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1月01日訊】本人是一名旅居美國西海岸的華人教授，去年在南加州取得終身教職。旅美十多年，深耕數字化領域的戰略和轉型，在美國企業有豐富的工作經歷和合作實踐，曾受邀在哈佛、麻省理工學院、沃頓商學院、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長江商學院等頂級大學發表學術演講，也曾一度與中國企業和政府部門有著深入交流。以上經歷，讓我對美中兩國的數字治理、數字科技應用有著深刻詳細的觀察對比。作為一名華人，最大的期待就是祖國能富強、人民能幸福。然而，觀察到中共近些年來的倒行逆施，特別是二十大加速了歷史倒車，現決心與中共徹底脫鉤。結合本人長期累積的觀察經歷，撰寫此文，討論中共所謂的網絡強國建設底層邏輯和全方位數字監控實施手段，以警醒海內外讀者。

一、中國互聯網企業討好中共、助紂為虐

本人在高校做研究，與美中兩國頭部互聯網企業都有著深入密切的合作。2018年，藉助到阿里巴巴杭州總部做課題的機會，我和阿里巴巴多位高管有很深的互動討論，除了討論中國互聯網企業的創新戰略，也討論了中國互聯網企業如何能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當時阿里與中國政府監管部門的關係尚好。其中一位，時任阿里巴巴首席風險官直言不諱地對我講，阿里與政府保持「情人」關係（馬雲曾說，阿里要和政府談戀愛但不結婚）的一個祕訣就是事事順著政府。在涉及消費者隱私的數據上，阿里巴巴的做法是無論數據對消費者個人多麼敏感，阿里一律定期移交給政府相應部門。而且，這個數據交付的下限是非常低的。不同於美國互聯網巨頭一定要又嚴格的司法手續才能調取數據，阿里的實踐，就是任無需司法協助請求，直接把個人用戶全量數據主動交給中共。

後來我應邀到騰訊做培訓，和他們交流時發現，天下烏鴉一般黑。騰訊聲稱的「微信不會在雲端存儲個人聊天數據，因此沒有用戶個人的歷史聊天數據」，這個騰訊公開對用戶的「承諾」純屬無稽之談。騰訊高管當時和我講的是，如果我要來做研究，用戶的歷史聊天記錄可以給我有限開放。我隨即問，那如果是政府部門來要呢？他們哈哈一笑，說騰訊深圳總部有一層，專門是深圳網警的辦公室，騰訊要做的就是配合他們，調取一切用戶數據，哪怕沒有任何理由，哪怕是很久很久之前的歷史數據，都能加班加點提供。請注意，這是我2018年時聽到中國互聯網頭部企業的負責人親口說的，距離2021年中共所謂的網絡安全法落地還有三年多。

說句題外話，這些互聯網大公司，在看到政府一邊要數據，一邊出台更加嚴厲的監管要求時也有不滿。阿里巴巴羅漢堂曾拜託我和一些學者同行，站在阿里巴巴的立場專門做點創新研究，讓我們以學者身分在政府面前給企業多爭取點話語權，並許諾我們高額諮詢費用。這是我們合作的出發點，在美國很正常，學者經常為資本站台，以企業智囊身分出席各種活動，以便各方利益通過博弈找到最優平衡。而在中國，只有中共體制一家利益最大，學者為民營資本所做的努力就變成了助虐資本無序擴張，擾亂市場秩序，甚至威脅到中共江山的經濟安全。我曾與阿里巴巴合作做出的一項研究，就十分不幸地落在這種情況下，帶來了諸多麻煩。

也有很多其他的企業請我去做數字化轉型指導，在於這幫人的交流中，我聽到更多駭人聽聞的技術細節。當然，很多例子今天都慢慢被公眾所知，包括網易，用戶存儲在網易服務器上（郵箱、硬盤）的各種資料數據都被政府掌握或擁有，甚至有人來專門檢查，且這種檢查無須用戶授權就能在遠端完成。百度也是一個樣，僱人來品鑑你存在百度網盤上的個人照片。還有搜狗，搜狗輸入法的相關技術負責人對我講過，你用他們的輸入法在電腦上敲下的每一個字符，都被軟件默默記錄成電子數據，上傳給搜狗服務器進行分析，如果有問題，搜狗會啟動調查並報告給網安部門。還有今天家喻戶曉的WPS事件，若干年之前在行業內就是不公開的祕密。WPS會遠程讀取用戶存儲在本地的文檔進行數據分析，審讀判斷個人電腦是否存有顛覆中共的相關文字。

我想說的是，雖然美國公司也會存儲個人隱私數據，但在有些事情上的下限絕對沒有中國公司這麼低、這麼屈從淫威。橫向比較美中兩國的互聯網公司，以我十多年的行業觀察解讀，美國公司更注重原始創新和法規法度，而中國公司更重視數據驅動和低民權利用。中國互聯網公司把蒐集到的海量用戶數據當作自身資產，當作與政府搞好關係的籌碼。與美國Adobe公司開展科研合作期間，我親眼見到美國強力執法部門上門要調取某個用戶的PDF加密文檔數據，但Adobe竟然據理力爭，說沒有聯邦法院的搜查令，他們絕不配合。相關的例子大家從新聞上也能看到，比如蘋果公司拒絕幫助FBI，等等。而中國公司的做法就是將全量用戶數據當作討好中共當局的資本，主動上交以換取良好關係，後來相關法律出台後，又美其名曰為監管合規。如今，很多人的個人隱私數據被販賣，被泄露，中國互聯網公司助紂為虐是個源頭。

二、中國體制內各單位如獲至寶、磨刀霍霍

除了以上公司的例子，曾經一度我也受邀到中國體制內各單位做演講培訓。這些機構相比公司而言，對待數字監控和信息網絡的態度更甚。形象地比喻，數字化是科技進步遞給中共的一把利刃，中共從上到下拿到了這把刀都像如獲至寶，隨時準備磨刀霍霍向人民。

我到人民日報社旗下的人民網交流時，相關負責人分享了他們如何利用人民網旗下各個數字平台進行大規模布控的細節。按普通人的理解，人民網無非發發新聞，你愛看不看，但事實不止這麼簡單。人民網旗下有很多平台公司，在抖音、快手上部署了大量數據採集點。他們通過採集用戶的全時空全軌跡數據，對每一個用戶進行機器打分，評估你的意識形態傾向，一併匯總到國安部門的數據庫裡。此外，公安部推出的反詐APP，也是類似路數，通過在個人手機裡嵌入SDK（一種軟件包），實時採集用戶手機上的各種活動，報給公安數據庫，然後委託公安附屬研究院進行分析整理，找出其中的危險潛藏分子。

中共刀把子大搞數字監控的觸點，還遠遠不止以上。本人曾在家鄉南京和一名負責網絡系統建設的公安領導聊天探討相關問題時，他先讓我猜幾個數，南京市一共有多少攝像頭？南京市民平均每年被採集多少次人臉數據？南京市民每個人的身分證號平均每人每年要在公安維穩大數據裡被分析多少次？我根據直觀猜測回答了幾個數字。而這位公安的答覆是我猜的十幾倍。他說我不懂，並隨手指向一個電線杆，說「你看，那一個杆子上就有12個攝像頭」。又跟我解釋，有一套名為天眼的系統，每天就能採集上億人臉數據。這些數據，加上各個公司來的，各個系統上報的，分分鐘能得到任何一個人的人物畫像，得到的結論甚至能做到比你自己還了解你。這位公安領導還說，監獄對他們而言也有價值，成千上萬的收監服刑人員充當了網絡輿情操控的生力軍，這些人是低成本且高度服從的網絡大軍。

中國高校也不例外。我曾是上海交通大學的訪問教授，上海交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門在一次數字化轉型的分享會上，驕傲地分享了他們如何利用從四面八方匯集的大數據（有公安開放的端口、相關市場主體提供的數據），判斷師生的思想政治動態。例如，他們對我講，僅僅在某一個月，他們就通過社交媒體、手機瀏覽、出行軌跡等數據鎖定了幾十位可能有「重大政治原則問題傾向」的學生，並投入人力，對這些學生進行緊急心理干預，化險為夷。

三、疫情與防疫：網絡強國和數字監控的生動實踐

毫無疑問，大規模數字監控，始作俑者是中共各級部門，各種數據最終也是匯聚於這些部門，疫情與防疫就是其中最鮮活生動的案例。

中共所謂應對疫情的科技手段，無非是給予數字技術的行程碼、健康碼、大數據流調等等。這些「碼」的底層技術都是通過採集手機移動數據，判斷個人行程軌跡，設定電子圍欄，再根據涉疫風險進行管控。而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中共應對疫情的方式，或者說防疫手段，逐漸從應對真實疫情演變成災難，即以疫情為理由開展的大規模數字監控社會實驗。很多身在美國的華人同事，看今日中國之防疫，就如同看笑話。我在美國帶的一些中國博士生，都會情不自禁地轉發反對動態清零的文章。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基於數字科技、大數據的健康碼行程碼正在逐漸淪為中共對人口流動、維持穩定的宏觀調控工具。各種網格員、流調人員各行其是，把用數字技術操弄人民的手段玩到了極致。2022年的河南銀行對儲戶賦紅碼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二十大之前，中國各地各種所謂高風險地區呈現井噴態勢，各省對往來人員相互亂給紅碼，為的就是二十大期間維穩。為此，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有些地區連基本的吃穿用度都告急，更不要提新疆封鎖了快三個月至今依然靜默，百姓們有苦不能言、不敢言。

四、中共建立網絡強國、發展數字科技的根本出發點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說，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強化網絡、數據等安全保障體系建設。二十大新修訂的黨章裡講，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習近平的口號喊得響。但其實無論報告中怎麼美化、黨章裡如何修飾，大多數人恐怕都會質疑的是，中共怎麼可能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恰恰相反，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確保紅色江山不被顛覆，照顧特殊群體的政治經濟利益，才是中共最大的利益。

為了這個利益，人民的利益可以隨處、隨時、隨意被犧牲。中共在網絡、數字基建方面的投入，在內行人看來，其底層邏輯還是為了其自身利益，無所不用其極維護中共統治。中共建設網絡強國、發展數字科技，歸根到底也是為了這個目的。無孔不入的數字監控，就是拔出了一把由數字技術發展孕育出的科技利劍，毫不猶豫地揮向人民。中共口口聲聲說，已經找到了跳出歷史上封建王朝歷史周期率的若干答案，這背後是滿滿的自信。而這份自信的來源之一，就是其掌握的「數字化、高科技」軟暴力手段——基於數字技術實現對人民的大規模監控已經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沒有任何力量能逃脫其手掌心，從而上演古今中外改朝換代時的暴力革命和滲透分化。

（作者為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