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破產暴增推升律師業 大陸苦日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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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4年01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目前中國大陸經濟下滑,欠薪、失業、破產的消息密集傳出,相關的經濟糾紛暴增,律師業務也顯得比較紅火;同時由於中國大陸訴諸法律成本高,民間通過網絡輿論維權的事件也持續增加,凸顯在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中國民生艱難,2024年苦日子來了。

律師業務紅火是經濟下滑信號

在南京從事律師業務的李女士告訴大紀元,這兩年因為經濟方面的矛盾、糾紛更多,短時間內肯定行業是務紅火。「律師數量肯定有增加,這兩年中國增加了很多律師,我們的人數也是翻了好幾倍。」

「隨著經濟糾紛增多,訴訟案件也在增多,短期是,但是長期的話,沒有一個行業在大環境不往上走,還能說保持長久的繁榮,肯定是不可能的。」她說。

根據江蘇省高法工作報告,2021、2020、2019年份,江蘇全省法院一審審結商事案件分別是14.7萬件、12.6萬件、15.4萬件,但2022年一審審結商事案件暴增至75.3萬件,比之前增加五倍之多。

《經濟觀察報》2023年8月報導說,近幾年,除了律所,很少有哪個行業對市場新增需求的貢獻這麼突出。

北京一律師說,疫情三年,律所受的影響不是太大,現在雖然併購、上市的業務有所減少,但「破產清算的業務量和往年比起來,至少翻倍增長了」;上海一家本土律所的律師則稱,「勞動糾紛從2022年下半年就開始增多,破產的案子則從今年開始增多。」

根據監測中國抗議事件的華盛頓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旗下的「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數據,2023年大陸經濟抗議活動再創新高,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有370起勞工抗議,是之前三個月的兩倍多;在2023年4月至6月,有535起,其中以勞工(59%)和住房(22%)抗議為主;8月和9月,有461起與經濟不滿相關的抗議活動,是2022年同期記錄數量的1.5倍,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事件是勞工抗議,反映了工人抗議活動的持續增加。

中國農民工。(Robyn Beck/AFP/Getty Images)

前大陸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合規官梁少華律師對大紀元表示,正常的經濟環境下,律師應該是增加的趨勢,經濟好轉的時候,很多行業會僱用更多的法律人員,大部分是做預防、培訓、合同管理、制度設計,打官司只是很小的部分。

「如果整個經濟不好,其實行業會削減各方面的人員,包括財務、行政、法務人員。現在法律行業比前些年較熱,可能是很多法學畢業生找不到其它工作。比如以前可以去公檢法,去大企業去做法務。在這種工作機會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最後一條路必然是考律師了。」

梁少華説,在中國,考律師的門檻不像歐美國家那麼高,「美國律師的起點非常高,讀完本科之後,通過考試考法學院,讀完法律博士才能考律師。而中國的法學院都是高中起點,上完高中就可以讀法學院,然後考律師。」

李女士表示,這兩年經濟不穩定,肯定有很多行業受影響。「現在裁員諮詢確實比以往的會多一些,但破產數量的話,我們也看不到,中國很忌諱講破產。」

疫情三年的封控之下,中國中小企業出現了倒閉潮,媒體報導,2020年46萬家企業倒閉,7.8億人負債;2021年前11個月,約有437萬家中小企業永久關閉;2022年則出現了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大裁員。

疫情過後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預期的好轉,據餐飲業媒體「紅餐網」消息,企查查信息顯示,2023年前11個月有近7千家農家樂倒閉。

民營企業提供了中國80%的就業崗位,這在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經濟活力的衰退。北京的王律師對大紀元表示,「跟三年的封控有關吧,很多正常經濟生活被打斷,導致一些經濟問題發生,資金鍊斷裂、經濟矛盾紛起,律師增多,說明社會對法律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我身邊因為經濟下滑工作受影響的比較多。」

廣東的吳律師告訴大紀元,「不是因為經濟下滑導致糾紛增多,考律師的人數攀升很快,而是說明其它行業就業難,大家都擠到這裡來,因為律師跟外賣、網約車一樣,只靠個人。而且律師行業卷得厲害,收費、單價水平比以前都差很多。」

討薪、交樓、抗議裁員等維權活動頻現網絡

在社交媒體上,頻頻出現討薪、交樓、抗議裁員等方面的維權消息。總部設在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LB)根據從社交媒體上收集到的數據,統計出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月22日,中國大陸一共發生1199起企業員工或農民工討薪抗議事件,涉及的行業多是建築業、製造業。

CLB同期還統計出1011起企業員工或農民工求助事件,主要原因還是欠薪,涉及的行業也多是建築業、製造業。

2023年9月,廣西桂林市廣電局門口,大約三十多人在拉橫幅討薪。(視頻截圖)

分析人士認為,之所以很多員工或農民工在裁員或欠薪的情況下,多採取抗議的形式而不是訴諸法律,在於中共政府的失責。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董保華在接受經濟觀察網採訪時說,面對勞動糾紛時,人們選擇通過網絡輿論進行維權,而非通過法律途徑,這背後其實是一項成本的計算。

因為個人走法律維權路線的成本相對較高,且收益並不明顯。在中國國內「一裁二審」的制度設計下,個人在勞動爭議方面的維權流程,甚至比一般民事糾紛流程更加耗時。相反,網絡輿論維權成本較低,但效果有時更為顯著。

對於被動失業者不願領取政府失業保險金的原因,董保華解釋說,失業保險金通常是當地最低工資的70%,金額不高且辦理手續較麻煩,因此他們可能不會特別在意失業保險金,而更在意金額更高的企業經濟補償金「N」甚至是「2N」。這意味著個人在失業期間的收入主要來自企業的資金,而非政府的失業保險金。

董保華說,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在失業保險金支出方面花費巨大,失業保險金申領人數在2009年約達260萬人;而2008、2009年,中國國內失業保險金申領人數同比下降8.7%和10%。

「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我國失業保險完全沒有發揮作用。」他說。

美國華府人權律師葉寧對大紀元表示,中國(中共)司法制度特別黑暗,他們覺得狀告無門,可能還出不起高額訴訟費用。

「法律訴訟費還不是指法院常規的收費、立案費等,主要是律師費用。一般民工沒有專門法律知識去打官司,要請到律師的話,也根本請不起。」

「所以老百姓心裡明白得很,寧願選擇輿論,而中國的這些黑惡勢力,比較害怕輿論。黑幕一曝光的話,會面臨上面的追究,甚至會暴露出一些重大問題來。」

葉寧說,「中國(中共)出台的一些勞工權利保護法案,越來越傾向於保護業主而不保護勞工。即使中國(中共)法律程序上裝成很平等,在實踐當中也沒有平等的權利,更不要說中國(中共)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2024大陸苦日子來了?

近些年來,差不多民間所有的行業被當局收拾過一遍,從封控期間的餐飲旅遊業,到房地產、金融業、互聯網科技、教培、醫療、遊戲行業等,導致各個行業都出現減薪、裁員、失業及破產。

廣西的齊先生在疫情前開了一家餐館,疫情三年中倒閉,之後他謀生不易。「現在到處都是地攤,賣小吃、燒烤、水果蔬菜等特別多,各種流動攤販看到城管來了就轉移,每個月這樣活著很累。」他說。

齊先生告訴大紀元,他現在住的房子,是家裡的唯一住房,因為無法還貸,被銀行收回變成法拍房,房子已經被查封,所有銀行卡也被封了。他表示這是官逼民反。

「現在房價跌得厲害,法拍都打折兩次,每次八折都賣不掉。現在還有律師、訴訟、仲裁、執行、違約等費用,加了七萬多,我才欠16萬多,現在變成22萬多了。」

齊先生找了兩個律師諮詢,一個說房價跌得厲害,根本拍賣不掉;另一個律師說他們才不管百姓死活,便宜拍賣,還倒欠銀行的錢。

今年中國頭部房地產企業恆大、碧桂園不斷爆雷,中國資產管理巨頭中植集團破產,財富捆綁在房產與投資上的中產階級崩盤;外企撤離也讓很多年過40的人失業。

中國恆大集團董事會主席許家印被採取強制措施後,另一爆雷房企巨頭碧桂園也陷入債務危機。(STR/AFP)

有網友評論說,信託收割資產200萬以上的人,理財收割20萬以上的人,股票收割2萬以上的人,基金收割2千以上的人,彩票收割2塊以上的人,主打一個都不放過。

李女士表示,「感覺我大多數身邊的人,都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現在確實很現實,就是大家都不願意輕易消費。」

「在我身邊的人感覺就是,2023年至少是比2022年(封控時期)好一點兒,但現在大家都做好準備了,2024年會過苦日子。」她說。◇

責任編輯: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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