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2月23日訊】蔣中正一生，為中華民族立下了兩個頭功，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居住家園」和復興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頭功其一，蔣中正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領導了偉大的民族抗日戰爭，歷時14年，取得最後勝利，捍衛了國家領土完整和民族獨立——這是捍衛了中國人的「居住家園」。
頭功其二，蔣中正作為中華民國總統，在台灣領導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歷時二十餘年，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將台灣構建成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高地——這是在台灣復興了中國民族的「精神家園」。
對於頭功其一，國人知之甚多，本文不再贅言；而對於頭功其二，國人則知之甚少。有鑒於此，本文將重點落墨於頭功其二，對其來龍去脈作出呈現。
蔣公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由於中共多年來對蔣公的妖魔化抹黑，大陸人對他的印象比較糟糕，中性直觀的評價也就是「一價武夫」而已。殊不知，蔣公對中華傳統文化頗有研學，情有獨鍾，這從他的三次改名之舉便清晰可見。
第一次改名是給自己改名。
蔣公的原名叫瑞元，曾用名志清，後定格於名公，字介石。 「公」和「介石」都是來源於《易經》。
《易經》的豫卦六二爻辭：「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像》曰：『不終日貞吉』，以公也。」這段話的意思是，人應該像石頭一樣堅貞，但不能長久地堅持剛硬，要懂得適時變通，這樣才能吉祥。蔣公的名字不僅反映了他對《易經》的研究和理解，也體現了他對個人品德和行為的期望與堅守。
第二次改名是給一座山改名。
台北北面有座陽明山，原先叫作草山，因茅草叢生而得名。1949年，只因為蔣公退守台灣後，選擇這裡做了官邸，便用他十分崇拜的明朝大儒王陽明的名字改叫「陽明山」了，這裡的公園也改稱「陽明山公園」。
要問蔣公對王陽明崇拜到什麼度？從他的下面這段自白，我們便可以一覽無餘了。他說：「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我是自18歲，從讀顧葆性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以後50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了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是使得我百讀不倦，心向神馳，不知其樂之所止。」
從蔣公這段話不難看出，他對王陽明的學問真是佩服的五體投地。如果倆個人能生在同一朝代，想必蔣公一定會拜師王門，成為王陽明的得意真傳弟子。
第三次是給台灣道路改名。
為了培植台灣的傳統文化，蔣公煞費苦心，將傳統文化平鋪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區幾條東西向的主幹道被他重新命名，從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此外還有四維、八德之類出自於四書五經的路名。
從相關文獻和蔣公日記來看，他很早就接觸宋明儒學，不僅篤信不疑，還身體力行，常以「存天理，滅人慾」自律。蔣公年輕時在其日記中「一日三省吾身」。傳統文化對蔣公影響極大，他認為「中國的經書實為民族精神、民族德藝和民族哲理所寄託」。
1959年，蔣公在台北訂正《科學的學庸》，對《大學》、《中庸》進行解讀。他認為「《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這頗能代表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洞解。
雖然蔣公中年後皈依基督教，但觀其一生，其主體思想始終是以中國道統文化為根基的。他嘗自詡「以服膺和承繼儒家道統為己任」，殫精竭思，知行合一。為此，蔣公在台灣發起了影響深遠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臨終還念念不忘，在遺言中，把「文化復興」的宏願傳給了蔣經國。
蔣公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始末
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後，憑藉著海峽這道天賜屏障，得以偏安一寓。1950年3月1日，蔣公正式復任中華民國總統。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共暫時無力犯台，國共隔海分治的局面基本定型。
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的經濟社會已趨於穩定。在1952年國民黨第七次全體代表大會上，蔣公把「保衛中國文化」、「實行民主憲政」、「平均社會財富」作為「光復大陸」基地建設的工作重點。然而，要完成「光復大陸」大業，國民政府面臨諸多挑戰與困擾。
蔣公認為，反思在大陸失利的原因，不僅是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失敗，而且是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慘敗。而喪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欲重振民族自信，則必先培植民族文化。
蔣公看到，台灣經歷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統治，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取消漢語教育，廢除漢文報紙，要求改日本姓氏，台灣人因而對中華文化漸行漸遠。日本殖民文化對台灣民眾危害巨大，使得台灣民眾文化心理失去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
抗戰勝利，光復台灣。可惜因「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台灣人口分裂為「台灣人」和「外省人」兩大陣營，雙方有著一定的敵意。一些「台獨分子」趁火打劫，將政治矛盾放大為文化和種族衝突，說什麼「台灣與大陸分離太久，文化習俗不同，已不同於中國人」等等。此時，島內也冒出了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西化派，一場「中西文化論戰」鬧得不可開交。
恰逢此時，從大陸傳來了「文化大革命」 的重磅壞消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遵照毛澤東指示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紅衛兵四處打砸搶燒，一場中華文化的滅頂之災山雨已來，中華文化面臨空前浩劫。
破四舊的急先鋒主力是紅衛兵，後來迅速擴展到全民。他們給街道、工廠、公社、老字號商店、學校改成「反修路」、「東風商店」、「紅衛戰校」等革命名稱；上街剪小褲腿、飛機頭、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潔齒等服務項目；停止銷售「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妝品、仿古工藝品、花發卡等商品，砸毀文物，燒戲裝、道具；衝擊寺院道觀，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強迫僧尼還俗；砸毀文化古蹟，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燒藏書、名家字畫……
新華社對此大聲喝采，進行了連續歌頌性報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很》。文化教育界的知識分子在劫難逃，幾乎無一倖免。批鬥、抄家、關牛棚、下放勞動改造，迫害致死多少人，至今無法統計。當炎帝、孔子、舜帝、倉頡等等，中華民族列祖列宗的陵墓被毀的消息傳到台灣後，台灣文化界人士痛哭流涕，民眾上街遊行抗議……
為了保護中華文化，並與中共的文革分庭抗禮，幾乎與共匪文革同時，蔣公拍案而起，在台灣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運動」。
1966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55周年國慶暨辛亥革命紀念日，蔣公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對中華傳統文化在共匪大陸的未來命運憂心如焚，他大聲疾呼：「凡是一個民族之存亡消長，全視其傳統文化之優劣文野而定。如其優秀文化，一旦毀滅，則民族精神，隨之喪失，而整個民族，亦等於名存實亡！我中華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歷五千年而不墜者，就是其文化能綿延不絕，永恆保持，並隨其時代而進步，所以他能發揚光大，歷久彌新……如今日毛賊之紅衛兵，必欲毀滅我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為其目標的思想行動。」
蔣公在文告的最後強調：「只有我們實現三民主義，維護歷史文化、保衛人權自由、反共復國的戰爭，獲得全面勝利，而後方得相與世界各國、共同衛護國際的和平與安全！這就是我們軍民一體不可搖的信念，這就是我們繼承辛亥革命、保衛民族文化正史於不墜的責任。」
1966年11月，孫科、陳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聯署上書，倡議以每年11月12日（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得到蔣公首肯。
要唱戲，先搭台。1967年7月，蔣公倡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 並親自擔任總會長坐鎮指揮。在蔣公督導下，文復會創建了眾多專門機構和委員會，比如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中國科學與文明編譯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與發明獎助委員會、國劇推行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各司其職，執行文化復興的具體工作。
文復會創建之初，蔣公事必躬親，全力推動傳統文化復興。蔣公自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不僅為三民主義革命文化之建設運動，亦為憑藉我民族傳統之人本精神和倫理觀念，來喚醒這一代人的理性與良知。」
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一代普及學術精華，前後出版了大量中國古籍書目，比如《周易今注今譯》、《老子今注今譯》、《詩經今注今譯》、《孟子今注今譯》等，還有《白話史記》、《白話資治通鑑》等等。
負責倫理道德發揚工作的，是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訂出《國民生活須知》，對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1970年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亡國必先亡其史。日本占據時期，台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為了增強民族認同和民族自信，蔣公非常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他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學校堅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政策，中小學校國文、歷史及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課程；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傳統文化的薰陶。蔣公給各個學校的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
1969年，為了辦好祭孔大典，蔣公請專家學者考探古禮，設計禮官服飾。歷史博物館館長王宇清詳細說明祭孔大典新設計的祭服，這件祭服頗有齊魯古風。而過去有些地方主祭官穿著西裝現身，均被視為離經叛道之舉。
在文革後期的1974年，中共開始了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把孔子的儒家學說，打成「反動派的文化」。蔣公為了反抗中共對孔子學說的打壓，在台灣成立了以維護孔子學說為使命的「孔孟學會」；隨後又以復興中華文化為辦校宗旨，成立了「中國文化大學」。
1975年4月5日蔣公逝世，其遺囑如下：「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蔣公帶著他光復大陸的夢想走了，復興民族文化大業的接力棒交到了蔣經國之手。
蔣經國成長過程中受蔣公影響極大，蔣公一再指導蔣經國要讀好四書，尤其要讀好《孟子》、《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等。蔣經國因此注重傳統文化的研習，對自己過去在蘇聯所受的思想毒害作清算。
蔣經國曾回憶說：「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國藩家書》，也甚為重視。」又說：「平常我寫信去問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覆，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
蔣公辭世後，子承父業，其子蔣經國承前啟後，文化復興運動後繼有人。蔣經國將父親去世的4月定為「教孝月」。百善孝為先，通過宏揚孝道，由孝親而推廣為愛人，以至於愛國愛民族，促進家庭的和睦與社會的和諧，「使世界人類認識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鼓舞群倫，相與為善。」
在蔣經國的推動下，文復會於1986年提出《現代國民生活綱要》，發動現代國民生活運動，針對物質主義對人精神生活的侵蝕，重點推行「孝悌、勤儉、禮節與秩序」等傳統美德，希望藉此使人們確立生活準則，注意身心修持，重視家庭倫理，增進社會和諧。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隨著蔣經國去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告一段落。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碩果纍纍
蔣公發起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取得如下歷史性成果：
其一，在台灣徹底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全面恢復了中華傳統文化。一掃島內民眾心中壓抑半個世紀亡國滅種的陰霾，極大增強了民眾的民族自信。
其二，為台灣幾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在島上培植出豐富的民族文化土壤。在台灣，不但每年孔子誕辰要在孔廟舉行祭祀大典，每逢傳統節日，社會名流均要舉辦詩歌雅集；即使普通百姓，酒酣耳熱之時還常常吟詩唱和。
其三，在文化復興運動中，台灣史學界規範了一套中華道統的傳承論述，指中國歷史的正統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而蔣公即是這個道統的當代衣缽傳人。這也是他向海內外中國人進行政治號召權柄的合法來源。這一表述，徹底把「外來勢力」中共，撇清於中華民族歷史之外。
其四，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包容性極強的優秀文化。有了發達的傳統文化為精神資源，融合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使得台灣政治以極小的代價，完成了現代民主轉型。同時，傳統文化也不排斥時尚文化，著名的「十大工程」建設時期，為台灣現代化基本設施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五，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台灣學者與青年也產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由於鼓勵文化尋根精神，台灣的學術、文學與藝術等領域中出現了不少洋溢著民族熱情的佳作。學者徐復觀、牟宗三等人發表《中華文化宣言》，強調中華文化不但不應放棄，而是應該再造，以提供全人類新的精神指引；顏元叔教授出版了《民族主義文學》；林懷民創立雲門舞集，直言要跳出具有傳統格調的中國現代舞蹈；來台留學的馬來西亞華僑溫瑞安創辦《神州詩社》；充滿活力的文化人高信疆推動《龍族詩刊》等等。可以說，在大陸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台灣出現了一個復興中華文化的高潮。
其六，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種文化育一種民。看不見的是文化，看的見的是民風。凡去過台灣旅遊人大陸客，都對台灣淳厚的民風印象深刻，讚賞有加。比如說在台灣問個路吧，那叫一個認真負責，他恨不能把你送到目的地才算放心。台灣人的這個做法，讓大陸人吃驚不小。其實，那正是中共到來前所有中國人的樣子啊！
正是基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今日台灣，是全球華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高地；是全球華人民主自由的燈塔；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禮儀之邦的傳承與縮影；是全球華人的驕傲與榮耀！
結語
在中國大陸，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歿於十年文革浩劫，中共成全了外來文化——「黨文化」的一統大陸。近十四億大陸人痛失「精神家園」，淪落為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血脈斷裂的「無根人」，成為「民族精神異化症患者」。
在中國台灣，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盛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一掃日本殖民文化的陰霾。兩千多萬台灣同胞喜獲「精神家園」，他們是真正與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相連的炎黃子孫。
蔣公一生，為中華民族立下的第一個頭功，是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居住家園」。然而，1949年大陸不幸落入中共之手，中共把大陸搞成了綁架、囚禁、殺害、盤剝、欺騙中國人的集中營和大監獄。
蔣公一生，為中華民族立下的第二個頭功，是在台灣復興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台灣是當今地球上僅存的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一方淨土。
中共是中華民族的公敵，對台灣羨慕、妒嫉、恨，頻頻軍演，虎視眈眈。共匪犯台之日，或許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一方淨土失守之時。有鑒於此，全球華人都應該對中共犯台野心保持高度警惕。
責任編輯：金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