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2月13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Carlo J.V. Caro撰文／原泉編譯）中共將網絡間諜戰略整合至農業物聯網，並向全球輸出生物識別監控系統，這已經超出了追求技術進步的範疇，更是蓄意通過數字手段重塑地緣政治影響力。
通過農業物聯網標準化進行網絡間諜活動
中共在農業物聯網（IoT）中的滲透是其全球科技戰略中一個關鍵但尚未充分探討的領域。通過華為、阿里雲等關鍵企業，北京已將物聯網技術嵌入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農業系統。這些舉措通常被視為發展夥伴關係，旨在改善糧食生產與供應鏈韌性，同時能夠收集具有深遠戰略和地緣政治影響的大量農業和環境數據。
農業物聯網系統通過收集實時、高分辨率的數據，徹底改變農業生產方式，這些數據涉及土壤濕度、養分水平、天氣條件、害蟲侵擾、灌溉模式、作物生長速度和物流動態等變量。
像華為和阿里巴巴等中國公司正走在這一技術進步的前沿，他們設計了支持精準農業的平台，通過整合先進的傳感器、雲計算和人工智能來優化農場管理。
在肯尼亞，華為積極與當地合作夥伴、肯尼亞農業與畜牧研究組織合作，實施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可持續性的智能農業解決方案。部署監測關鍵農業參數的物聯網傳感器，並將這些數據傳輸到雲平台，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提供可操作的建議，農民們因此提高了作物產量。這些舉措不僅提高了當地的農業生產力，還增強了中共在該地區農業領域的影響力。
同樣，在2020年，馬來西亞政府與阿里雲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推進其智能農業議程，體現了利用數字技術促進農業轉型的承諾。例如，2019年，馬來西亞農業科技公司Regaltech與阿里雲合作，為榴蓮種植園開發了一個智能農業平台。該平台利用阿里雲的ET農業大腦（一個分析大量農業數據的人工智能平台）、物聯網設備和無人機監測作物健康狀況，優化資源使用，實現農業流程自動化。這些系統在提高產量品質的一致性方面顯示出可喜的成果，同時由於自動化而降低了勞動力成本。
這種數據整合的戰略意義深遠。在阿根廷——中國大豆的主要供應國——物聯網系統提供了大豆和玉米等重要農產品生產的詳細信息。2022年，阿根廷向中國出口了480萬噸大豆，主要用於中國迅速發展的畜牧業的動物飼料。通過分析作物產量、氣候條件和供應鏈動態的縱向數據，中國實體可以預測農業產出，識別乾旱或蟲害爆發的脆弱性，並精準制定進口策略。獲取這些信息不僅為經濟決策提供了依據，還使北京在與關鍵合作夥伴的貿易談判中有了籌碼。
這種數據的地緣政治效用非常顯著。舉例來說，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物聯網系統可監控因乾旱而導致的主要作物產量下降，從而使中國在市場動蕩發生之前確保進口。2022年，中國農業機械市場價值超過240億美元，其中大量出口到非洲國家的產品採用了由中國雲基礎設施支持的物聯網「智慧農業」解決方案。這些系統雖然被標榜為促進發展工具，但卻建立了依賴關係，增強了中共的影響力。數據獲取通常受到不透明協議的約束，使得北京方面能夠對採用這些技術的國家保持戰略影響力，尤其是在涉及氣候衝擊或糧食危機的情況下。
此外，農業物聯網數據可以被武器化，以操縱貿易動態。一個相關的例子是哈薩克斯坦，中共對該國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已整合了物聯網系統，用於監測小麥和大豆等關鍵作物。有了精確的產量數據，北京能夠預測短缺或過剩，商談有利於自己的貿易條款，並相應地調整進口策略。歷史上的類似事件，比如，中共在外交關係緊張後於2020年對澳大利亞的大麥和葡萄酒徵收關稅，都突顯了中共利用貿易關係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的意願。雖然這些行為不涉及物聯網，但它們突顯了中共利用經濟依賴關係作為影響力工具的模式。
中巴經濟走廊框架下的巴基斯坦是另一個具有啟發性的例子。巴基斯坦引進了中國先進的灌溉系統和基於物聯網的作物管理技術，以實現農業現代化。儘管數據共享協議尚不明確，但物聯網系統的整合使中共能了解小麥和棉花的生產態勢，從而能夠根據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目標，提前調整進口，或提出符合其政策的建議。
同樣，在老撾和柬埔寨，中國物聯網技術嵌入他國的農業系統，引發了對數據主權的擔憂。這些系統能讓北京發現糧食安全的薄弱環節，從而影響國內政策，並加強這些國家經濟對中國基礎設施的依賴。
中共通過《中國標準2035》等倡議推動全球物聯網標準化，這對其在技術和數據治理方面的雄心至關重要。通過將專有的物聯網協議嵌入國際框架，北京確保其技術對全球物聯網網絡中不可或缺。華為和中興通訊在出口物聯網解決方案方面走在前列，特別是在拉丁美洲，華為的智能農業平台已在當地獲得青睞。整合中國開發的加密技術可確保與中國國內平台的兼容性，鞏固了中共對這些生態系統的控制，並加強了其收集和處理戰略數據的能力。
這種影響力延伸到對信息流動的控制。根據中共的《數據安全法》，企業必須在特定條件下與國家相關部門共享數據，這提高了中共從依賴中國技術的地區獲取敏感信息的可能性。將物聯網農業數據與貿易及基礎設施的洞察力互相參照，可以獲得有關夥伴國家的全方位、多層次情報。雖然還沒有出現確鑿的證據證明存在系統性的物聯網數據濫用行為，但這種能力與中共以數據驅動擴張全球影響力的戰略相一致。
與農業物聯網相關的網絡安全風險同樣值得關注。2021年，全球最大肉食品加工商巴西JBS公司遭到網絡攻擊，導致全球肉類供應鏈中斷數週，突顯了數字化農業系統固有的脆弱性。如果中國公司建立的物聯網也受到類似的攻擊，恢復工作可能會因為中共對關鍵數據的潛在控制而受到阻礙，從而使緩解措施和政策反應變得複雜，這種情況凸顯了物聯網技術的雙重用途性質，既是發展工具，也是戰略槓桿。
儘管農業物聯網在中共數字戰略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這一主題仍然未得到充分探討。分析師和政策制定者通常關注電信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卻忽略了與糧食安全、氣候脆弱性和地緣政治穩定之間的交叉關係。例如，美國農業部2021年關於農業創新的報告，未能解決外國控制的物聯網系統帶來的戰略風險。與此同時，華為繼續擴大在拉丁美洲的業務，將物聯網技術嵌入到這個在全球農業出口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地區。
先進的生物識別監控和行為數據開發
除了在農業領域的網絡間諜活動外，中共在生物識別監控和行為數據開發方面的能力也大幅提升，這是中共全球數字戰略的關鍵軸心，將技術創新與廣泛的地緣政治野心交織在一起。中國視頻監控巨頭海康威視（Hikvision）和大華科技（Dahua）等政府支持的企業，以及商湯科技（SenseTime）和曠視科技（Megvii）等人工智能先驅，已經率先開發了遠超傳統人臉識別的技術。步態識別、聲紋識別和情感檢測系統等創新技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行為監控，提供了細致入微的洞察力，將監控能力提升到了新高度。
截至2023年，中國企業已經向非洲、南亞、拉丁美洲和東歐的八十多個國家出口了生物識別監控系統。例如，肯尼亞的「平安城市」計劃，將大約1,800台海康威視攝像頭，整合到內羅畢的中央警察監控網絡中，凸顯了中共的深度參與。同樣，在巴基斯坦拉合爾市（Lahore），在中巴經濟走廊的框架下，華為的監控基礎設施將生物識別數據與城市管理系統相結合。除了硬件安裝，中國企業還將專有軟件生態系統和先進的機器學習算法嵌入到這些項目中，鞏固了對數據管道的控制，並促進了對中共管理平台的依賴。
這些系統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表面監控的範圍。據報導，在津巴布韋，配備了人工智能分析系統的中共監控攝像頭已被用於識別政治異見人士。在塞爾維亞，中企開發的平安城市系統因使用面部識別技術追蹤反政府抗議者而引發爭議。安裝這類監控系統通常伴隨著不透明的許可協議、債務融資和廣泛的服務合同，這造成了長期的技術和財務依賴。
中共的生物識別監測技術已經達到了以前被認為是理論上精度的水平。例如，步態識別領域的全球引領者、人工智能企業銀河水滴（Watrix）聲稱，其系統可以在超過50米的距離內以96%的準確率識別個體，即使在擁擠的環境中或面部模糊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此類技術已在新疆等敏感地區部署，當局用它們監控維吾爾族群體，並標記「異常行為」。同時，在上海，醫院採用步態識別系統限制未經授權的人員來訪，突顯出該技術在安全和民用領域的多功能性。
情感識別是中國人工智能的另一個前沿領域，進一步豐富了中共的監控手段。通過分析微表情、聲調變化和生理信號，這些系統可以推斷情感狀態，其應用範圍涵蓋從教育到執法等多個領域。例如，在杭州的智慧學校倡議中，據説攝像頭會監控學生的情緒，以優化課堂管理——這一做法引發了關於隱私和心理健康的倫理擔憂。
在新疆，類似的系統被用於評估被拘留者在審訊過程中的壓力水平。這些工具服務於中共廣泛的「維穩」戰略，將監控嵌入日常生活，以確保對社會的控制。
在中國國內，生物識別監控支撐著中共的社會信用體系，該體系將大數據分析與行為監測相結合，規範個人和企業的行為。在深圳等城市，面部識別攝像頭能夠識別亂穿馬路的行人，並公開展示他們的圖像，以羞辱違規者。有些系統更進一步，給違規者發送短信，並將處罰與其社交帳戶掛鉤。儘管中共社會信用體系的更廣泛的應用（比如限制受教育或享受醫療服務）仍有爭議，但其有文件證明的影響包括旅行限制。到2018年，數百萬社會信用評分低的公民被禁止購買機票和高鐵車票，顯示該體系是如何通過限制出行來強制遵守規定的。
在國際上，中共監控技術的出口帶來了深遠的風險，尤其是在監管框架薄弱的國家。實際上，這些國家進口的不僅是硬件，還有助長威權主義做法的治理模式。在烏干達，華為價值1.26億美元的閉路電視系統，表面上是為預防坎帕拉的犯罪而設計的，但卻因為被用於監控反對派人士而受到批評。在埃塞俄比亞，與中企修建的非洲聯盟總部等基礎設施有關的數據泄露，加劇了濫用數據的指控。這些例子說明了（引入這些系統帶來的）技術依賴和政治脅迫的雙重脆弱性。
將中國標準融入新興市場的治理基礎設施，代表著中共深度固化其戰略影響力。這些監控系統通常伴隨著不透明的協議、專屬協定和維護要求，將採用者與中國企業捆綁在一起，將監控嵌入到公共管理的運作結構中。除了操作功能外，這類出口還使侵入性做法正常化，破壞了民主規範，助長了恐懼氣氛。對於缺乏嚴格保障措施的國家而言，這種對公民自由的侵蝕不僅會壓制反對聲音，還削弱了主權，創造出一種更貼近專制原則而非民主理想的治理模式。
戰略整合和全球影響
中共將網絡間諜戰略整合至農業物聯網，並向全球輸出先進的生物識別監控系統，這已經超出了追求技術進步的範疇，更是蓄意通過數字手段重塑地緣政治影響力。通過將技術嵌入新興經濟體的關鍵基礎設施，中共獲得了無與倫比的獲取海量數據集的機會，這些數據集既服務於經濟目標，也服務於政治目標。
一個新出現的情況是，這些數據可能會互相結合，在政治動蕩期間影響糧食援助決策。農業物聯網系統可以識別面臨饑荒風險的地區，而生物特徵數據個人資料可以對當地人口進行評估，以衡量反抗或順從的程度。通過根據行為趨勢調整援助分配，中共可以選擇性地實現或破壞地區穩定，以進一步推進其戰略目標，加深對其技術和經濟基礎設施的依賴。
通過專有標準和人工智能驅動帶來的洞察力，中共植入了全球依賴關係，這不僅降低了合作國家的自主權，還增強了中共塑造國際規範的能力。在這個由依賴數字關係定義地緣政治力量的新時代，這種數據驅動方法鞏固了中共的影響力。◇
（文章源自）
作者簡介：
卡洛‧J· V‧卡羅（Carlo J.V. Caro）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是一名政治和軍事分析師。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