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2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王亦笑德國報導）德語媒體最近再度聚焦中共病毒（Covid-19，Sars-CoV-2）起源問題，瑞士、德國等多家媒體對提出中共病毒來自實驗室一說的著名教授維森丹格進行專訪。維森丹格確信病毒起源的謎團可被解開，指出那些為中共背書，堅持病毒並非來自實驗室的科學家是在誤導整個世界，必須訴諸法律。

日前，瑞士《新蘇黎世報》和德國《世界報》等德語主流媒體對德國漢堡大學著名物理學家羅蘭德·維森丹格教授（Roland Wiesendanger）進行專訪。一年前他完成了一項有關中共病毒起源的研究，並將研究報告發表在網上。他得出的結論是，相關線索的數量和質量都表明，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事故，是當前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起因。

漢堡大學當時在發布這以報告時說明，該研究採用跨學科的方法，對各種信息源進行了廣泛研究，包括學術文獻，印刷和在線媒體上的文章以及國際同行間的私人交流，該研究沒有提供高度科學性的證據，但提供了大量重要證據。

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維森丹格一年前在接受德國電視二台採訪時表示，「我百分之99.9確信新冠病毒來自實驗室」。他還表示，他的研究不是面向科學界，而是面向公眾。科學界應該去找出真相，而公眾有權知道整個過程。

維森丹格的研究報告一經發表就引來多方的口誅筆伐，他被貼上「陰謀論者」標籤，其行為被認為是「反華」。2020年2月中旬，科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幾位很有聲望的科學家把病毒源自實驗室的說法等同於「陰謀論」，警告說這只會激起恐懼、謠言和偏見。

日前，維森丹格在接受《新蘇黎世報》專訪時表示，這非常可悲，因為「陰謀論」一詞並非來自於媒體，而是由「科學家」提出的，而科學家們「用一種不科學的方式誤導了整個世界」。他說，「我只致力於真相」，但這卻觸動了當下「潛規則式的新聞標準」。

維森丹格指出，最近在美國披露的各種電子郵件為中共病毒溯源的辯論提供了新線索。他確信，隨著另外兩份文件的公布，這個謎團可以被解開。

維森丹格：能否找到中間宿主是關鍵

面對「反華」的指責，維森丹格回應說，「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作為一名納米科學家，我從事的研究領域在中國被認為非常重要。我與中國同事交流已有三十多年。幾年前，哈爾濱工業大學授予我榮譽教授，我在北京、香港或上海也有很多熟人，我至今都覺得與中國，特別是與那裡的人們有著密切的關係。」

已發表過600多篇學術論文的維森丹格教授表示，「我並不是第一個指出（中共）病毒可能起源於實驗室的人，許多人都這麼做了，包括有巨大功績的加拿大生物科技專家德金（Yuri Deigin），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的意大利微生物學家塞格雷托（Rossana Segreto），當然還有法國諾貝爾獎得主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但是，他們都沒有在科學出版物上發表文章，因此他們的觀點也沒在社會上傳播。」

「我採取了一種新的方法。我所做的研究並不是為了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相反，它是為了讓每個感興趣的人，有機會研究事實並形成自己的觀點。我還在研究報告中列入了許多原始文件。意圖是讓沒有機會接觸到專業期刊的人也形成自己的看法。」他說。

維森丹格是納米科學物理學家，不少人質疑他在病毒領域做的研究。維森丹格回應說，「納米科學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工程和計算機科學。我們處理的是百萬分之一毫米大小的粒子，並不是說我對病毒一點都不了解，我已經在非常不同的領域做出了公認的高質量研究。」

他說，「通過與中國、日本、韓國和台灣的密切聯繫，我很早就開始關注這種大流行病，早在2020年3月世衛組織（WHO）將其列為大流行病之前。所以我很快就明白，一種全新的東西正在到來。」

「在病毒起源的爭論中，科學家們至少在一點上達成了一致：（中共）病毒被命名為Sars-CoV-2，它來自蝙蝠。然而，對於人類是如何首次被感染的問題，存在激烈的爭論。科學家們認為是人畜共患病（Zoonose）：根據這種說法，病毒首先由蝙蝠傳播給另一種動物，即所謂的中間宿主。例如，對於（2003年在中國流行過的）Sars-1病毒，果子狸貓被認為是中間宿主。在中間宿主身上，病毒發生變異，直到它意外獲得了傳染人類的能力。」

「對於Sars-CoV-2，目前找不到這樣的中間宿主。這是病毒起源於實驗室假設的一個重要論據。」他說，「即使經過兩年多的密集搜索，也沒有發現中間宿主的蹤跡。要知道，中國（共）政府對確定一個可能的中間宿主有著最大的興趣，並且正在盡一切努力找到它。早在一年前，（中共）已從全國各地8萬多隻動物身上採集了樣本，這些動物來自各種可以想像的物種，然而所有的樣本都是陰性。到現在，可能還有更多物種被檢測，但都沒找到。」

然而，在2020年2月中旬，幾位頗有聲望的病毒學家為病毒起源的辯論畫上了句號：他們在科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聲明，將病毒起源於實驗室的理論定論成「陰謀論」。

維森丹格表示，「這正是整個事件的悲劇所在。後來發現，該聲明的背後是達斯扎克（Peter Daszak），一個深度參與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爭議項目的說客。同時，《柳葉刀》在一份附錄中承認了達斯扎克的巨大利益衝突。」

他說，「英美動物學家達斯扎克是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這個非營利組織活躍在人畜共患病研究領域。然而，在過去一年中，人們零零散散地獲悉，生態健康聯盟還將巨額資金用於政府資助的爭議項目。例如，美國國防部近年來撥給達斯扎克的組織近4,000萬美元用於研究生物武器，這事已經公開。」

病毒溯源的最新研究發展

從維森丹格首次發表病毒溯源研究到現在又過去了一年，在這一年中是否有新的研究發現，讓維森丹格對自己的結論產生懷疑？

維森丹格表示「完全沒有」，他說，「長期以來，RaTG13被認為是與Sars-CoV-2關係最密切的病毒。然後，在老撾的一隻蝙蝠身上發現了病毒Banal-52，其（與中共病毒的）相似度為96.8%。據說Banal-52有一個天然的弗林裂解位點–這將支持人畜共患病理論。」

「但據我的第一手資料所知，Banal-52並沒有弗林裂解位點。最近在每月的國際研討會上我們介紹了這一點，發現Banal-52的研究者之一也有參與。這次研討會是一個世界性組織舉辦的，該組織正在進行病毒溯源的研究。該組織被稱為『巴黎集團』（Paris Group），並發表了四封公開信。」

他說，「RaTG13和Banal-52與Sars-CoV-2有大約96%或97%的相似性，這聽起來很接近。但在病毒學上的『距離』卻是幾十年。也就是RaTG13或Banal-52必須在中間宿主中變異多長時間才能成為Sars-CoV-2感染人類。因此，Sars-CoV-2的直接祖先必須存在於中間宿主的整個群體中，而不僅僅是存在於碰巧在武漢的一個市場上出售的一隻動物中。」

維森丹格進一步解釋說，「Sars-CoV-2的特殊性在於，該病毒從一開始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一方面，Sars-CoV-2的刺突蛋白讓其可以非常容易地與人體細胞受體對接，但僅僅對接不是決定性的因素。Sars-CoV-2在對接後還必須能夠進入人體細胞，而這正是這個弗林裂解位點的作用所在，它是穗狀蛋白分子結構中可被酶裂解的部位。它使Sars-CoV-2能夠輕易地穿透人體細胞，攻擊上呼吸道和內呼吸道器官，特別是肺部。」

那麼搞清楚這個弗林裂解位點是天然的還是人為植入病毒的就是關鍵所在。維森丹格說，「目前還沒有確鑿證據表明Sars-CoV-2起源於實驗室。但如前所述，2018年，達斯扎克和其他美國科學家申請在實驗中植入的正是這個弗林裂解位點。這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功能增益研究框架內的項目，其中基因序列的變化是由生物技術過程帶來的。多年前，美國暫停了這項研究，因為它被認為太危險。然而，該禁令被部分規避，特別是將這類研究外包給武漢。」

值得注意的是，「Banal-52病毒的樣本在2017年至2019年間被送到武漢的實驗室，這是由達斯扎克的生態健康聯盟提供的。這是該非政府組織與美國衛生當局一個部門的電子郵件中出現的內容。另外，人們早就知道，從中國雲南省的一個廢棄礦場收集的RaTG13樣本也存放在武漢的病毒實驗室。」

「這種事社會不能再容忍 必須訴諸法律」

然而，2020年2月病毒學家在《柳葉刀》上的聲明卻誤導了所有人，該聲明是由達斯扎克發起的。維森丹格說，另外，美國病毒學家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於2020年3月中旬在科學雜誌《自然醫學》上的文章也對公眾輿論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文中說「Sars-CoV-2既不是實驗室的產品，也不是人為操縱的病毒」。

奇怪的是，在2020年1月31日，安德森在給福奇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他和他後來的兩位合著者一致認為，這種病毒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可能從實驗室泄露出來的。

維森丹格強調，「這與科學無關，他們是在誤導公眾。這裡發生的事情是社會不能再容忍的。現在必須從法律上處理這個問題。目前已經向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提交了第一份刑事申訴。」

當時在《柳葉刀》聲明中簽字的德國病毒學權威德羅斯頓（Christian Drosten）最近接受德媒《南德意志報》採訪時說，他在簽署該聲明前有太多事未被告知，他說，「如果我知道的話，我至少會在簽下我的名字之前進行詢問。」

他還表示，在武漢發生的事情是極為「危險的東西」。在採訪中，他說他也對後來的報導感到驚訝，即武漢病毒學研究所進行了所謂的功能增益實驗——在實驗室中操縱病毒，使其對人類更具感染力。德羅斯坦還說，這樣的實驗「真的沒有必要做」。

責任編輯：周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