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菁：五十年代初上海農村為何發生農民抗議

中共統治中國的半個多世紀，無產階級專政導致各類階級鬥爭，殘害無數家庭（大紀元）

更新 2024-04-13 8:31 AM 人氣 411

【大紀元2024年04月13日訊】中共1949年5月占據上海，初期中共對於上海的接手還比較順利，當時，政權的改換「並沒有引起民眾大的風波和反抗」。然而，1950年後上海農村卻發生了農民抗議活動，那這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中國當代史研究（三）》一書中的文章《建國初期新政權在上海郊區農村的征糧問題（1949-1953年）》深入探討了這個問題。

「三征」相連又遭災，農村各階層均無力應對

由於南下的大部隊需要大量的糧草，因此中共占領上海後，當務之急就是籌糧。很多南下的部隊路經上海，外加物資調運、各種交接，人員往來頻繁。據中共華東局計算，從1949年4月中到9月中共5個月內，僅野戰軍所需糧食就達九億斤。

中共一向是通過向農民徵收公糧來解決軍隊的糧草問題的。因此，1949年3月，中共就啟動了一輪向農民征借糧食的工作，後續又進行了夏征和秋征，一年之內三次征糧，令上海農民苦不堪言。

第一次由於征借量不大，每畝10斤至20斤，所以不管是地主還是農民上交的都很痛快。

5月底，大批工作隊下鄉準備開展夏征工作。政策是「以戶為單位，以1948年冊載賦額為標準，每元賦額徵收稻麥80斤，草40斤；夏季征小麥，秋季征稻穀；不產稻麥之土地，得按市價折收其他農作物或代金，出租田應繳之公糧公草，夏季由業主負擔、佃戶代繳。」

對此，農民紛紛抱怨：「以前我們只要交租不交糧，交租也只是秋季交，現在不僅交租交糧，還夏秋兩季都要交」；「生活比過去低了，過去吃三頓米飯，現在吃二頓小麥還吃不上，靠現在的政府什麼也沒有」。

而且當年又發生了颱風襲擊和特大洪澇災情，棉花和大豆損失慘重，稻田收成減半或僅至常年產量的七成。但中共卻對災情不關心，仍然決定「夏征不應因水災而延緩和放鬆」，僅對全部土地被淹地區實行「延長半月」的緩徵期。

緊接著秋征又在9月份開始了動員工作，中共號召通過減租、訴苦、算帳、反黑地等鬥爭方式，來促進繳糧工作。因此查黑田、劃成分成為秋征的最大特色。

中共提出「一人瞞田，大家吃虧」、「地富瞞田，農民吃虧」的口號，挑動農民與地富的對立，為了刺激農民檢舉揭發地富黑田的熱情，還承諾農民可以從對地富的罰款中得到一定比例的獎金。群眾大會上，骨幹分子用控訴來挑起群眾的仇恨，使鬥爭逐漸升級。

農民被發動起來後，各鄉又開始劃分階級成分。在農民心中，中國鄉村固有的宗族、地緣關係是至高無上的，中共通過劃分階級打破了鄉村這種傳統的關係，代之以階級和對立。鄉村中具有話語權的地主、鄉紳紛紛被打倒，在公糧繳納額度上又實行貧雇農負擔輕，地主富農負擔重的政策，通過收買和利誘貧雇農，使他們意識到，階級成分與個人的公糧負擔數、政治地位乃至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農民們逐漸被顛覆了傳統的思維而接受了中共的意識形態。

在上海郊區農村，地主並非單一依賴農業收入，農民也經常拖租、抗租，實際交租額並不高，地主也不去深究。所以，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關係並不緊張

如柳亞子家有田甚多，他1927年離家後，家中的田產地契都由管家張榮生代為管理，收取租米則是帳房沈某負責。早在1947年，柳亞子便通知張榮生不要再收租米，並登報與沈某解除了僱傭關係。

沒有剝削、壓迫概念的上海農民對階級劃分更沒有概念，有的認為誰家窮誰就是貧農，誰家有米吃誰就是富農。以至有人說：「解放軍喜歡勿勞動的人，勞動終是勿靈格」。

階級成分直接影響到公糧負擔的多少。中共新政策將公糧分為基本公糧和累進公糧兩種，對貧農只徵收基本公糧，地主富農則在基本公糧之外還要徵收累進公糧。中農則負擔一小部分累進公糧。

中共宣稱「公糧的負擔率貧農一般為5%～8%；中農10%～15%；富農20%～40%；地主35%～50%」。然而，當時上海農民的負擔率已經遠遠超出這個標準，如上海縣三林區荻山鄉10戶典型戶，1949年夏秋兩季公糧負擔率，貧農為15%～66%；中農60%～88.9%；富農竟達209%。

「三征」相連，受災減產，外加公糧負擔率奇高，導致很多地主只能變賣家產或工商業來繳公糧；稍有積蓄的富裕戶叫苦連天；一般的中農、貧農也苦不堪言，農村中各階層均強烈不滿，對繳納公糧愈加牴觸。

1950年1月，1949秋征繳納公糧最多的鄉才完成七、八成，有的僅達四成，還有的地方一點都沒有交。

中共的暴力強征致群眾反抗頻起

中共蘇南區委1950年3月編寫的《川沙縣調查資料》顯示，未到年關，農民手中的糧食已經所剩無幾，不少地方出現了無米無糧的狀況。

如：有的鄉20%的農戶生活已經很困難；有的鄉無米下鍋者已占10%；有的鄉30%的農戶沒有吃的；一區顧東鄉，已經有50%的人沒有飯吃；最嚴重的四區新民鄉已經有80%的人家沒有吃的了，只好吃野草、吃糠等。

下到基層的一些幹部也表示，「公糧、稅收任務太重」，並對中央、華東局以及各區、縣委的決議存有異議。但區、縣一級幹部卻認為，征糧任務完不成，主要是基層的鬥爭性太差了。「鬥爭地主還不夠狠，很多地富想拖交抵賴；群眾覺悟性不高」。

基於這種判斷，中共幹部強征、硬征、催糧逼糧的狀況頻出，川沙縣「欽公鄉24戶地主在鬥爭中被迫答應交糧高達544000斤，但實際上只能交出7900斤」，差距竟達68倍！還有的區縣幹部開會時強迫基層幹部完成硬性數字規定，不同意不能回家。

1950年4月的《中央公安部關於新區匪特暴亂奪糧情況的綜合報告》中稱，上海郊區接連爆發以「抗糧，反征糧，打倒北方政府」為口號的農民「暴動」和「騷亂」，且「帶有相當規模的群眾性」。而與此同時，華東、華南、華中、西南等其他共產黨新占領區也都先後發生了大範圍的「暴亂」，多數都與公糧負擔過重、征糧方式過激有關。

如，1950年11月底，馬橋區的農民去縣委請願，「要求減免、減輕公糧負擔」。這本是一樁因中共強征公糧引發的群眾自發抗議活動。但地委負責人卻不認為中共自身的政策有問題，而是馬上聯想到階級鬥爭，將這次請願事件認定為是有敵特叛徒6人策劃組織的一起反革命抗糧事件。

正因為公糧的負擔不合理，各階級的負擔比例都在加重，公糧徵收的對象擴大化，地富中農、貧雇農都起來抗糧。金山、奉賢、松江縣等地紛紛爆發各種武裝抗糧的運動，有40多名中共地方幹部被殺。

但在中共的宣傳中，卻強調是地主在對抗征糧，只要把地主鬥垮鬥蔫，就能完成征糧任務。導致各地對地主的鬥爭升級，出現了打、罵、拴、罰跪、剝衣，以至打死的現象。如閔行區委書記因下屬打死2人而向上級請求處分，縣委卻答覆「打得好」，因而區委書記認為打死人無所謂。

1950年夏土改試點啟動後，亂打亂殺的混亂現象更加嚴重，「蘇南各縣已經關了1700餘人」，各縣處死人數都有幾十人之多，如川沙處死22人，青浦處死43人，松江縣處死36人，南匯區處死31人。同時還有多人不堪壓力自殺。

對地主的用刑方法包括：吊打、叩頭、剝衣、跪磚、站冰、遊行、讓孕婦罰跪、拖老人遊街等等，82歲的地主王彩珊，被剝衣吊打，打得眼珠突出，雙目失明；還有讓地主在公審會上跪在碎磚上，昏死過去後又被噴冷水，將其激醒後再接著鬥。

很多原本已經居住在上海市內或逃亡至城市的地主也被勒令回鄉，大多數都遭到「體罰肉刑、剝衣冷露，戴高帽遊行、不給飲食」等嚴厲懲治。

1951年底，上海農村土改基本完成，但中共通過土改來促進征糧的願望卻落空了，因為多數農民土改後，生活「與解放以前差不多沒有顯著改善」。而且，土改後雖然田地歸了農民，但公糧攤派卻進一步增加，農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並未緩解，反而加劇了衝突。

據《松江縣塘橋鄉征糧騷動事件調查報告》記錄，1951年12月6日，千餘名村民聚集，將聞訊趕來的區委幹部鄭志九按在地上毆打，前後被打了三次，鄉農會主任顧仲齋亦被打傷。12月7日晚，九個村千餘人召開大會，喊出的口號是：「要減免、要6畝折1畝，哪村先繳糧全到那村吃，區裡捉一個，我們去十個，捉十個，我們全去」。12月8日，縣委武裝部率領公安部隊對村民進行了武裝鎮壓。

村民們要求的6畝折1畝，是國民政府時期對於盪田（半高地）實施納糧的標準，有的盪田甚至達到9畝折1畝，而且征糧額度從未超過收成的35%。而中共卻在1950年將盪田改為3畝折1畝，1951年又改成1畝抵1畝，導致農民強烈的不滿和牴觸。農民們感覺：「共產黨是一步緊一步，總歸叫你吃不飽，餓不死，結果是國富民窮」。

1952年，又發生了多起農民自殺、村民打架、剿糧船沉船等事件，農民們經歷了之前中共的暴力和鎮壓，所以被逼糧無奈後選擇自殺的人數非常多。

黃炎培與柳亞子上書毛澤東，民主人士漸失話語權

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是上海川沙縣（今浦東）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柳亞子是吳江人，1950年初，黃炎培就不斷收到親友來信，反映農村征糧中的問題。1950年4月，黃兩次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反映有關征糧的問題，以及他了解的川沙、南匯、奉賢三地的情況。他還有意幫中共挽回人心：「必須快快予以有效的處理，必須先把人心挽回過來」。

毛致電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要求他轉告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將情況報告上來。陳丕顯於5月28日向毛澤東報告，稱征糧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因為地主對繳納公糧的對抗和拖延造成的，至於個別打人、抓人事件，都是因為地主惡霸抗交公糧，激起了民憤。陳丕顯還認為黃的信中所述「有些與事實未盡符合」。

本來只是希望通過毛澤東的關注而使事情得到糾正，然而，1950年底，黃再度收到家鄉八封來信，信中舉出的極端事例更多了。黃將整理好的十二封信和一張統計表交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金誠，並建議：「最好派個人到下邊去看看」。

與此同時，柳亞子也在1950年12月寫信給毛澤東，反映自己家鄉吳江縣「頗多『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的問題。柳家雖已兩年不收租，仍被逼交公糧，只得由其女寄去600美鈔抵交公糧。而柳家在鄉家人沒有飯吃，生活困難，柳亞子1950年10月寫信給相關人員，要求歸還1949年被征借的糧食，信中稱當地幹部做法實「與綁匪對付肉票無殊」。

兩位民主人士先後向毛澤東反映情況，似乎引起了毛的重視，在毛安排之下，黃炎培得以前往上海及蘇南考察。然而，身為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在考察過程中卻被華東局密切監視。華東局各級幹部表面上對其很尊重，但心裡對其卻極不以為然。饒漱石與黃的談話並不客氣，陳丕顯也給幹部們打氣，讓大家不要畏縮。

得到了上級的支持，地方幹部們也準備好一套說辭對付黃炎培。對黃提到的高形鄉黃三三之妻被逼交公糧而吊死一事，地方幹部稱，經調查「本人神經病發作，早在秋征之前即己上吊死亡」。對多次被吊的沈李氏，地方幹部聲稱，「本人確為大地主，家有房產2260餘間，為當地惡霸」。因其「不聽勸告，頑固對抗的囂張氣焰，激起了群眾公憤，是群眾將她吊了起來」。

黃並不相信地方的說辭，認為「說真話者不易找」。他認為「農村中的最大問題，是還有恐怖情緒存在」。回北京後，黃只是口頭表示上海之行大體滿意，但並沒有對上海農村的土改或征糧有任何積極的或讚揚的話語。

對於黃炎培和柳亞子反映的問題，中共無論是高層還是地方，所持態度一開始就是一致的，他們只是表面上說要調查處理，但實際上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做錯的地方。因此，黃炎培的南行無功而返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毛澤東的真實態度也是一樣，返回北京後，黃2月17日就接到毛送閱的廣東、廣西對鎮反工作糾正寬大無邊錯誤的兩份材料。毛在信中說：「……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必須採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言外之意，為了政權鞏固，鎮壓必須堅決，而這就是中共的態度，也是毛澤東的態度。所謂「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面對毛如此的表示，黃還能有什麼作為呢？事實上，中共建政後，早已經將自己口口聲聲大談特談的民主制度棄之腦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