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3月28日訊】在北京中南海新華門的影壁上，寫著「為人民服務」的標語，這是中共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那麼，這句話的來歷是什麼，背後又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

這句話為人熟知，是因為毛澤東為追悼張思德所寫的《為人民服務》。在中共的敘事中，張思德是毛澤東的警衛戰士，1944年奉命到安塞挖窯燒炭，因炭窯塌方身亡。毛澤東聽聞後，要求把張思德的遺體運回延安，召開追悼會。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舉行「追悼張思德同志大會」，毛澤東親筆題寫「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的輓詞。毛在追悼會上的講話後來以《為人民服務》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並作為老三篇之一廣為流傳。

一個普通的警衛班戰士，沒有突出的戰功和事蹟，毛澤東為什麼要給他專門開追悼會，給予如此高的規格和待遇？為什麼稱「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呢？

延安的「土特產」

故事還要從延安的「土特產」說起。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國共翻臉，國民黨停止給八路軍、新四軍撥發每月60萬元（法幣）的經費，使中共財政陷入極大困難。陝甘寧邊區政府想盡了一切辦法，1941年財政收支還是虧空40%，人民的負擔也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為了解決燃眉之急，毛澤東示意財政廳長南漢宸做販賣鴉片的生意。根據《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記載，1942年元旦，南漢宸「親自帶上武裝緝私，到保安司令部軍需處繳獲肥皂十三箱，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統籌統支為主的財政方針之物質基礎。」這裡的「肥皂」是鴉片的代稱。據當年邊區財政廳禁煙督察處的梁愛民回憶：他被派往隴東專區負責鴉片貿易，「為了增加收入」，「祕密經營大煙土。我黨是嚴禁吸毒的，經營煙土必須祕密進行。為了方便，我們不叫大煙土，而稱其為『土貨』或者『特貨』，後來稱做『肥皂』，論條論塊，最後正式定名為『土產』。」

1942年2月，毛澤東找來南漢宸，說：「關於經營土特產（鴉片）的事兒，許多同志都有反對意見，而且相當尖銳，這件事是我授意，你辦的。今天找你來，想聽聽你的意見，是繼續辦呢，還是不辦。」南漢宸說，我們「只剩下暗渡陳倉一條小路了。不走這條小路我們就得憋死，困死，餓死」，這條小路「就是種植鴉片、販賣鴉片」。毛澤東表示：「你的意見很好。」拍板同意大量種植鴉片。

這一年，邊區靠自產「特產」和專利代銷晉綏的「特產」，解決了40%多的財政收入，當年的財政還盈餘了27%。此後，1943年「特產」貿易收入65,347,929（劵幣）；1944年135,388,778（劵幣）；1945年757,995,348（劵幣）。「特產」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中共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好日子，甚至還發生了嚴重的貪污和鋪張浪費現象。

「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

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載了當時中共種植、販賣鴉片的情節：「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都將由部隊來管。賀龍的120步兵師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中共）發布了一項大量進行鴉片交易的命令……把鴉片運到延安或特區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那裡送往中央政府所轄各省，以高價出售」。

負責鴉片貿易的是財政廳、貿易局、物資局和禁煙、緝私部門，它們「既要禁煙，又要經營，但不允許別的部門和單位經營」。但鴉片貿易利益極大，參與的部門包括黨、政、軍、學、機關。部隊更是漠視法令，武裝押運、走私。因此互相之間時有矛盾，甚至發生武裝衝突、殺人事件。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南泥灣的359旅。據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灣調查》和一些老幹部回憶，359旅開到南泥灣後，「種特產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農業生產中心放在特產上」，好一點的地都用來種鴉片。359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生鴉片加工成熟鴉片，然後交由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誰給錢就賣給誰。不僅如此，部隊自己還走私鴉片。其所屬的大光商店因販賣鴉片被公安局查獲，拒不上繳鴉片，與子長縣政府發生糾紛，把賀龍、徐向前、邊區主席林伯渠等人都牽涉進去了，最後不了了之。

鴉片要起打先鋒、革命的作用

鴉片的危害眾所周知。中共在陝甘寧邊區也曾公開禁煙。它知道人要吸上了大煙，就沒人替它賣命、沒人替它幹活了，卻把鴉片銷往國統區，賺錢買武器、物資，「豐衣足食」，哪還管那裡百姓的死活。

1940年，359旅旅長王震簽署發布《陝甘寧邊區綏德專署關於查禁煙毒的布告》：「鴉片煙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首先拿它來毒害麻醉我們」，「從事於鴉片營業的人和吸食鴉片的人，要了解，你們作的是亡國滅種的壞事情，是絕對不應該的」。

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發布禁煙布告：「煙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則毀身敗家，大則亡國滅種。」

私底下，陝甘寧邊區一眾黨、政、學、機關、部隊蜂擁參與種植、製作、走私、販賣鴉片，根據地一片「繁榮景象」。

《延安日記》寫道：1942年8月2日，尤任（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同事）問毛澤東，「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毛澤東沒吭聲，旁邊的鄧發說：「以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銷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癟的……現在，我們送出去癟癟一袋鴉片，就能帶回滿滿一車的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此時，正是國共合作抗戰時期，鄧發說的是收拾國民黨，而不是打日軍。）

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

任弼時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他稱：「毛澤東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日軍侵華的鴉片戰略

毛澤東所說的「先鋒、革命的作用」，肯定不是打日軍，而是像鄧發說的對抗國民黨，奪取江山。在這一點上，中共和日軍不謀而合。侵華日軍曾實行以毒制華的鴉片戰略——通過製販鴉片、毒品賺取大量侵華軍費，同時作為毒害中國民眾和削弱中國人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

東北淪陷後，開始了大規模的鴉片種植。日軍對種植者按種植面積大小有各種獎勵，免除土地稅、免服兵役、特權、當頭面人物等。當時鴉片煙館在東北遍地開花，癮君子領取鴉片吸食證可以公開吸煙。

1932年9月，偽滿當局成立「鴉片專賣籌備委員會」；次年設立「鴉片專賣公署」。政府設點專賣鴉片，造成了煙毒的泛濫成災，引起了國內有識之士的不滿。為遮人耳目，偽滿政府於1937年制訂《鴉片十年斷禁方策綱要》；1940年成立禁煙總局。

官員們口喊禁煙，暗中乾的卻是縱煙勾當。政府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地發展毒品產銷，使許多人成癮中毒，成了喪失勞動能力和無法自理的廢人，更不要說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1938年偽滿官方半遮半掩地承認，全國（滿洲）因「吸食鴉片中毒身亡者本歲約十五萬人」。可見煙毒為害之烈。

「七·七事變」後，日軍以天津日租界作為製毒、販毒的基地，向華東、華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販賣鴉片、嗎啡、海洛因等毒品。日本還製造了含鴉片香菸、口香糖等等，使吸食鴉片的「癮君子」像滾雪球似的增長。

日本軍方斷言，「中國只要有40%的人吸食鴉片，那它必將永遠是日本的附屬國」，「亡中國可不用槍炮」。

「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

日軍製販鴉片掠奪中國人的財富作為侵華軍費，麻醉、葬送中國人的體魄與精神。中共貿易「特產」謀取生存，從國民黨那裡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收拾他們，而不是共同抗擊日軍；鴉片銷往國統區，毒害自己的同胞。兩者沒有根本的區別。

鴉片為中共做出了「巨大貢獻」，製販鴉片的人自然是中共的功臣，張思德就是其中一個。人們只知道張思德死於燒炭，但是，人們不知道的是張思德實際上是被派到安塞一處鴉片加工廠，在燒制鴉片時煙窯坍塌被活埋的。

因為加工鴉片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的人不會中飽私囊，所以燒制鴉片的必須是政治覺悟高、紀律性強、絕對可靠的人，中央警衛團戰士是首選。除了張思德，警衛團很多幹部、戰士都輪流參加過加工鴉片的工作。

但是，製販鴉片畢竟是禍國殃民、見不得人的勾當，一些老同志對此很有意見，有人專門給毛澤東寫信歷數經營鴉片的弊端。西北局的幾位領導，包括高崗都認為「寧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陝北根據地堅持這麼多年，條件比這還困難也沒有做過這個買賣！」

毛澤東把燒制鴉片而亡的張思德說成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為人民服務」，實際上是在高度肯定鴉片貿易這件事，也是在向持反對意見的老同志隔空喊話：困難時期，鴉片要起到打先鋒、革命的作用，「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

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共會有這種論調了，這樣不擇手段了，解救受難的人民要用毒害他們的手段。就像普加喬夫形容列寧：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死另一半俄國人。而中共在「摸索」、「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也是這麼幹的。中共百年，有8000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其中還不包括吸食中共製販的鴉片而亡的人。

2009年9月10日，張思德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如果真要說「貢獻」的話，恐怕就是樹立了一個欺騙中國人的榜樣，藉機編織了一個把製販鴉片說成「為人民服務」的欺世謊言。

如今，「為人民服務」的標語依然刻在中南海新華門的影壁上，讓人依稀看到當年中共製販鴉片的影子。

參考資料：

《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洪振快，《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

《延安日記》，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的身分在延安工作。

《日軍侵華的鴉片戰略》，蘭殿君，《炎黃春秋》2005年第10期。

《牢記歷史，侵華時期日本曾專門針對中國制定毒品侵略計劃》，陳敏，知乎。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