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1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理爾、張瑛瑜香港報導）香港大學的圖書館引入新的預訂系統，讀者須預約登記方可瀏覽特別收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下稱特藏部）的書籍。另外，希望掃描（scan）、影印或拍攝特藏部材料的讀者，要先填寫表格，說明相關書籍的詳細資料和拍攝照片數量。以上措施在5月18日起實行，有學者認為，收緊閱覽規定「極可能是出於國安考慮」，需正視此舉阻礙和傷害獨立研究和學術自由，會窒礙資料流通並造成恐慌。

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日前報道港大引入上述措施，並提到特藏部中有5本政治書籍，包括前香港眾志黃之鋒《Unfree Speech: The Threat to Global Democracy and Why We Must Act, Now》、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Freedom: How We Lose It and How We Fight Back》、支聯會的六四屠城相片集、陳雲《香港城邦論》及壹傳媒獨立非執行董事Mark Clifford《Today Hong Kong, Tomorrow the World: What China’s Crackdown Reveals About Its Plan to End Freedom Everywhere》。另外，亦有3本關於1989年六四屠城的書籍，包括「天安門母親運動」領袖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但讀者必須先在網上預約。

港大在回覆《Hong Kong Free Press》查詢時解釋，新規定是「為有效地保護和保存脆弱及不可替代的資料」。（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 fragile and irreplaceable material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楊穎宇：收緊閱覽規定 極可能出於國安考慮

歷史學者楊穎宇發現上述的新措施後，曾經在6月以《香港大學圖書館的新紅線？》為題撰文，指有朋友曾經問特藏部職員改制的理由，對方回答是因為「有人偷書」。楊穎宇質疑，成立幾十年的特藏部「是否一直都沒有偷書問題」，並反問情況是否嚴重得「要犧牲歷代學人均能享有的閱讀和複印自由」。他接受本報訪問時認為，收緊閱覽規定「極可能是出於國安考慮」。

另一學者鍾劍華認為，港大解釋的理由「明顯是藉口」，並表示「有時真是不知是大學自把自為，還是政府施壓」，慨嘆圖書館這樣做，只會令學術自由進一步收窄。他續指，「如果明知上到去（圖書館）取那些資料看，要登記，又要申請，有人肯定會避免使用，免得有麻煩。這對學術研究及學術自由都有十分明顯的傷害」。

在1989年至1999年就讀香港大學本科、研究院至取得博士學位的楊穎宇，形容特藏部是「香港研究的聖地」，在學時「日以繼夜」在該處整理及閱讀資料。他接受本報訪問時指，當時特藏部完全不設任何限制，讀者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任意從書架上拿書閱讀，「從櫃台借閱的書，分為一般閉架書和特藏閉架書，前者辦理完借閱手續後可以隨時在Special Collections範圍內使用，後者則需要在櫃台對面的玻璃房內使用」。

阻礙獨立研究和學術自由需正視

楊穎宇表示，讀者要首先辦理借閱手續的措施，以前只適用於古籍、善本書，但現在擴大到特藏部所有書籍文獻，並要將書拿到服務台前新設的閱讀區使用，質疑「是否意味着凡特藏部讀者必須接受職員監視？」

他又指，特藏部專門收集香港的典籍，納入香港社運作品「原則上是合理的」；但是問題是出在收緊閱覽規定，阻礙獨立研究和學術自由，「這才是需要正視的」。

複印要申報 窒礙資料流通並造成恐慌

按港大圖書館的規定，讀者要掃描或拍攝特藏部材料的照片時，要先填表申明詳請，如書名、頁數、拍攝數量，並設有6項條款，除了版權注意事項外，亦包括「我明白這些複印本僅供我個人使用，不可轉讓」。楊穎宇引述從事歷史研究的朋友，質疑此項規例是否代表不可以與論文導師、同學分享資料，研究助理又可否將資料轉移給主持項目的教授，擔心有關人士因違反圖書館規例面臨大學懲處。

楊解釋，收緊閱覽規定在兩個方面阻礙獨立研究和學術自由。首先，由於事先要預約，而閱讀區空間非常有限，「換言之，學者尤其是海外來港作短期研究的學者，未必能預約成功，變相不鼓勵學者使用館藏」。另外，他認為上述的複印申請表安排的條款，會大大窒礙資料的流通，亦在學者之間造成恐慌，擔心港大圖書館將來會因為資料處理不當而面對懲罰，「壓力由此而成」。

政府不允學校圖書館有「危害國家安全」書本

在國安法陰霾下，民間接觸個別書籍的自由明顯受到規限。《明報》曾經在6月報道，有3間中學為免觸碰「紅線」，紛紛將「敏感」書籍從校內圖書館下架註銷，甚至直接銷毁，包括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馮客所著的《毛澤東的大饑荒》，以至司徒華談師生關係的散文集《滋蘭又樹蕙》，都要從學校圖書館消失。

時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學校亦有責任肯定學校圖書館內不會有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書本」，以往「大部分學校亦根據自己校內的政策及教學的需要，把圖書館應該收藏甚麼書做得很清楚」。

公共圖書館因應《國安法》下架至少逾百書刊

除了學校，在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公共圖書館亦下架多部涉本土、中國的政論、八九民運等的書籍，如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陳淑莊的《邊走邊吃邊抗爭》、黃之鋒的《我不是英雄》港大學苑所著的《香港民族論》、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的《我向霸權宣戰》、作家余杰的《納粹中國》、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所著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支聯會出版的刊物《八九中國民運報章廣告專輯》、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 關於我和[六・四]》、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著作《王丹獄中回憶錄》等。

有傳媒統計，《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到去年年底，公共圖書館下架至少106部書刊。去年7月，康文署指因應國安法，累計暫停借出72項館藏。

責任編輯：陳玟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