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7月31日訊】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張愛玲是一朵罕見的奇葩。
她7歲開始寫小說，12歲開始在校刊和雜誌上發表作品。1943至1944年，因為創作和發表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張愛玲一舉成名，成了上海灘的當紅女作家。彼時她不過才二十多歲。
但中共建政後，官方卻一直刻意讓人們忘記這位曾經轟動文壇的上海才女。直到文革後，張愛玲才再度走紅，甚至可以說是風靡大陸。
然而，儘管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出版了好幾種《張愛玲全集》，但所謂的「全集」其實並不全，都沒有收入《赤地之戀》和《秧歌》這兩部在張愛玲的創作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長篇小說。而之所以沒有收入，並不是因為不當心遺漏了，而是因為這兩部小說一直被禁，官方不許出版。
那麼為何《赤地之戀》和《秧歌》在大陸至今仍是禁書呢？這就得從它們的具體內容說起。
《赤地之戀》和《秧歌》都是中共建政後張愛玲逃離大陸避居香港時的作品。如著名中國現代文學史家、張愛玲的發現者夏志清先生所說，從1949年到1952年，張愛玲默默地觀察上海和附近村鎮在共產黨政權下的生活，她把自己所直接觀察到的真實情形和共產黨官方在戲裡電影裡雜誌裡散布的謊話對比，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國內地的慘狀。《赤地之戀》和《秧歌》寫的就是這種慘狀。
《赤地之戀》以大學生幹部劉荃畢業以後接受組織分配的經歷為主線，描寫了中國大陸農村的「土改」運動、城市的「三反」運動，以及朝鮮戰爭等等紛紜的政治局面裡人們的生活狀態，意在把共產黨暴政的形形色色和盤托出來。劉荃參加土改，面對現實的殘酷恐怖，非常震驚而又無能為力。他感到茫然無助，唯有和同伴黃娟的戀情給了他一些安慰。後來，劉荃被調到上海參加「抗美援朝」的文宣工作，墮入資料組組長戈珊的情慾之網。黃娟回上海後，劉荃又因為上司趙楚在「三反」中被誣陷槍斃，而受其牽連被捕入獄。黃娟無奈之下求戈珊幫忙，結果戈珊利用一石二鳥之計，騙黃娟投入新華社分社長申凱夫的懷抱。劉荃被救出後，得知黃娟為救他而捨棄了自己，萬念俱灰之下報名參加了志願軍遠赴朝鮮作戰，希望戰死沙場來解脫痛苦。最後，劉荃做了戰俘，被遣返時，選擇回大陸做他立志要做的事情。
《秧歌》描繪的是1951年夏曆年底，上海附近的某個鄉村農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一兩個月的慘烈生活。這是主線，與此交叉進行的是另外一個故事。電影編劇顧岡按組織要求下鄉體驗生活，寫一個關於土改的電影。他來到這個村莊後發現老百姓家家都吃不飽。但是，他昧著良心把飢餓寫成歡樂，把農民與政府衝突寫成農民反抗地主壓迫。他對農民燒掉政府糧倉的熊熊大火印象極為強烈，感到火焰的絕望和力量，但是他把這把火寫成農民對國民黨特務和地主的憤怒……
在《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之後，張愛玲又寫出《秧歌》和《赤地之戀》，不單是思想上的突破，也是文學上的突破，其永恆的非凡的人道主義光輝甚至連作為作者的張愛玲本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到。
夏志清這樣總結道：《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是部不朽之作。它研究了共產主義對傳統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描畫出關於人性的令人震驚的不可忘記的畫面。這部作品不僅是一部中國農民受苦受難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滿了共產黨不容的人類理想的悲劇。
繼夏志清率先對《赤地之戀》和《秧歌》做出高度評價後，海內外一些學者也先後給予張愛玲這兩部小說以好評。
廣州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第354期《華夏文摘》上，發表了題為<亂世悲歌——關於張愛玲的《秧歌》>的評論。她說，在這部小說中，張愛玲以這樣兩條線索——一個農民的死去、一個劇本的誕生，表達了她對動盪時代的思索，那是古老的恐怖和恐怖的喜劇。艾曉明以「突破」兩字讚揚。張愛玲曾以為她寫不了這種更廣大的題材，所以這部作品可視為她的一個里程碑，相對她前期的作品是成功的突破（當然與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對人類的愚行和瘋狂的沉思）。艾曉明特別指出，張愛玲對這個時代錯誤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在《秧歌》中，被表現的不僅是農民的命運，還有藝術的命運；不僅是為農民作傳，也是為知識分子照相，照出了他們變形為小丑和弄臣的嘴臉。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真實的感受，藝術變成粉飾，這才是更令人絕望的恐怖。
2008年，美國華裔教授作家沈睿在《今天》上發表了<偉大的政治小說：張愛玲的《秧歌》>。沈睿認為，《秧歌》是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這部小說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國極權制度是怎樣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根基，毀滅了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根本關係，描繪了中國農民以及普通人民在這個制度中的無權無勢的卑微地位。這部小說，也許比中國迄今為止發表的任何小說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中國極權統治的本質。這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令人震驚的。這本書出版於1955年，在餓死三千八百萬人的人類史最大的饑荒還沒有開始，在毀滅了中國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還沒有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十多年之前，卻成為現實的中國社會巨大悲劇的讖語。
關於一部小說成為一個時代的預言，沈睿做了一個比較。她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除了《紅樓夢》之外，還沒有一部書可以像《秧歌》一樣做到這點。也可比較另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1984》。這部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所創作的反烏托邦小說，寫的是未來，寫的是知識分子在極權社會的處境；而《秧歌》寫的是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政治變化，寫的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中國農民。讓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悲傷地感嘆的是，小說描繪的一個村莊的謊言、恐懼和飢餓不久就變成全中國的現實。三千八百萬餓死的亡靈為這部小說的飢餓做了如此真實的腳註。十年多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這部小說描繪的中國傳統人倫關係、道德關係的破壞做了如此真實的腳註。什麼是藝術的力量？沈睿說：「《秧歌》這本書證實了藝術的穿透力和偉大的政治小說的力量。把這本書放在人類的政治小說歷史上看，這部書是中國作家張愛玲對人類政治小說的偉大貢獻。」
2009年，大陸知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教授在其<張愛玲的華袍及其虱子>一文中，批評「小資張迷」對張愛玲的「嚴重誤解」，指出1952年以後，張愛玲躍出都市小資的限定，甚至拋棄《小艾》式的歌德主義實驗，投身於更為深刻的鄉村經驗之中，去書寫獨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開政治祛魅的艱難道路。
朱大可在文章中寫道：《赤地之戀》和《秧歌》，無疑是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它們以平淡和反諷的風格，探尋「土改」的真相，為這場朱元璋式的權力運動祛魅，揭示它幕後的悲劇意義——人性的扭曲、謊言的囂張，工作組幹部的卑劣、知識分子的墮落、「地主」的無辜，以及底層農民的貧困與苦難。「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是的，五年以後，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急促降臨，導致了無數「鄉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敘事、鄉村敘事、底層敘事、女性敘事、飢餓敘事和戰爭敘事，所有這些敘事母題都被疊加起來，在威權體制的虱袍上，喊出反烏托邦的細弱聲音。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像張愛玲那樣，以鶴立雞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對「鄉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戀》相比，描述江南鄉村社會的《秧歌》顯得更為精妙，儼然是前者的升級版。那些反諷性的殺豬細節、以及縱火、死亡和秧歌場景，都是祛魅文學的經典片段。它是一支華夏民族的哀歌，傳遞出農民經久不息的苦難。
看了以上關於《赤地之戀》和《秧歌》的內容介紹，以及夏志清等評論家對這兩部小說的闡釋和評價，我想你對中共為何一直禁止這兩部書出版的原因，自然也就清楚了。如果你還沒看過這兩部書，希望你千萬不要錯過。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