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4月22日訊】作弊，是一種見不得人的暗箱操作，但同樣的暗箱操作，規模有大有小。偷雞摸狗是小規模作弊，2020年美國大選，可算超大規模舞弊，居然也能獲成功。我要說的是另一種小規模作弊——考試作弊。但清末科考作弊，對朝廷與當事人而言不能算小事。魯迅的祖父因參與科考舞弊，引起朝廷震怒，不僅遭革職還被關入大牢，從此家道敗落，不久其父也怏怏病死。這恐怕是後來魯迅對社會充滿仇恨的根源。南京夫子廟鄰近的江南貢院，是朝廷選拔人才的科舉考場，這裡究竟發生過多少作弊的故事？永遠無法講清。江南貢院緊貼秦淮河，隔河相望就是當年的煙花青樓。那時考場作弊的成功者，出貢院過秦淮河即可步入煙花巷尋歡。上海嘉定也有孔廟，規模無法比肩南京父子廟，多年前我遊逛到那裡，見廟內陳列著考場作弊的工具實物，製作非常精細。

科考作弊與後來學校的考試作弊，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少年時讀書，令我最感煩惱的是政治課，考試前靠死記在腦子裡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對我而言永遠是莫名其妙的一灘漿糊。那時學生大多單純，沒有作弊念頭。文革結束後報考研究生，我的專業課與專業基礎課考分不低，唯政治學科考分離及格竟差14分。若是有作弊機會，我大概也難免一試。後來不知在哪年，大學的政治課改成「思政課」，好像暗諷了從前的政治課沒有思想。教書多年，所見作弊時有創新，輪到我監考時，每見有學生偷雞摸狗，也就是虛張聲勢高調宣稱：「不許東張西望，不許交頭接耳」。若干年前讀汪曾祺散文，其中一段寫他當年在西南聯大的作弊，讀來反讓我覺得有趣。汪先生是文化界公認的「最後一位純粹的文人士大夫」，讀書時自由散漫，愛泡茶館常逃課。如果讀過小說《受戒》，也許能明白汪先生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門必修課《西洋通史》，當年汪先生擔心考試不能通過，他在文中坦陳:

要考試時，我拉了兩個歷史系的同學,一個坐在我的左邊，一個坐在我的右邊。坐在右邊的同學姓鈕，左邊的那個忘了。我就抄左邊的同學一道答題，又抄右邊的同學一道。公布分數時，我得了85分，及格還有富餘。

最後「及格還有富餘」那幾個字，彷彿讓我看到汪先生眯著眼洋洋自得的樣子。一個對自己道德人品滿滿自信的人，才會任文字自由流淌，無需掩飾自己的作弊。而今那個時代已漸趨漸遠，西南聯大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只是作弊沒有消失，然而作弊的意義已超出人們的認知。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教學樓小教室給一個約30人的小班授課。我的課在這個班是選修課，選修課也考試，只不過改稱考查而已。考試那天我帶著試卷，走進教室剛將試卷放下，有高個子男生走近講台，手裡呈上兩張紙告訴我，他是本班團支書記，正考慮發展兩名團員，意思是徵求我的意見。我對這個班學生不熟悉，有課就來講完課就走，不過我還是按慣例表示「沒意見」。

然後發下考卷，考試開始。考試的後半時間內，無意間瞥見讓我開眼界的一幕作弊。那個團支書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時抬起頭，視線掃在前排男生的試卷上。前排那個男生配合默契，他的考卷不是平攤在桌面上，而是雙手捏著試卷的兩邊，用肘部抵在桌面上，試卷也不全對著自己，而是身子略側，以免擋住後面的視線。我很快意識到，前面坐著的男生，是兩名即將入團的學生之一。這樣的作弊，是一種巧妙的交易，而且不留任何痕跡。由此也隱隱感到，作弊與某種政治生態似乎存有一種關聯。我沒有阻止這次作弊，只是心裡感嘆，一個團支書記那點微不足道的權力，也能作為槓桿巧妙運用。我素來胸無大志，如此政治生態是否應當改變，也輪不到我操心。我僅僅感覺，當年汪曾祺在西南聯大的作弊，竟何其清潔？多年過去了，我猜度，那團支書記畢業不久即能輕鬆進入官場，自然也遊刃有餘，說不定早已是一名處級官員了。

還有一次作弊更令人難忘——學校可以與學生聯手大面積系統作弊，同樣超出我的認知。那是兩所高校相關院系合作，為上海某工業管理局專辦一個本科班，公開宣稱目的是為局機關幹部解決文憑。我在其中的A校，上課地點也在A校，但考試命題與文憑發放權在B校。我給這個班講授《工業企業管理》，其實這門學科不是我的主業，經濟學與管理學也不存在關聯，只不過80年代中期有一股管理學熱，我修完作為管理學基礎學科的《運籌學》課程。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班，學生都在局機關任職，中年居多，處長、副處、科長比比皆是，即便年輕科員也比在校本科生年長一截。年輕人與處級官員之間，幾乎不加掩飾地顯示出奴才與主子般的融洽。這個班成員大多精明，人人會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不過數學基礎很差。

課程快結束了，這個班的學生對考試的關注，遠超過在校大學生。一個似乎時尚的專用詞「透明度」，彷彿就有遮羞的功能，於是屢屢有學生向我要求：「老師，複習課透明度高一些！」我只能含糊其詞，似乎不好意思正面拒絕。如此多次對我「要求」，使我甚至感到有壓力，也讓我心生厭煩。我當然理解「透明度高一些」的含意，說穿了就是要我公開透露考題。一個完全無理的要求，在這些下層官員的嘴裡，竟如此充滿正當性，這倒是前所未聞。當然，按他們的基礎，如果沒有「高度透明」，大概沒人能過考試一關。然而命題權不在我這裡，就算我願意「透明」，也無法「透明」。

其實我大可不必杞人憂天，有句俗話：「船到橋頭自會直」。考試一天天臨近，我只能按部就班，沿教材系統歸納複習，至於他們的數學基礎，那不是我能改變的。不久形勢悄然變動，有人不知通過何種渠道弄到「複習資料」，然後珍重交給我，叮囑可作為複習課的「重點」。提供「資料」的人沒有單獨占有「資料」的企圖，原因在於如果單獨占有，「資料」上的題尤其涉及數學方法的題，他們自己無法解，「資料」也就失去意義。更重要的是，「資料」提供者，絕不是僅對某一人的「關照」。起初是一、兩人先後弄到「資料」，前後共約有四、五人弄到類似「資料」。這些「資料」與後來試卷的吻合程度各有差異，最後到我手上的一份「資料」，與試卷的吻合程度幾乎達90%。

我沒問「資料」來源，問也沒有意思。這些學生神通廣大，因為他們經受過下層官場的歷練。但也不要忘了還有一隻「看得見的手」，掌控著從辦班到文憑發放的系統過程，其中考試更是一個必須巧妙把握的環節。是的！學校收取該工業局的貨幣，如果不讓人家拿文憑，明天還有誰願與你合作辦班？這個道理，高校教師差不多無一不是心領神會。至於我這樣的教書匠，從一開始就註定成為他們合作辦班的一個工具。最後一堂複習課，我根據最後到手的那份「複習資料」，將所有涉及數學方法的題，給出具體解答過程，並詳盡寫在黑板上。這堂課也是所有學生最專注、筆記最完整的一堂課，因為他們比我更清楚其中的「透明度」。

這次複習課後不久，我碰巧赴廬山參加一個研討會，考試後的流水閱卷與我無關，從此與這個班的關係也結束了。不用猜測，這個班的所有人大概都獲得官方認可的本科文憑，這個文憑為他們不久後的晉升提供了必要條件。而我，總算對現代系統性作弊，也有了切身體驗。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