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6月29日訊】1967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正當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鬥得你死我活之際，在毛的眼皮底下，在中共首都北京，發生了一起驚天大案——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

震驚中南海的「反革命信件」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東城區的許多單位和個人，都收到一封題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給全體黨員的一封公開信」。

公開信指出，毛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經濟上、文化上對黨和國家的大破壞。

「（毛）反覆無常，遇事多疑，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一個領袖如果有了這些弱點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給他所領導的人民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公開信說，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是叛徒，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是托派，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毛的妻子江青是野心家。

公開信還提出一些建黨、建國的主張，要求全黨予以支持，並建議成立一個新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取代舊的中共中央。

按當時中共的政治標準，這是一封地地道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信件。

據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時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吳法憲的回憶錄記載：

10月9日上午10時，這封信經層層上報，送到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手上。周恩來看完後，立即轉呈毛澤東。

當晚，在釣魚台國賓館十六號樓召開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拿出這封信讓大家傳閱，並說：「這張傳單很重要，一定要組織破案。」江青等看過後都沒吭聲。只有陳伯達看過後說：「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氣，內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

「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發生的一些中共老幹部抨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事件。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會議。會上，中共元帥葉劍英等老幹部，對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打倒老幹部等做法表達強烈不滿。江青等向毛澤東告狀後，毛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幹部。同年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共政治局連續召開七次會議，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的罪名，圍攻這些老幹部。此後，中共政治局停止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

陳伯達講，這封信的口氣與內容和「二月逆流」差不多，這就將這封信與當時中共高層內鬥聯繫起來了。

當晚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對傳單問題沒有做出結論，只是定下來，要毛澤東來決定。

10月10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118號廳，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傳單問題。毛詳細詢問了傳單的情況後，讓大家發表意見。陳伯達說，這樣的傳單一般人是寫不出來的，只有高級領導人的祕書，例如鄧小平的祕書才能寫出來。這時，毛對周恩來說：「恩來，你負責組織項目組去破這個案，一定要破案。」

10月10日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具體落實毛的指示。周當場指定陳伯達負責這個項目組，同時指定公安部長謝富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吳法憲參加項目組。

10月11晚，陳伯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項目組會議，謝富治、吳法憲，還有公安部有關負責人出席。陳伯達說：這個案子主要由謝富治和公安部的人負責查辦。接下來，會議開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認為，從各方面的情況分析，寄信人在北京作案的可能性較大，應當首先把北京作為破案的重點，同時注意北京周圍的幾個地方。

會後，公安部成立由副部長於桑任組長的「10.8」專案組，立即展開破案工作。但是，查來查去，查了近一個月，沒查出結果。

周恩來很著急。他聽公安部的一個人講，「非常委員會」有個寶塔型的組織，涉及中共元帥朱德、陳毅等。於是，周對陳伯達說：「對公安部的這份材料，你為什麼不開會呀？這份材料究竟是真還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著破案的情況，你們怎麼這樣對待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呢？」

外交部人人自危的大折騰

這封信與外交部的關係有二：

第一，其中一封信投到了有軍人24小時站崗警衛的外交部大門內的一個郵筒裡。

第二，信件對中共文革時期的外交政策進行了抨擊，其中特別談到文革中造反派製造的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等。

據楊榮甲所著的《共和國外交部祕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記載：

1967年 10月 9日晨，北京市東城區的郵遞員從其負責的街區郵筒裡，意外地取出了87份內容完全一致的傳單（其中一張來自外交部街的郵筒），傳單談到，中國的局勢兵荒馬亂，一定是有奸臣當道，亂了朝綱，盼望出一位大智大勇的忠良來收拾亂局。文字的口氣很大，用的舊詞彙、舊術語較多，署名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戰馬悲鳴戰鬥隊。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時代發生這種事情，自然令上面十分震驚，外交部一下子像炸了鍋，立即成了主要的被懷疑對象，所有的人都脫不了干係，一時間，真有大敵當前，人人自危的感覺。

「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籌備小組」立即做了全面動員，將這張「反動傳單」一字不差地傳達到每個人，號召人人起來積極回憶線索，揭發任何情況，以利儘快破案。

有人揭發說，不久前，在外交部東樓前，看到一張落款為「戰馬悲嘶」的大字報。戰馬為什麼悲嘶？難道不是因為有大走資派落馬，馬才會因失去主人而悲嘶嗎？這不是在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鳴冤叫屈嗎？人們差不多都會這樣聯想。

因此，這份傳單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怎麼查？外交部主政者想了一個辦法，外交部官員無一例外都得寫一段文字（這些文字是精選出來的，其中一些字與傳單上的字相同），供辦案人員去分析。

這一案件足足折騰了外交部一、兩個月。直到寄信人被查出，投遞到外交部郵筒的那封信，被查出是郵局的人蓋錯郵戳所致，外交部的人才算鬆了一口氣。

案件告破出人意外

1967年11月20日，公安部專案組接天津市公安局報告，說「10.8」案的案犯查到了。天津市和平區有個派出所在發動群眾辯認字跡時，有個群眾看了後檢舉說，這封信可能是煤球廠工人沈劍雲所寫。經技術鑑定，認定信是沈劍雲的筆跡。

公安機關立即逮捕了沈劍雲。經審訊，沈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沈劍雲，50歲，天津人，出身地主家庭，大學文化程度，被捕前在一個煤球廠搖煤球。1949年中共建政前，在青島當過憲兵。中共軍隊進駐青島前，他偷偷跑回天津，隱蔽身分，在天津市法院當了一名書記員。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沈劍雲被打成右派，被判管制，後被下放到煤球廠勞動改造。1966年文革開始時，未見異常表現，因為他平常在廠裡不多說話。文革初期秩序混亂，他一直待在家裡不出來。

審訊員問：「你為什麼要寫這個東西？」

沈劍雲答：「文化大革命這樣亂糟糟的，共產黨的天下長不了，我要另找出路。」

沈劍雲承認，信是他自己起草、自己刻印、自己投郵的。10月8日早晨5點鐘，他從天津乘火車到達北京，下火車後，沿前門大街走到前門樓子，向東拐到六國飯店那條街，開始挨著郵筒投郵，一直到北京火車站。

問：你對共產黨政策不熟悉，怎麼能夠全面攻擊共產黨政策，特別是我國的外交政策呢？

答：我平時很注意看報紙，搜集資料，有些事件對我影響很深。我在文革中搜集了一千多份各種小報。我寫的東西小報裡面和報紙上都有。

公安機關在審訊沈劍雲的同時，搜查了他的家，查獲了他製作公開信用的鋼版、鐵筆、油印機、包信用的《人民日報》和剩下的油光紙，以及一千多份文革小報等。

「這個案子不算破」

公安部專案組認定是沈劍雲作案後，寫了結案報告。報告上呈之後，陳伯達等中央領導根本不相信一個搖煤球的工人能夠寫出這樣的信，認為背後肯定有人指使。

陳伯達接見專案組成員時說：「這個案子不算破，不能結束。查出沈犯只是這個案子的起點，還要深追後台，不查出後台不算破。」

根據陳伯達等的指示，專案組又做了一些調查，追找後台。專案組再三審問沈劍雲，但他一口咬定，是他一人作案，堅決否認有人指使。專案組把沈劍雲平時接觸的人，一個一個地做了調查，無論黨內、黨外，都沒有找到後台的線索。

另起爐灶查後台

陳伯達等下令，原專案組解散，另成立一個有軍代表參加的專案組，由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原空八軍副軍長趙登程負責，繼續深入追查後台。

1968年3月13日，謝富治對趙登程說：「搞專案要大反右傾，不要下不去手。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的是叛徒……對他們要有刻骨仇恨，絕對不能右傾。」

事後，趙登程在筆記本上寫道：「對反革命非常委員會專案看法。應把主要矛盾指向中國第二個嚇（赫）魯曉夫、外交部某些負責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幹將」。

1968年8月19日，陳伯達接見專案組時說：「幾個煤球工人不可能寫出來，就是大學生也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他怎麼知道黨內的許多機密？總有一點來路」。「你們所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沒摸到，就是往上追」。「這是個很大的案子，突擊二月逆流的東西，大現行反革命案件，是大陰謀案，要注意二月逆流」。

謝富治說：「是劉、鄧黑司令部指使他幹的，就是要把後台揪出來」，「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鄧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幹將搞的」。

利用此案再造偽案

在陳伯達等授意下，趙登程領導的專案組，採取逼供、誘供等方式，利用此案，再造偽案。

專案組到處尋找突破口。1968年3月，中科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實習研究員周慈敖，正被公安拘留審查。辦案人員對周刑訊逼供，要她供出她的後台，且只准供述「劉、鄧（司令部的人）和（搞）二月逆流（的人）」。

1968年12月10日，在辦案人員的反覆誘導、逼迫下，周慈敖「供述」：朱德、陳毅、葉劍英等在1967年8月參加「叛國集團」，準備勾結蘇修，裡應外合，發動武裝政變。

次日，辦案人員指責周慈敖「還沒有說到點子上」，並對周進一步誘導。周改口說：朱德等中央領導1967年8月中旬組織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朱德是總書記，陳毅是副書記，葉劍英等是常委，王震等16人是中央委員。

之後，趙登程等拿著周慈敖的「供述「，對同時被公安拘留審查的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實習研究員洪XX進行誘供、逼供，30天提審43次。

1969年1月27日，洪XX「供述」：有一個「中國共產黨（左派）」；1月28日，他又「供述」：朱德、陳毅、葉劍英等是「中國共產黨（左派）」的中央委員。

隨後，趙登程等根據周慈敖、洪XX的「口供」，指令國家經委群眾專案組，對經委幹部姬XX進行誘供、逼供，迫使姬XX也供出一個「中國馬列主義共產黨」，黨主席是李富春，副主席是徐向前，總書記是陳毅，委員有葉劍英等。

陳伯達、吳法憲、謝富治經常接見專案組成員，不斷地做指示，要求進一步深挖後台。

由於這些「口供」太離奇，最終，他們沒有上報周恩來、毛澤東。

結語

天津一個不起眼的搖煤球的工人，在毛號召從上到下奪走資派權的1967年，到北京一走一過，竟在中南海掀起巨浪。這也算十年文革的一大奇觀。

當所謂的「反革命信件」案水落石出後，毛在文革中的政治打手們，並不善罷甘休，堅持追所謂的後台，企圖利用此案，栽贓陷害更多的中共高官。為此，上演的一幕幕醜劇、鬧劇、惡作劇，堪稱十年文革的又一大奇觀。

回顧歷史，中共內鬥，一直都是不擇手段的。何故？中共信奉的無神論、鬥爭哲學以及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演化來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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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