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6月27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Tom Czitron撰文／信宇編譯）1980年代初，我有幸與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會面並交談過兩次。當時我供職的信託公司聘請他擔任經濟顧問，為公司的投資人員演講授課。我們還有幸收到了他出版的經濟學著作。

當時，由於他提出了具有獨到見解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他在一部分人當中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拉弗假設，當稅率為零或100%時，政府不會增加任何收入，然而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存在一個稅率，可以使稅收最大化。換而言之，在某一點上，一定有一個稅率水平能為政府徵收到最多的錢，而任何進一步的增稅都會降低經濟活動，以至於徵收到的稅越來越少，甚至接近於零。

許多人認為拉弗是個怪人，因為他的經濟理論的邏輯結論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增稅會導致政府的收益遞減，因為經濟活動會受到抑制，以至於稅收減少。政府並未達到稅收收入絕對值下降的地步，然而經濟分析家們意識到，增加稅收負擔最終帶來的稅收收入遠遠低於最初假設的水平。

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像銷售稅這樣的稅種從5%提高到6%，當購買了200億美元的商品時，政府在前一時期將籌集10億美元（200億美元的5%等於10億美元）；在所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預計本周期內將籌集12億美元（200億美元的6%）。然而，由於人們會減少少量支出，因此籌集到的資金將少於12億美元。隨著時間的推移，稅收的不斷增加會導致經濟活動少於原來的水平，因為人們減少了消費，並採取了規避稅收的方法。到了某個時候，稅收變得十分繁重，以至於政府最終減少了稅收的絕對數量。

拉弗曲線的兩個終點在邏輯上是無可爭議的。爭論的焦點是曲線的形狀，即倒「U」形。請記住，這是在1980年代初討論的，當時最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為70%。考慮到從1944年到1963年，最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超過了90%，70%實際上已經很不錯了。

在研究最高邊際稅率時，必須注意要根據通貨膨脹和總體生活水平進行適當調整。例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高邊際稅率為91%，在20萬美元時開始生效。有些人堅持認為，這證明應該把對所謂富人的稅收提高到充公的水平。然而，我們必須記住，當時20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350萬美元，而1945年的平均生活水平要低得多。當時，幾乎沒有人的工作收入相當於今天的350萬美元，那些有能力的人想出了各種辦法來規避收入被充公的風險。

1948年，門檻提高到40萬美元，並一直保持到1960年代中期，當時美國政府將稅率下調到70%，門檻又回落到20萬美元，今天約合110萬美元。當時正值通貨大通脹時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末，從1977年開始才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因此，這實際上是對社會生產力最高的人群的年度自動增長。1960年代末到里根時代是一系列頻繁的經濟衰退，以及在經濟增長期間通脹加劇的周期。

1981年第40任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上台後，他著手將最高邊際稅率降至50%，然而降低了最高稅額。這起到了刺激經濟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增稅，因為它降低了起徵點，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一種減稅。經濟開始增長，頻繁的經濟衰退和高通脹時代結束了。到1987年，最高稅率降至38.5%，起徵點降至約9萬美元。

里根執政時期，經濟平均增長率非常高。從1982年到1990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在3.25%到3.5%之間，以今天的價值標準來看，這是非常出色的。然而，儘管減稅和放鬆管制，稅收收入卻增加了。誠然，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有所上升，然而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仍然相當低。

拉弗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證實。一個稅負過重的經濟體，即使降低稅率，也可能會看到稅收的增加，因為高稅率對經濟發展而言是一種阻礙，這一點加拿大人終於開始明白了。稅收中的每一美元，並不總是能夠完整地轉化為稅收收入。

當稅率達到某一荒謬的高度時，進一步增加稅收反而可能會導致稅收的減少，因為這會使得經濟活動停滯不前。企業可能會因此倒閉或縮減投資，失業率激增，而政府則需要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

加拿大或許正處於這樣的境地，稅收不斷上升，而國民卻日益貧困。解決之道其實很簡單：削減稅收、減少政府開支、廢除不合時宜的規章制度，並對政府的財富再分配方案進行改革。這些方案從生產領域抽取財富和收入，用於政府的就業創造計劃和補貼，終結這些方案將有助於提升加拿大的繁榮。

作者簡介：

湯姆‧齊特龍（Tom Czitron）曾擔任投資組合經理，擁有四十多年的投資經驗，尤其是在固定收益和資產組合策略方面經驗特別豐富。他曾擔任加拿大王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簡稱RBC）主要債券基金的首席經理。

原文：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