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2月21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信宇編譯）古希臘偉大的科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約公元前287-前212年）出生於錫拉庫薩（Syracuse），位於如今的意大利西西里島（Sicilia）。他同時也是一位地緣政治哲學家。他有一句傳世名言：「給我一個可以站立的地方，一根足夠長的槓桿，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

毫無疑問，人類與地理的關係至關重要，推動著個人和社會的財富、進步和力量。隨著又一場全球主義運動在各國海岸和邊境逐漸消退，這種關係再次處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緊要關頭。

在人類存在的短暫時間裡，永恆的陸地和海洋孕育著人類，並塑造了人類的邏輯和行為，儘管不少聲音一直聲稱人類塑造了地球地貌。然而，對陸地和海洋的「所有權」一直是有史以來推動和重塑著人類文明和進步的基本槓桿。

如果不加限制，土地所有權可以建立全面的戰略財富和穩定可靠的稅收基礎。這不僅體現在國家總體意義上，而且深入到至關重要的個人層面上。「不動產」是可以利用的，也是需要捍衛的。

有人主張廢除土地私有制，轉而實行「國家」所有制，即土地全部歸「國家」或政府所有。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企圖將土地變成無法變現的資產，因為沒有市場，因此也就不可能為其賦予價值，以用於收購、交易或槓桿作用。由於個人與土地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土地的價值變得隨意，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生產性。因此，無論是從安全角度還是從生態角度來看，土地本身都不會激發人們捍衛和保護土地的熱情。

只有當不動產的所有權和可繼承轉讓性在社會法律中變得至關重要時，這種權利才成為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土地所有權是社會中最大的穩定因素，因為它保留了公民對社會和文化的承諾，而個人的流動性則受到土地不可移動性的限制。由於法律規定土地所有權可以轉讓，因此土地可以通過出售或資產槓桿獲得價值。

於是，土地成為創新的源泉，因為它可以成為商業風險投資的資金保障。它是孕育創業型社會的孵化繭，通常也是創建小企業的重要槓桿，而小企業蘊含著不可估量的經濟增長潛力。

由於不動產是固定的，它構成了社區安全與合作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在許多社會中，侵犯財產罪與侵犯人身罪一樣會受到法律的嚴懲。因此，物業所有權一直是建立一個嚴肅的代議制政府的重要支柱。特別是在20世紀，由於選舉權擴大到了「與社會無利害關係」（無物業所有權）的人，選舉權變得無效，政府的質量和對社會的響應能力也就被相應削弱了。

一些國家試圖建立以租賃產權為基礎的不動產國家資產基礎，在許多情況下，租賃產權或國家控制的租賃財產的合法性並不確定。當前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國家就是處於這樣一種境地，而在此之前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SSR，簡稱蘇聯）更是如此。在俄羅斯帝國被共產勢力瓦解之後，蘇聯在財產集體化之後無法建立起與土地的專有聯繫感。在歷史上，俄羅斯帝國曾經迅速發展，風光無限；而在被共產勢力接管後成立的蘇聯專制政權，通過剝奪人民的土地、文化、語言和宗教等權利，摧毀了整個文化和社會，從此整個國家在歷史上變得一蹶不振。

中共治下亦概莫能外。1976年中共初代黨魁毛澤東死後，中共因擔心遭遇1990年蘇聯解體的命運而開始所謂的改革，在二代黨魁鄧小平的領導下開始建立「私有財產」制度。然而，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可靠私有財產，它始終受制於中共的任意控制，而且是以租賃為基礎的。這種名不符實的私有財產框架，實際上應該稱為偽私有房地產。而即使是這種徒有其表的私有財產制，也從2012年開始在中國面臨崩潰，這表明中共的經濟和戰略框架已經變得多麼岌岌可危。

如今，外國投資者事實上並不看好中國的所謂「私營」房地產市場，而中國大陸人民也只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無奈接受這種徒有其名的「私營」房地產市場。這凸顯了共產主義中國的經濟框架缺乏根基和後勁。

截至2023年12月，美國私人住宅的總價值估計為47.5萬億至49.6萬億美元，商業房地產的價值為22.5萬億美元。包括私人擁有的土地和建築物在內的美國房地產被視為美國經濟活力的基礎，其綜合價值至少在觀念上或概念上抵消了美國國債的價值，而截至今年12月13日這個數字約為36.1萬億美元。

當國債需要超高比例的稅收收入來償還時，國債的破壞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如今的美國。不過，至少支撐房地產的堅實根基確保了美國相對穩定的經濟狀況。然而，財產所有權是與有生命力的國家實體聯繫在一起的，當國家對領土的總體控制失效時，私有財產的生命力也會隨之喪失。例如，隨著歐洲在歐盟的領導下集體化，越來越多地效仿前蘇聯，國家邊界和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也隨之削弱。隨著美國開放邊界，其固有價值觀和固有財產的社會性質受到挑戰，美國的權威亦隨之削弱。

如此一來，西方文明的基石正在面臨分崩離析的險境，這絕非危言聳聽。

正如民主制度一樣，物業所有權直接反映了一種自由，就是允許擁有私人物業和隨意轉讓土地所有權的自由。正因如此，物業所有權是公民社會與其治理者之間的任何社會契約的基本支柱。

作者簡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也是《國防與外交事務戰略政策》（Defense & Foreign Affairs Strategic Policy）在線期刊的主編。他出生於澳大利亞，是澳大利亞勳章獲得者、企業家、作家、政府顧問和國防出版物編輯。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紀的新全面戰爭和恐懼大流行的誘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2020）。

原文：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