日，為期三個月擔任國科會客座研究員，但因舊病復發只待了13天，就火速返澳，在2004年7月7日終於抵抗不了病魔的糾纏而去世。離譜的是那次唯一的見面，我並不知道他是楊小凱，而陪他一起的曲祉寧博士（曾在台大聽過我一門課而熟識），或許以為我們相識，也未介紹，隔天我才間接印證確定碰到的是楊小凱，而他因病在容貌上也顯得憔悴。因此，我和楊小凱連淺交都談不上。不過，我對楊小凱神交已久，只因看到他寫的經濟散文（多數發表在香港《信報財經月刊》，也有數篇在我擔任主編的《經濟前瞻》雙月刊出現）實在精彩，尤其對中國的制度轉變、產權問題和中國內部結構性的深層課題，更散發出獨特而迷人的見解。
經歷十年牢獄的楊小凱
值得一提的是，楊小凱在1968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際，就讀湖南省長沙市一中高一，正值血氣方剛，寫了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批評中國政體的不民主，被當時的湖南領導華國鋒舉報、中共「頭號理論家」康生與毛澤東、周恩來點名批判，責以「思想反動」罪名，於是湖南當局以「反革命罪」判其十年徒刑，先後在長沙市看守所、湖南省模範監獄和岳陽縣建新勞改農場坐牢（關牛欄）。牢中受苦想當然是不堪回首的，倒是當時在牢中尚有甚多高級知識分子被關在內，年輕的楊小凱拜這些人為師勤學苦讀，尤其對數學和英文有重大成效。
1994年11月25日到1995年2月25日，楊小凱應當時任台大經濟系主任張清溪教授之邀到台大擔任國科會特案研究員。張教授回憶說，楊小凱在聊天時告訴在場人士，他現在做的經濟理論大方向，就是在牛欄裡想出來的。當年被關在牛欄裡的人形形色色，有地下反對黨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允許自由經濟活動的民間企業家，有強盜、小偷、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政治犯、牧師、作家、教授，還有國民黨時代的官員。楊小凱從這些人身上看到、聽到、感受到許多故事、理想、冤屈、知識，以及社會政治現象。他暗自盤算：「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我一定不能讓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給世人，因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後來楊小凱真的靠其驚人的記憶，寫成《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一書。該書被《中國之春》主編胡平稱為「描寫共產黨監獄生活的傑作」。
經過這段修練歷程之後，楊小凱居然完成了高中和大學學業。刑滿出獄的1978年，由於當年陷害他的華國鋒已成為「英明領袖」而不能立刻平反，他以原名楊曦光找不到事才改用乳名小凱。由於楊小凱對經濟理論用心鑽研，發表許多論文而受學界矚目，1982年受聘為武漢大學經濟管理系助教。當時美國興起一股吸收中國傑出學子的風潮，擔任該項選才任務的鄒至莊院士發現楊小凱，乃推薦其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當時還曾因所謂的「反革命問題」沒平反，出國受到阻撓，最後才好不容易成行，但也連累了同情他、幫助他出國的武漢大學校長被撤職。
在順利取得普林頓大學博士之前，楊小凱曾於1987到1988年在耶魯大學的經濟成長中心做一年研究員。畢業後隨即赴澳洲莫納石大學任經濟系講師，一年不到升為高級講師，1992年又升上教授，其升遷速度在澳洲史上甚少見，這也足以顯示楊小凱的研究成果確有過人之處，他也曾擔任世界銀行顧問。
楊小凱不僅著作甚多，品質更為驕人，其所獲的榮譽也極多。不過，楊小凱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要往何處去」，他在被關的十年中想到很多經濟問題，而在普林斯頓大學要寫博士論文時，拿出當年的筆記，發現絕大部分他的「問題」，人家早就解決了，但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分工，卻一直未被深入研究，這就成為他博士論文的主題。因為這個問題太基本了，指導教授認為這麼根本的問題哪還有什麼可以研究的？後來每次他上台報告論文進度時，台下的教授們就分為兩派，贊成他的與反對他的，吵成一堆，沒有他插口的機會。一般經濟的選擇問題是「多或少」（生產多少），而分工則是「有或無」（生產這個，不生產那個），因此通常的所謂「邊際分析法」就不適用，於是楊小凱創建了「超邊際經濟學」 (Inframarginal Economics)。2003年莫納石大學成立「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楊小凱是中心主任。他在1998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就是以此概念為基礎，其自認該書是自馬夏爾（Alfred Marshall）以來的第三代教科書。
創建超邊際經濟學
在楊小凱著作中，最被人稱譽，也是楊小凱自認最有創見的，是1993年與黃有光教授合著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個體經濟學架構》（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楊小凱自己也最常引用該書的觀點，該書是把古典經濟中關於勞動、專業化，以及經濟組織的理論，用一個數學結構組織起來的新分析法。楊小凱也以該理論來解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並比較中共和蘇聯體制的差異。他指出，由於經濟發展過程是由勞動分工演進過程決定，而市場大小、組織複雜性，以及貿易依存度都由分工程度決定，在人類沒這些知識時，私產和市場制度是用來試驗不同的分工組織而得到這些知識的有效方法，但社會主義制度和政府都不能創造它們。不過，當資本主義制度創造了發達的分工組織後，落後國家的政府卻可無償得到這種組織的資訊，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質就是用計劃經濟模仿資本主義的組織，但卻用強盜法將創造這些組織的私有財產剝奪，並廢除公平的市場。
楊小凱對理論和現實問題間的關係有其獨特看法，提醒自己在提供實用性服務時，一定要對理論的侷限性有清醒的了解，他自己做學問時總強調數學模型和概念的嚴謹，不喜歡空泛的「思想、觀點」，但分析實際經濟問題時，卻更信任自己的直覺，而不信任那些簡化得不現實的數學模型。這一位對科學方法有嗜好，曾對那些非數學的思想不重視的楊小凱，在讀了從不用數學模型的已故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 A. Hayek）著作後，竟有強烈的「相見恨晚，非常欣賞」的感覺，更企圖用數學來證明海耶克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楊小凱這一篇名為〈我所了解的海耶克思想〉短文是1995年10月發表在我主編的《經濟前瞻》。當我看到此文時，感到驚訝與困惑，因為海耶克根本不相信人的思想可用數學模式表達，而楊小凱在文中也表示他覺得海耶克的非數學的經濟思想，比現有最好的經濟數學模型深刻得多。雖然楊小凱也在該文中指出現在用數學模型最純熟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其眼中是思想相當淺薄的一批人，於是他想扭轉此一頹勢，上文提過的他與黃有光合著一書第十五章，楊小凱就認為是成功之作。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多此一舉，畢竟這種做法正好與海耶克的原意相違，真不知楊小凱如何化解這個幾乎是「難解」的「矛盾」？
由於該疑問一直存在心中，當2001年初，楊小凱篩選出其經濟散文，以《楊小凱經濟學文集》為書名欲在台灣出版時，我自告奮勇向出版社毛遂自薦作序，在徵得楊小凱同意後努力讀完該書全部文章，我的本意就在於由這些篇章解答我的迷惑。的確，書中有幾篇文章似乎回答了我的疑問，但仍無法讓我信服。不過，我卻能體會楊小凱為了在全球學術社群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於成為引領者的苦心。經過數年的辛勤努力，楊小凱的確已有相當成就，已在全球具崇高學術地位，並逐漸吸納華人青年才俊形成堅強的學術社群。其實，楊小凱不只在學術圈大放光芒，在世俗政治或政策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在全球學術圈大放光芒
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收、放權讓利、向自由經濟傾斜之後，在物質生活上已有很大的進步，但也同時顯現出極大的瓶頸，當時的關於「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論辯就是對主要癥結的討論，簡單的說，也就是自由民主體制的能否儘早建立和落實課題。在這方面，楊小凱有著深入的觀察，特別是他出生在中國，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深切大課題早就關心並逐漸累積豐碩成果。由於楊小凱不是以「私利」作為出發點，在經過十年牢獄的體驗，並且浸淫西方學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歷史的經驗尋求妥適的解決之道。我們已經可以說，經過數十年的鑽研及觀察比較之後，楊小凱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收割時刻，正待揚帆展現他對未來中國體制轉變的能耐。
2003年9月楊小凱接受《大紀元時報》記者肖靜專訪，分上、中、下刊於128～130期的訪談內容可見端倪。當時中共的十六大允許資本家入黨，楊小凱明指是將「官商勾結制度化」，他認為不實行憲政改革，只學技術而不學習「好資本主義」的制度，中國的經濟只能是後發劣勢，而共產黨的政治資源正越來越少，不實行政黨輪替和黨內民主，將會連體面下台的機會都失去。楊小凱舉史實來說明：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非西班牙發生？十六、七世紀的大西洋貿易是一個國家富裕的基本動力，凡是沒有大西洋貿易的義大利、東歐的一些城市發展都很慢，而跟大西洋貿易有關係的西歐城市都發展的都很快。當時的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的條件比英國好多了，為何沒發展起來？主因就是只有大西洋貿易還是不行的，英國除了有此條件外，在1688年有個光榮革命，之後把王室對大西洋貿易的壟斷打破了，而西班牙一直就都由王室壟斷，此亦即當今社會的國營事業。由於英國的大西洋貿易好處大部分歸於民間，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見有錢賺就投資大西洋貿易，這些人跟王室沒啥關係，當憲政改革後，他們發了財繳稅而後可在議會具政治影響力。這個發展過程出現了很多制度創新，包括王室的財產和國家銀行分開，執政黨不准從事營利性事業，成立企業不要批准，自動註冊，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
楊小凱指出，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以後，就沒有高利貸，限制高利貸它就有高利貸。他認為現在溫州有很多高利貸錢莊，就是因為中共限制私人搞銀行。而英國的經驗就是你把限制一丟掉，就沒有高利貸了。這些制度創新都是因為1688年的光榮革命把它的專制制度改成了憲政制度。楊小凱進一步指出，當時中國的問題正好在這裡。中國的三十幾個行業不准私人經營，包括銀行、保險、汽車製造、電信、賺錢的外貿等，不但不准私人經營，它還有嚴格的許可證制度。國營企業沒有許可證也不准經營外貿，由外貿部等少數機關壟斷了太平洋貿易。所以它走的這條路就像當年西班牙走的這條路，那它就很難真正發展起來，制度創新也就很難。
中共國顯露出「後發劣勢」
楊小凱對中國內部都在講的「中國有後發優勢」深不以為然，他舉一個叫作沃森的已過世經濟學家所提「後發國家有後發劣勢」的觀念。畢竟後發國家可以模仿先進國家，少走彎路，但是你可以模仿製度，你也可以模仿技術。日本當年走的就是模仿製度，政黨自由、專利制度，它都模仿，這樣會有後發優勢。但中國就是模仿技術、模仿工業化模式，不模仿製度，就會形成後發劣勢。因為光模仿技術，短期內發展實效很好。但不模仿製度，就等於你造了許多汽車，而沒有建高速公路一樣。制度就像高速公路，你到一定程度汽車就走不動了，結果前功盡棄，可能一下子垮下來了。楊小凱以蘇聯為例指出，蘇聯一九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增長率比此時的中國還高，西方搞的大量生產，生產流水線，標準化，什麼泰勒科學管理，在蘇聯叫定額管理，它都學，雇了很多美國的專家。但是制度不學。制度還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它用一種非常落後的制度去模仿非常先進的技術，那增長率很高啊。你去看它一九三十年代，百分之十幾的增長率，中國當時頂多就是百分之八，蘇聯是百分之十幾，長期平均百分之九。那又怎麼樣，說垮就垮了，它一下子就垮下來了。
楊小凱繼續說，中國當時的工業化模式比當年蘇聯更厲害，它模仿香港、台灣，叫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但它制度不模仿的話，有可能這個技術模仿的潛力耗盡以後，就像蘇聯一樣垮下來。中國當時出口的強項是電視機，全世界到處都是中國做的電視機，這是一個後發劣勢的例子，它基本上是進口電視機生產線，就是模仿技術，但是這些工廠都是國營工廠。它制度上是不模仿的，利用這個，再加上出口導向，想要趕超、跨越。楊小凱認為，長期來說，這種策略是會失敗的，就像蘇聯，技術模仿的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所以這叫做「後發劣勢」。後發劣勢中國人不想聽，他們一天到晚講後發優勢。中國在十六大後，又把大門敞開，官商勾結，錢操縱權，用權來賺錢，這個實在很糟糕，也是中國主要的大問題。
我之所以說楊小凱已到具影響力的時候，除了上提對中國發展觀察的深刻外，可由他「被公認是華人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希望的人選」見偳倪。獲得諾貝爾獎桂冠，不但是學術圈裡最高榮譽，是學術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裡也最被尊崇，得獎後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響力。最重要的是，各國政要都會將諾貝爾獎得主奉為上賓，並會將他們的建議當作一回事，甚至於邀請他們參與國家政策的擬訂。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 （M. Friedman）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頂著諾獎的光環遊走各國，特別對極權國家政府的實施自由經濟政策有所影響，智利皮諾契特軍政府的實施經改就是一顯例。
天妒英才中國的不幸
以楊小凱當時的學術成就，早已獲得1972年諾獎得主艾羅（K.J.Arrow），1986年得主布坎南（J.M. Buchanan）教授的極力讚揚，被推薦並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應是早晚的事。一旦獲獎，聲名大噪之後發言份量頓時加了好幾倍，北京政權也應會向其請益，楊小凱的建言也就會產生莫大影響力，對於中國的免於走入「後發劣勢」泥沼，以及早日邁入自由民主、真正脫離共產體制，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
我之所以對楊小凱會有這樣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上文提過的他對海耶克學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對抗並拆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小書被認為是自由世界能免於共產主義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楊小凱，當會把握機會推展海耶克理念，而中國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大道也應指日可待，將「中國的民族主義」掃除也非難事。奈何楊小凱英年早逝（五十五歲而已），我的這個期待也就落空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人類的一大憾事嗎？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