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國地方金融風險與中共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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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4月07日訊】中共這一輪機構改革,「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是一個重點。為什麼呢?地方金融風險太高了。先看兩個例子。

其一,4月2日凌晨五六點,數百名村鎮銀行儲戶再次聚集在河南新鄭農村商業銀行、鄭州新鄭人民銀行及鄭州的天橋上,拉橫幅、舉白紙,追討依舊取不出來的存款。自去年4月,4家村鎮銀行停止儲戶取款,波及40萬名儲戶,涉及數百億元人民幣資金;同年7月,在鄭州爆發儲戶大規模維權抗議,當局宣布向受害儲戶提供人民幣5萬元賠償,至於5萬元以上的存款則分批賠償,然而至今仍有大量儲戶尚未得到賠償。

其實,當局早就擔心中小銀行風險。中國目前共有中小銀行3991家,包括城市商業銀行147家,農村信用社(包含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和農信社)2196家,村鎮銀行1651家,總資產92萬億元,在銀行業總資產比例中占比是29%。其不良貸款問題突出,資本金不足等等,風險高企。當局也在排雷,例如過去五年累計處置中小銀行5.3萬億元,又如央行《2022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所披露的,「2020~2022年新增5500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專項用於補充中小銀行資本金」。但從河南4家村鎮銀行爆雷來看,排雷效果有限。

其二,2022年12月30日,貴州遵義最大城投——遵義道橋——公告其155.94億銀行貸款重組方案:重組後銀行貸款期限調整為20年,利率調整為3.00%/年至4.50%/年(原為7.5%),前10年僅付息不還本,後10年分期還本。這樣長的期限前所未有,被認為相當於賴帳。

這還只是遵義地方債務風險的冰山一角。自2015年至2021年,遵義僅11家樣本城投平台的有息負債年均增量便高達234.83億元,而同期當地GDP的年均增量僅為327.83億元,當地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之和的年均增量更是進一步縮小至64.51億元。而遵義地方債務風險的根本原因,乃是無效政府投資過多,亦即城投前期大量舉債投資於政府主導的基建、棚改等業務,未能轉化為地方財力的顯著增長。從全國的地方債務風險來看,遵義只是一個縮影。

以上兩個實例所折射的,是地方實實在在的金融風險。當局深以為患,所以決定重塑地方金融監管體制: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為主的地方金融監管體制,統籌優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設置和力量配備;地方政府設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專司監管職責,不再加掛金融工作局、金融辦公室等牌子。

這個力度不可謂不大。大家知道,中共一貫認為金融管理是中央事權。但進入21世紀,地方各類金融組織發展迅猛,中央將部分監管權逐步下放地方政府,逐漸形成了「中央金融管理為主、地方金融監管有效補充」的思路(2002年上海市率先成立金融服務辦公室,2017年以來各省份將金融辦升格為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

為此,當局還推出兩大動作。第一,中央明確授權地方金融監管「7+4」類機構。「7」指的是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4」指的是地方各類交易場所、開展信用互助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投資公司、社會眾籌機構。2021年12月31日,央行發布《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力圖將地方各類金融業態納入統一監管框架,「7+4」類機構須持牌經營、不得跨省展業,被稱為「地方金融組織迎最強監管」。但徵求意見至今,不見出台,可想博弈激烈吧。

第二,加強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協作。2020年初,經國務院同意,金融委辦公室地方協調機制在各省(區、市)建立。金融委辦公室地方協調機制設在央行省級分支機構,由央行銀行省級分支機構主要負責人擔任召集人,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省級派出機構主要負責人,省級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該協調機制對金融委辦公室負責,在金融委辦公室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接受金融委辦公室的業務指導和垂直管理。

但是呢,如前述的兩個例子,這幾年地方金融風險仍有增無減。以至於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稱「一些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暴露」,強調要「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並「防止形成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

這些都顯示,當局對地方金融風險憂心忡忡,因此決定對地方金融監管體制進行重塑:(一)地方金融監管體制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為主;(二)地方政府設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專司監管職責,不再加掛金融工作局、金融辦公室等牌子。什麼意思呢?我們知道,地方金融辦主要幹的事情,是服務本地經濟、擴大融資,例如今年3月15日,杭州市金融監管局召開全市企業上市工作例會,推進「鳳舞九天」三年行動計劃加速推動企業上市工作。這就造成與金融監管、風險處置的角色衝突。因此這次改革把地方金融監管單獨剝離出來。

這些措施能使中共跳出地方金融風險的陷阱嗎?現在還難說。這就看地方金融危機爆發的速度與中共排雷的速度,哪個快?

關於中國地方金融風險,筆者在「城投債務違約或是中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一文已有論述,此處不贅。關於中共排雷問題,這裡引述一個學者的觀點:過去40年中共金融雖然問題嚴重,但始終比較穩定,關鍵在於政府兜底和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這兩點保證了風險發生時,政府可以穩住投資者信心,不至於出現擠兌恐慌,從而為政府處置存量風險、暫停增量風險留足時間。但現在的問題是,政府兜底無法長期持續,中國經濟風雨飄搖,這就意味著中國金融風險高企,從某種角度講,金融危機爆發甚至是無法避免的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未來究竟怎樣?時間會告訴我們,而且這個時間可能並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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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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