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0月14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Harmeet Dhillon撰文／信宇編譯）本文內容改編自2022年9月16日作者在華盛頓特區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的憲法日慶祝活動上的演講辭。

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簡稱DOJ）的印章上用拉丁文印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銘：「為正義女神而起訴」（Qui Pro Domina Justitia Sequitur）。正義女神的形象深入人心，催人奮進：她蒙著雙眼站在那裡，手擎正義的天平，代表她不屈不撓地堅持法律框架下的平等和正義。

相比之下，如今的司法部卻與這個宗旨背道而馳，似乎越來越受到黨派主義的驅使。令形勢雪上加霜的是，現在的司法部有機會獲得現代監控國家的權力。作為一個熱衷於憲法和權利法案的人，我相信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需要想出解決之道了。

2001年發生的9/11慘劇標誌著我們國家當代民權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首先，恐怖分子攻擊了我們，隨後，籍以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我們開始攻擊自己。我們生活在一個監控社會，這種說法幾乎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但我們確實如此。自從9/11襲擊發生六週後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國會通力合作頒布《愛國者法案》（the Patriot Act）以來，政府監控無處不在，一直在尋找各種創造性方法來監視美國公民。政府擁有先進技術監視我們的所有電子設備，竊聽我們的電話，閱讀我們的電子郵件和短信，而所有這些都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下進行的。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項本為緊急情況而設計的特別法律目前已成為政府啟動調查的常規性選擇。不幸的現實是，各地執法部門根據《愛國者法案》採取的大部分行動與打擊恐怖主義幾乎毫無關係。以前，向外國情報監視法庭申請監視令的情況曾經很罕見，但在當前的相對和平時期卻增加了許多倍。根據《愛國者法案》進行的大部分間諜活動都是針對普通的犯罪行為，而我們長期以來一直期望執法部門能夠在沒有特別監視權的情況下解決這些普通的犯罪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有一個由國家安全人員和司法部結成同盟控制的宣稱政治中立的監視國家已經夠糟糕了。但是，如果把這種監視權交給一個願意把大量信息用於對付其潛在政敵的行政部門，那麼我們就會面臨一個嚴峻的形勢。

《愛國者法案》等法律設立的初衷是為了打擊專門的恐怖主義問題。然而這些法律很快就演變成一種機制，政府通過這種機制不斷監視守法的普通美國民眾。如果普通民眾敢於與當權者意見相左，他們平靜的生活就隨時受到外界有意騷擾的威脅。如今，美國司法部正是在這個無所不能的監督和控制的環境中運作。他們擁有監視國家的所有工具，唯一擋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願意執行我們憲法權利的獨立司法機構。

然而我們都看到了，在幾乎缺失司法監督的情況下，普通美國民眾受到監視是多麼輕而易舉。美國石油行業顧問、2016年總統選舉期間川普團隊外交政策顧問卡特·佩奇（Carter Page）持續受到司法部的廣泛監視，令外界一片譁然。

本文將討論近期發生的三個典型案例，說明普通民眾是如何面臨政治化的司法部帶來的威脅。這三個案例就是：司法部對保守派組織「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記者團隊的司法突襲，司法部對川普前總統海湖莊園（Mar-a-Lago）的突擊搜查，以及司法部試圖破壞選舉公正性和扼殺公眾言論自由等。

突襲「真相工程」記者團隊

2021年7月，美國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Merrick Garland）發布了一份備忘錄，禁止聯邦檢察官扣押記者的筆錄。在這件事上他大張旗鼓、高談闊論，並標榜這是基於道德的考量。然而，就在加蘭部長高聲譴責扣押記者筆錄是他的部門「絕不允許……發生」的「錯誤」時，司法部正在對「真相工程」記者團隊進行為期一年的間諜活動，這個活動涉及不少於19份祕密傳票、命令和從9名地方法官那裡獲得的授權令。而這個間諜活動能夠做到對公眾保密，是通過使用廣泛的禁言令來維持的，其中至少有兩個禁言令是在沒有通知監督「真相工程」案件的法官的情況下實施的。

通過這次間諜活動，公眾現在得知，司法部從微軟公司獲得了大約20萬封「真相工程」相關電子郵件，並從蘋果、谷歌、優步（Uber）和其它仍然未知的公司那裡獲得了無數短信記錄，以及其它任何相關信息。

在加蘭部長備忘錄發布僅僅6個月後，司法部突擊檢查了三名「真相工程」記者的住所，查獲了47台電子設備。那麼，外界是如何獲知此事的呢？巧合的是，有人向《紐約時報》泄露了司法部這次突擊檢查的相關信息，而「真相工程」記者正好處於起訴該報階段。事實上，就在司法部突擊檢查仍在進行的時候，《紐約時報》就打電話給「真相工程」團隊求證此事。

司法部這次搜查的依據是什麼呢？2020年秋天，祕密消息來源向「真相工程」記者爆料，提供了據稱屬於拜登總統女兒阿什莉·拜登（Ashley Biden）的一本日記和其它材料。消息人士稱，在與「真相工程」聯繫之前，這些材料就已經在他們手中。隨後「真相工程」的記者們開始調查這些材料是否真實，以及其中針對喬·拜登的指控是否屬實。最終，「真相工程」團隊發現無法充分核實這些指控，決定不會對外公布日記的內容。隨後，他們將這些物品交給了佛羅里達州的當地執法部門。

司法部則聲稱，阿什莉·拜登的財物被盜。「真相工程」團隊在獲取這些材料時就被告知，這些材料不是盜竊所得，然而即使如此，這在法律上也是不相關的。在2001年，賓夕法尼亞州教師工會首席談判代表格洛麗亞·巴特尼基（Gloria Bartnicki）訴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弗雷德里克·沃珀（Fredrick Vopper）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明確認為，只要記者自己沒有實施所謂的盜竊行為，他們就有權接收、調查和出版（或不出版）所謂的被盜材料。而在最近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簡稱DNC）訴俄羅斯聯邦政府一案中，一家聯邦法院明確表示，記者甚至可以要求獲得被盜材料。這不是犯罪，這只是新聞工作的一部分。

相比於司法部對「真相工程」團隊的緊追不捨，今年早些時候，政治新聞網（Politico）記者獲取美國最高法院的意見書草案，顯示最高法院推翻了律師珍妮·羅（Jane Roe）訴德州達拉斯郡檢察官亨利·韋德（Henry Wade）一案，司法部的不作為顯露無遺。這位「政治新聞網」記者對獲取文件的表現與「真相工程」記者對日記的表現如出一轍，只是前者最後決定公開發表意見書草案，而後者則把日記交給了執法部門。

司法部方面的不同反應似乎完全取決於誰的奶酪被動了。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在「真相工程」團隊獲取阿什莉·拜登的日記之前，加蘭領導下的司法部就已經在查閱「真相工程」記者的電子郵件和通話記錄了。這些文件包含不少敏感信息，如捐贈者信息、消息來源通訊記錄（包括聯邦政府內部舉報人的通訊記錄）以及律師與客戶的通訊記錄等。在這次執法行動中，司法部不僅無視法院判決和自己的明文規定，還涉嫌違反了《隱私保護法》、普通法中的《記者特權法》，以及《憲法》第一和第四修正案等。

「真相工程」案件目前仍然正在進行中。由於司法部面向《紐約時報》的泄密行為本身就違反了聯邦法律，紐約地方法官阿娜麗莎·托雷斯（Analisa Torres）推翻了司法部的反對意見，並下令任命一名特別法官，審查被扣押材料是否涉及特權。這個勝利並不值得大書特書，因為「真相工程」團隊必須為此支付數萬美元，換而言之，只有支付大筆費用才能保護屬於自己的文件。

突擊搜查海湖莊園

儘管我曾代表川普前總統處理過一些事務，現在我也一直身在其中，然而我並不代表他處理司法部突襲他在佛羅里達州的住所海湖莊園（Mar-a-Lago）一事。從全局看，司法部這次突擊搜查意義重大，值得外界認真關注。

首當其衝的就是突擊搜查的時機。

總統拜登的支持率一直很低，而且今年是中期選舉年。據彭博（Bloomberg）社報道，司法部可能會推遲「指控」川普前總統因突襲他家而引起的任何問題，直至中期選舉之後。此等操作的效果就是，在11月8日中期選舉之前製造一種川普被認為有罪的政治陰雲，並將其作為操控工具，抹黑支持川普的選民和候選人。

司法部自詡奉行一項長期政策，即不在臨近選舉時採取政治上的指向性行動，然而司法部如何向外界解釋，此次突擊搜查不是這樣的指向性執法？

川普前總統和他的律師團隊與司法部和國家檔案館的代表就機密文件的存儲和存檔問題進行了合作對話。他甚至邀請司法部調查他的財產中的文件，而司法部似乎沒有表示出對此事的應有熱情。

這段最新的「狂野的G人」橋段與2016年川普當選前後的聯邦調查局（FBI）策略並無多大區別，當時聯邦調查局集體武裝，專門調查川普涉嫌與俄羅斯勾結的說法，而這些說法最終證明是由民主黨特工編造的。但更重要的是突襲引發了嚴重的憲法反對意見。

（譯註：G人（G-men），日本科幻電影，主人公G人的典型特徵就是古怪的行為和不為人知的行事動機。）

第四修正案規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安全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應受到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並經宣誓或確認，特別說明要搜查的地點和要扣押的人或物，否則不得簽發逮捕令。」

美國的建國先賢們對政府的入侵公民行為非常謹慎。闖入政治對手的家中，剝奪他們的財產，是美國殖民地時期英王統治下的常見做法。王室使用一般逮捕令和援助令是對殖民者政治和個人自主權的最終干涉。這種入侵是如此普遍，而且受到普遍的鄙視，以至於開國元勛們認為應該確保憲法明確禁止這種做法。

在建國後的180多年裡，最高法院將第四修正案的保護措施主要適用於地方和事物。毫無疑問，這意味著住宅被賦予了更高的保護意識，以防止政府侵犯。最高法院在1980年的紐約市民西奧多·佩頓（Theodore Payton）訴紐約市政府一案中重申，「實際進入公民住宅是第四修正案的措辭所針對的主要犯罪。」

除了住宅和財產受到憲法第四修正案的保護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是政府應確保在不違反憲法的情況下進行搜查和扣押。只有在「合理」的情況下才允許進行搜查，而通常只有在政府首先獲得適當簽發的搜查令時，搜查才被認為是「合理」的。「適當簽發」意味著搜查令必須具體描述要搜查的地方和要扣押的東西，必須有合理的理由支持，而且必須由「中立和獨立的地方法官」簽發。

綜上所述，這就是俗稱的「搜查令要求」，這也是所有針對海湖莊園搜查行動進行客觀分析的核心基礎。

聯邦調查局搜查川普總統住宅的核心問題，就是整個行動與第四修正案的表達和精神格格不入。圍繞著聯邦調查局為獲得搜查令而使用的可能原因宣誓書披上了一層神祕面紗，使公眾無法判斷政府是否有正當理由進行這種史無前例的突擊搜查。

更有甚者，搜查令申請中列出的要搜查的地方和要扣押的東西，包括對前總統的整個私人住宅和辦公室進行全面搜查，目標是尋找可能違反少數聯邦法規的「任何證據」，而這些法規是涉及政治迫害時的常見工具。

雖然這本身並不使搜查令存在缺陷，但司法部支持搜查的「只相信我們自己」的做法，令公眾幾乎無法確定政府這次前所未有的行動是否符合法律。因此公眾別無選擇，只能根據現有資訊猜測。而根據已經公開的信息，司法部的這次行動符合報復性和出於政治動機進行捕獵行動的所有特徵和表象。

與「真相工程」案件一樣，海湖莊園案的法官亦已發布命令，任命一名特別顧問。在任命過程中，法官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之所以遭致民怨，是由於政府偷工減料造成的，這隱含地暗示政府濫用了搜查令程序。

破壞選舉公正性和言論自由

正如媒體鋪天蓋地報道的那樣，司法部目前正在向那些敢於挺身而出質疑2020年選舉結果的個人發出傳票。這是在拜登總統對他所謂的「極端MAGA共和黨分子」進行報復的背景下發生的。這是在第三世界獨裁國家才會發生的那種行為。

（譯註：MAGA，全稱為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度偉大），川普前總統的競選口號。）

列入司法部黑名單的是那些作為候補選舉人參與政治進程的人；那些在國會投票反對認證選舉結果的人；那些組織或和平參加2021年1月6日在華盛頓特區橢圓型廣場舉行的合法集會的人，即使他們與當天在國會大廈內的暴力活動無關；以及那些從捐助者那裡籌集資金，承諾調查和挑戰選舉欺詐的人。

所有這些活動在我們國家都有長期的歷史先例可循，並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事實上，正是民主黨人在2000年、2004年和2016年挑戰了總統選舉結果。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這些歷史事件。

2000年，15名民主黨籍眾議院議員反對計算佛羅里達的選舉人票。一些國會議員聲稱2000年總統大選是「欺詐性的」，德克薩斯州眾議員埃迪·伯尼斯·約翰遜（Eddie Bernice Johnson）甚至發誓稱，由於存在所謂的選舉結果操控，將「沒有和平」可言。

2004年，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強迫投票，要求正在計算選舉人票的國會聯席會議立即休會，以辯論他們聲稱的俄亥俄州選舉違規行為。31名民主黨籍眾議院議員投票，拒絕接受俄亥俄州的選舉人票，此舉得到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參議員迪克·德賓（Dick Durbin）等人的力挺。

2016年，數名民主黨人反對針對特朗普選舉人的認證，理由是「有大量證據表明”俄羅斯干預了」此次選舉。來自馬里蘭州的眾議員傑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反對佛羅里達州的10名選舉人票，理由是佛羅里達州的一項法規禁止州議員擔任選舉人。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眾議員希拉·傑克遜·李（Sheila Jackson Lee）則宣稱，「如果在投票選舉中，存在明顯的證據說明選舉制度的失敗，那麼選舉結果就應該受到質疑。」

在這些選舉事件中，司法部均保持沉默，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如果不是司法部的政治化操控作祟，那還有什麼可以解釋的呢？

選舉是我們國家一切發展的動力。公平選舉確保權力的和平轉移，亦是人民參政議政的主要方式。我國憲法第一條第4款第1項是選舉條款，賦予各州管理聯邦職位選舉的時間、地點和方式等主要職責。司法部在這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有權管理《投票權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而這項權力曾經是反擊吉姆·克勞（Jim Crow）相關法律所必需的利器。

然而，吉姆·克勞所處的時代是久遠的19世紀，如今早已世異時移，再不應該由一個政治化的司法部來決定什麼才是公正選舉。

眾所周知，剛剛過去的2020大選充斥著大量涉嫌選舉過程違規的現象，其中一些違規行為更引起諸多民怨。客觀而言，各州在收到這些報告後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公平選舉，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拜登政府從一開始就一意孤行，對試圖加強選舉公平性的各州發動各種恐嚇運動。

佐治亞州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大選當天的午夜，大量選票突然出現，瞬間拜登所得的選票超過了川普，這一切就像是有一隻黑手在操縱著選票走向。隨後幾天，選情仍然處於膠著狀態。很快就有報道稱，大量的選票被收繳，而這在佐治亞州是非法的；此外，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資助的非營利組織在藍縣的選舉活動中安插人員，從而減少了簽名匹配工作；這些證據令人深感擔憂。

鑒於2020年大選期間發生了不少問題，如郵寄投票程序，公平選舉警報響起，許多公民質疑最後的投票結果，這種擔憂並不奇怪。因此，佐治亞州的立法機構為了防止這種問題在未來的選舉中重演，果斷採取了行動，頒布了一攬子選舉改革立法，以強化選票安全。

而拜登總統則譴責這些改革，稱這些改革是「吉姆·克勞2.0」。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的那樣，這些改革使投票比在拜登的家鄉特拉華州更容易。司法部隨即起訴佐治亞州，以阻止新法律的實施，並發布了兩份新的指導文件，旨在讓包括佐治亞州在內的各州注意到可能違反聯邦選舉法的情況出現。司法部在亞利桑那州和德克薩斯州也推行了類似的策略。

* * *

受到司法部恐嚇的不僅僅是政治活動從業人員。司法部長加蘭最近發布了一份指導文件，禁止司法部雇員直接與國會議員交流。這顯然是對至少14名聯邦調查局舉報人向國會議員就司法部內部的不當行為做出的直接回應，這些國會議員包括來自俄亥俄州的眾議員吉姆·喬丹（Jim Jordan）和來自愛荷華州的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加蘭此舉是非常不恰當的，然而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就是，司法部通過當地學校董事會會議上對一些家長實施恐嚇。

2021年10月4日，加蘭發布了一份備忘錄，指示聯邦調查局處理地方學校董事會會議上的「威脅」。這是為了回應全國學校董事會協會的要求，原因是司法部利用《愛國者法案》（the Patriot Act）和其它反恐工具來調查那些在當地學校董事會會議上對學校政策表示不滿的學生家長們。

儘管加蘭的宣誓證詞否認使用反恐工具來調查有關學生家長，但舉報人的證據告訴我們這個故事並不簡單。

2021年10月20日，聯邦調查局刑事調查處副助理主任卡爾頓·皮普爾斯（Carlton Peeples）發出一封電子郵件，指示聯邦調查局人員在所有與學校董事會有關的調查中使用「教育官員」（EDUOFFICIALS）標籤。舉報人指出，聯邦調查局對全國各個地區的家長展開廣泛調查。調查對象包羅萬象，其中一項調查針對一位「右翼媽媽」，起因是她參加了一個「自由媽媽」團體，並擁有一把槍。另一項調查指向一位父親，指責其對學校的面具規定表達不滿，其行為「符合叛亂分子的特徵」。

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大家都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危險了。

1762年11月11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命令手下拿著搜查令，衝進了宣傳手冊作者約翰·恩迪克（John Entick）的家。他們砸開鎖著的門、箱子和抽屜，沒收了他的私人文件和書籍，而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國王懷疑恩迪克煽動反對國王的政治活動。如果聯邦調查局對「真相工程」記者團隊的住所或川普前總統的海湖莊園住所的突襲給了我們什麼啟示的話，那就是18世紀的政治壓迫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種威脅。更糟糕的是，除了蠻力之外，我們的政府還擁有現代監控國家的強大力量。

作為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在談到憲法和權利法案時，我不能不引用開國元勛、《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一個政府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對其所有公民進行平等和公正的對待。」

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促使我們的司法部在以自由女神的名義履行其神聖職責時，回歸美國憲政的平等公正原則。

本文經許可，轉載自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校刊《Imprimis》。

作者簡介：

哈米特·迪希隆（Harmeet Dhillon）是一位全國知名的律師，專注於商業訴訟、就業法、第一修正案權利和選舉法事務等。她目前擔任共和黨全國律師協會（the Republican National Lawyers Association）的副主席。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