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9月06日訊】大家好,歡迎收看週一(9月6日)的《新聞大家談》。我是林瀾(主持人)。今天專訪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博士。
今日焦點:香港三萬多套房或騰空,樓市金融有隱患;《反制裁法》或導致過半外資銀行撤離,北京施緩兵之計;港府自釀苦酒,未來幾年有一個最頭疼的問題;港人意志難改變,北京打造港版「小粉紅」難上難。
過去一年多,國際社會一起目睹著香港這座曾經充滿活力的自由之都、金融之都,正在被共產極權的紅潮漸漸吞沒。北京的管制之手越來越深入地進入香港,從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層面,試圖全方位重新打造這座城市。然而中共真的無所顧忌嗎?香港的自由似乎進入了冬眠狀態,它甦醒的契機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專訪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來聽一聽他的觀察,鍾教授在香港通過視頻和我們連線。鍾教授您好。
民間組織解散 但港人心意沒變
1. 林瀾:過去一兩個月,香港多個老牌的民主團體跟大家告別了,比如組織了歷年七一大遊行和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組織宣布解散;還有組織歷年六四燭光晚會的支聯會也準備解散。
今天我看到的最新消息是,一個泛民黨派「熱血公民」也宣布解散了。有人擔心香港以後還有沒有公民社會的空間?香港還有對抗暴政的動員力量嗎?您怎麼看呢?
鍾教授:我看也不是單純的對抗暴政的問題,香港的民主生活從來都是這樣,我們對香港政府有一些要求,希望香港政府能夠有一些有效的施政,來保護香港人口的權益,提升香港的福利在社會政策、在房屋,在教育這些問題,都能夠提出一些有效的方案,來解決香港的問題。所以剛才你說的那些個組織,他們當然是組織的是遊行。
可是遊行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對抗暴政,是對政府提出訴求。訴求包括我們要求有一個有效合理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也是《基本法》清清楚楚寫的,如果你看看基本法原來的一些安排,應該在2007年第三屆香港特首政府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三部曲」去選擇我們怎麼選特首的。
可是後來北京就用各種各樣的理由把「三部曲」都改了,用人大解釋《基本法》的方式改變了這個要求。你不去處理香港的政治問題,香港的很多問題都很難解決。因為現在這個特首沒有足夠的代表性,沒有足夠的政治上的認受性,去處理香港的問題。很多時候她都是偏重某一方面的利益。當然不能讓香港人接受。而香港立法會有一半的選舉,一半立法局的議員,都不是透過有效的選舉來產生的。
所以那些組織他們當然有一些政治的訴求,可是他們要爭取的不單是對抗暴政,而是爭取香港應有的《基本法》已經保證了的一些權益。而且歷次他們舉辦的那些遊行,剛才你說那些「民間人權陣線」,他們當然是一個組織遊行抗爭的一個組織了。可是他們的背後是很多不同的民間組織,組織起來的一個代表。所以他們是代表很多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訴求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搞清楚。他們不是單純的反對中共一些施政,而是反對中國政府、香港政府的一些做法,而且也採取一些他們要求的東西。因為過去幾年的事,北京就有意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用所謂的國家安全法,讓這些群體他們的空間都已經完全受到打壓。他們的一些領導人都可能面對被政府檢控,有一些現在已經在監獄裡邊了。所以他們就不得不解散了。而且我理解可能是因為這背後還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威脅,所以他們不得不解散了。
這樣做是不是能解決問題?我看著不一定,因為剛才你說的一點,就是如果沒有這些團體,是不是香港的公民社會都不再存在?我覺得我們如果從一個比較合理的態度來理解什麼叫做公民社會的話,我們就知道,公民社會是一個社會在長期的發展,跟政治經濟的過程裡邊融成了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我們知道我們有某些權利、空間,某些應有的權益。所以我們就透過這些非政府的一些層次,來提出各種討論、各種各樣的方案,然後才有這些團體。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覺的這些團體都是公民社會的結果,他們不是公民社會唯一的依託,他們是公民社會的結果。
好了,現在你們香港政府,把這些公民社會的結果都打散了,打散之後,可是你沒有辦法改變香港人對這個政府的一些看法。你也沒有辦法把那些不同的意見,全都改變過來。香港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有一個高度的現代社會的特性。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沒有公平的選舉,我們都曾經被承諾過一些基本的自由,基本的人權。我們有一些基本的權利,我們都是覺得很重要的。所以這些才是構成我們香港公民社會的一些元素。你把這些團體都打散之後,不代表我們所有香港人都放棄這些原有的權利,我們還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討論我們關注的問題。
我們還是通過各種各樣的個人渠道,來表達我們的一些訴求。可能我們不能夠參與一些大型的遊行示威那些事。可是這種生態不改的話,我看公民社會還是很有活力的。所以未來如果單單是以為,把那些機構、組織,都讓他們不能再存在下去,以為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我看是把這個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雖然過去一年多,很多人沒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可是從我們香港民意研究所的一些民調結果你可以看得出來,很多人對政府的看法還是沒有變的,我們在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上,例如臉書,甚至在推特,很多人提出他們的意見。所以我看香港的公民社會很多人還是挺活躍的,沒有停止對這個政府、對北京提出一些批評,提出一些訴求,這個還是存在的。
大陸管制移香港?一定會遇很大抗拒
2. 林瀾:中共在大陸,通過打壓中間組織,把大陸變成「一盤散沙」的原子化社會,現在更通過「數字極權」鞏固了這種高度原子化,您擔不擔心類似的情況在香港出現?
鍾教授:最近的發展呢,北京當局一向以來,他們都很害怕有一些民間不受政府控制的組織出現。所以在中國大陸,他們都沒有經過香港那種公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他們現在進一步把一些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在他們沒有能夠形成一種凝聚力的時候,把他們打散,然後繼續那種,你所說的那種原子化的社會,在中國大陸可能還能有一定效果的,一方面是在中國大陸,他們的公檢法的那個組織很大很強。
第二,中國大陸人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之後,基本上都是沒有太強烈的一種抗爭的形式,甚至很多都是但求自保,是吧?
可能在香港不一樣,如果他用同樣的方法來香港進行這些工作的話,第一就是一定會遇到很大的抗拒。
第二,我相信很多人在香港,都擁有外國的一些(聯繫),香港是一個國際的城市,還有很多很大的一種國際性。世界各地都看得見,都曾經同香港有過不同的聯繫。所以這也是一種制約香港政府跟特區政府的一些可能性。
第三就是在香港,這個這麼複雜,這麼多元的社會,如果說他要把所有的組織都打散,然後就形成一個所謂的原子化的社會的話,你看看現在香港很多不同的關注組織、公民團體,這個很多的,他能打散的都是那些人權陣線、教育工作者專業協會那些組織,可是那些零零散散的教會組織,他們是不能打散的。
他們要這樣做,他們要付出很大的力量,維持這個狀態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政府要用很多的人、用很多力量來檢查每一個人在做什麼?現在在香港,這個可能是比較困難的,香港沒有什麼街道委員會、沒有那些控制民眾的一些基層組織。反而有很多不受控制的公民組織。
所以我看這個可能性⋯⋯雖然我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可能,可是要這樣做的話,它要用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代價,而且不是3年、5年之內可以達到有效效果的。
港人意志堅強 北京難造港版「小粉紅」
3. 林瀾:您剛才提到,您認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土壤還在,的確我們知道,如果人人心裡都強調人的尊嚴,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人性尊嚴等等基本權利的平等性的話,那麼香港公民社會的土壤,它就確實還在。
我們也看到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裡面,香港的年輕人他們就表現出了這種意識,而且因為這種意識,他們形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去中心化」的反抗,就是沒有鮮明的領袖,大家因為共同的價值觀走到一起。
但是現在很多人關心的一點,或者說是擔憂的一點是說,中共現在可能是在放長線,它在把中共的價值觀漸漸地滲透、影響到香港社會。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在中共政治壓力下,它的一些教育課程,去推廣它的意識形態,它的政治形態的一些(洗腦)教育課程,已經開始進入香港校園了。那您是否擔心在一段時間以後,香港將會出現一些港版的小粉紅,就像當年電影《十年》中預言的那樣。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一旦人心變了,這個社會的型態漸漸地也就變了。您會有這樣的擔心嗎?
鍾教授:當然這個是香港政府,可能也是北京當局的一些意圖。所以現在我已經看見在教育,教育當局已經做很多工作,來意圖改變香港年輕一代的一些生態。你剛才也說的很對,在過去兩年,出來參與提出否定「送中條例」,要求有一個更有代表性的立法局,甚至走出來抗爭的,很多都是只有13-14歲的年輕人。
所以這種土壤,在他們心底裡邊已經形成了,所以如果他們(中共和港府)真的要改變的話,可能就只能由小學生改變起。所以現在也是香港政府在做的事。
可是這裡也有一些情況跟中國內地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在香港我們還能夠接受到很多不同的資訊,是吧。我們可以看見很多不同媒體,對中國內地情況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得出,那些中國的官員,也有一些香港的官員,他們的嘴臉跟這個社會的一些希望,多麼不對應。是吧?所以很多小孩子,他們很快⋯⋯
我以前的經驗就是,很多小孩子,就是你不教他什麼,他很快都會開始產生對這種處事的態度、那些官僚的一些嘴臉,都有產生一種反感的情緒。所以很快他們就開始思考,什麼才是對香港最好的。
而且香港你現在沒有辦法像在中國內地一樣,把所有互聯網上的東西,都首先割裂,香港沒有能力這樣做。香港的孩子,他們還有人給他們一些不同的訊息,包括他們的家長。
所以我看,如果要單單以為透過控制這個教育,通過灌輸,透過一些時不時的政治工作、透過加進很多所謂什麼國家安全,愛黨愛國的一些內容,我看隨著這個孩子長大,很快,他們就看出是什麼來頭了。
過去十多年,趨勢已經開始了,我曾經遇到一個年輕人,不是一個,是一班年輕人,他們在小學到初中這個階段,他們去了四、五次(內地),跟那個交流團,都是學校、其它團體舉辦的,他們是跟著它去了。他們在小學的時候去,去到北京,看見萬里長城,當時當然很高興,很興奮。
可是當他們慢慢地長大之後,他們就開始看見中港兩地的一些分別,他們就能夠思考這些分別的原因。他們到了大概是中三、中四左右,上去(中國)那邊,然後發現原來連Facebook他們都上不了。他們去了,回來就是很反感了。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因素。
家長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我都聽過很多家長就是說,他們現在可能不能移民,可是他們要牢牢記住,他的孩子在學校是接受灌輸的,然後他們就做一些工作,來嘗試去抵銷那種他們認為是不正確的東西。這些是政府很難控制的,到頭來,可能就是讓香港變成跟中國很多年輕人一樣、要把香港的孩子打成一片小粉紅了,我想這個也不太容易。
《反外國制裁法》叫停 緩兵之計?
4. 林瀾:聽您這樣說,看來中共並不是能在香港隨心所欲,它還是有很多阻力的。我們也知道中共的人大常委會8月20日決定暫緩表決在香港實施反《反外國制裁法》,這也是它又一個不能隨心所欲的表現。它說暫時不會表決這個《反外國制裁法》,但是會「繼續研究」。
我們知道過去一年,中共其實出台了很多辣招,就是比較大的動作。比如《港區的國安法》,重創了投資人對香港的信心。那麼為什麼這次北京出手前顧慮了呢?
如果照搬《反外國制裁法》大陸的版本在香港應用,會產生什麼後果?跟大陸實施該法的影響相比,有什麼不同?
鍾教授:我之前聽見香港特首、那些官員他們都說,如果北京當局,北京中央施行《反外國制裁法》後,香港也要把它收進《基本法》的附件,然後,在香港制定本地的法律來施行。
我真的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還是一個很有國際性的一個城市,是吧?我們的經濟、我們的各種各樣的構成,都有很多很多國際性的元素。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是個商業的城市。我們在這裡有很多愛國人投資。我們的金融機構有80%都是有外資成分的。
所以如果把中共觀念中那一套《反制裁法》,移植到香港的話,對香港可能是一個很致命的打擊。你可以想像,如果根據我們知道《反制裁法》的一些邏輯跟它的內容,就是說金融機構如果收到一些海外,比如說美國要制裁某些官員了。如果他要執行這些制裁令的話,他們就要受到(中共的)制裁。那他們就會選了,我要根據國際機構的一些要求,還是根據中國政府的要求。
你可以想像,大部分這些擁有外資元素,有國際業務的機構,他們都不會放棄他們的美元為主體的那些生意。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有大量的金融機構選擇離開香港,這個有一些金融界都曾經提出過警告。他們評估,如果這個《反制裁法》在香港推行的話,起碼有一半的金融機構就想著離開香港,這個可以說是對香港致命的一個打擊,是吧?
所以從一開始,當時還在沸沸揚揚地說,北京很快就要把這個《反制裁法》立在香港的《基本法》附件裡面,我已經說,我真的不明白,這幫官員的腦袋在想什麼。我真的不能明白,香港那些官員,那些特首,他們是為誰做事。所以後來就知道,北京也把這個《反制裁法》收起了,暫時在研究。
我相信這是一個稍微理性一點的決定。如果真的是這樣做的話,香港很快就成為一個經濟上的負擔,不但不能夠為中國社會的經濟提供什麼作用,更大的可能,香港的經濟的基本條件就會崩潰,崩潰之後,香港就沒有其它的一些生產的經濟的條件,去自給自足。所以很快就成為中共的一個負擔了。所以這個是致命的打擊。所以我看這次也是能夠看到這個影響。
那幾天,你可以看得見,香港的股票市場大幅度的波動,而且很多在香港上市的一些中資概念股票,都是跌得很厲害的。 所以這個做法對誰都沒有好處。所以是平衡考慮過,各種各樣的利害之後,做出了一個緩兵之計吧。
《反制裁法》香港推行 中港會受嚴重損失
5. 林瀾:是,關於為什麼香港的官員會主動要求在香港也要落實這個《反制裁法》,我也看到有一些人開玩笑說,林鄭月娥她自己深受(外國制裁)影響,她自己之前也對媒體說,她因為受到美國的制裁,香港的一些外國金融機構已經不敢給她開卡,她用的都是現金。所以很多人都在開玩笑了,說香港的官員是受影響很大的。
但是現在看到,不管怎麼樣,哪怕中共內部真的有一些官僚機構,他們受到這種打擊制裁的影響,他們想實施這種《反制裁法》,但是中共可能投鼠忌器,考慮到對香港更大的這種動盪,它還是有所顧忌的。
那您怎麼看中共實施《反外國制裁法》它的目的,有人說它的目的之一, 是否是脅迫跨國公司遊說本國的政府,不要推出對中共的進一步制裁,您覺得是不是有包含這種目的?您覺得它能奏效嗎?
鍾教授:這個我不知道,很難說,因為現在的情況,就是《反制裁法》如果在香港市場施行的話,受損害的當然是香港的經濟、跟香港的基本的發展的條件。可是我們都清楚知道,很多各地的不同的機構,不同的人,包括他們的官員,我覺得我們更放大一點說,就是他們的不同版塊,都曾經把大量的資金投進香港這個市場,他們買了很多房子。他們有不同的投資,他們透過不同的機構參與香港經濟。所以如果這個《反制裁法》在香港推行的話,他們首先就要面對很嚴重的損失。這個是真的。
所以有人說,最後這個人大暫時不審理這個《反制裁法》在香港施行,可能也是在北京,在中國內部一些不同版塊,他們在鬥爭,在割裂之後的一個結果,這個當然我不能清楚講是不是真的,可是這個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且他們要在中國國內搞這個《反制裁法》可能比較容易。因為國內大家都知道,雖然已經搞了開放改革幾十年,又加入了這個世界貿易組織,可是在中國國內,北京當局對中國國內的金融系統還是管的很嚴的。所以國際機構在中國的金融業方面,他們的比例份額不太高,可是在香港就很不一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制約性的因素。
至於是不是能夠防止、阻止海外的一些政府,他們對香港的問題發聲、制裁某些香港或者是中國的官員,這個很難說,因為現在我們更憂慮的是,就算沒有這個《反制裁法》,很多國際的金融機構,都已經紛紛把他們總部撤離開香港,很多這個基金經理,他們已經把他們的基地改了,去新加坡,甚至去日本都有。我相信,到現在為止,香港仍然是很多投資基金投資在大中華業務的一個主要的根據地。他們都是離開了香港,在香港保留一些他們的業務。
如果這個《反制裁法》連這些業務他們都不要的話。所以這才是最嚴重的一個損害,對誰都有損害。對香港是一個損害,對中國整體是一個損害,對於曾經在香港投下大量資源,在香港有很多利益的不同版塊,都是嚴重的損害,這個損害很難計算。所以我相信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對林鄭月娥,她可能沒有什麼所謂了,她在英國的房子都賣了,她現在卡也不能開的。她現在可能都已經不知道,她自己個人的一個損失(有多少),如果她以為這樣就可以報復的話,對香港整體的損害她可能也不太在意了。可是這正也反映,為什麼這個政府不能受到香港人歡迎的原因了,她根本就不是為香港人做事。
很多大國際機構總部移走 在看風向
6. 林瀾:是,剛才您也提到,現在有很多金融機構,他們已經開始採取一些避險的行動,離開香港了。其實我們知道,去年實施了《港區國安法》以後,它等於就已經投下了一顆震撼彈或者說重磅彈,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是我們看到港府財政司,他7月份是宣稱說,他認為這個「港區國安法」對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沒有什麼影響。
他宣稱說,香港不僅沒有資金的外流,反而持續的有資金的流入。他宣稱,從今年4月份到7月份,香港金融管理局接到了折合一千多億港幣的美元資金流入。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一些關鍵要素,法治、自由、資金、人才、信心、基礎設施等,您覺得「金融中心」前景如何?
鍾教授:我剛剛才說了,香港現在還是有很多國際投資者投資大中華的一個主要的門口,這個是不能否定的,這個也是香港的價值所在。所以如何保證香港能夠繼續發揮這個作用,還是很重要的。
剛才你引用的這個數據,就是香港的財政司引用的數據,當然這個也可能是一個事實,可是那些錢流進香港是做什麼呢?這個他們沒有說得很清楚,可能就是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就是說資金可以很快地流進來,也可以很快地流走,這個是長期都是如此的。
所以那段時間有一些資金進來投進香港的股票市場,這個可能性很大。因為當時在《國安法》開始之後的初始的幾個月,我們知道香港的股票市場還是上升的,是吧?
而上升的一個原因,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傳聞,其中一個就是說,北京當局為了穩住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制定這個國安法的時候,已經投下了很多資源來參與香港的股市。我想這也是有一個可能,可能是有一些美元資產留在香港的原因,既然你要投進資金來炒的香港的股市,他們就同時來參與、來同時分享這些利益,這個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現在的情況,我們看見的就是,很多國際的機構在擴大對香港投資,這是很清楚的。有一些地產界的朋友說,在中環,就是香港的金融區了,那邊四十多年來從來沒有試過有沒有這麼高的這個空置比率的。
就是說很多大的國際機構,其實就是把總部移走,他可能還保有一些業務,還進行一些投機的一些活動。可這是不是長期的投資?是不是打算在長期留在香港呢?這個很成疑問。
我看這些說法,都是在一時之間,希望能夠過渡香港人,又或者是讓香港人感覺好一些,讓北京感覺好一些。可是實質內容才是最重要的,就是錢是不是長期留在香港?
過去幾年,香港是海外投資中國的資金的主要門戶。之後的數據我都看不見。今年政府有很多說明,是不是說投資中國的一些資金已經減少了,這個我還等待香港政府、中國政府做進一步的說明,我看可能因為COVID-19,也可能因為其它問題,可能大幅度的下降也說不定。
港人移民潮 人才流失嚴重
7. 林瀾:是,您剛才提到這一點很重要,就是談到香港金融穩定,我們也想來談一談香港的移民潮問題。因為香港現在據說已經有一百多位民主派和社會活動人士,被以涉嫌違犯國安法的名義,遭到起訴或關押,這種政治高壓也使香港出現新一波移民潮。在您看來,這對香港的長期影響到底有多大呢?
鍾教授:我自己的個人的解讀,最近這個7月份跟8月份,真的是有一點觸目驚心,因為我自己在香港出生,香港長大,我曾經經歷過幾次很大的移民潮。比如說80年代,當中國決定收回香港,97年收回香港之後,有一個很大的移民潮。然後在1989的六四事件之後,又一次的移民潮,那兩次就有很多人走,可是這一次就真的是感受更大。因為很多人走的就是像逃難,以前他們走,他們就是對,以前那2次,他們不是對當時這個政府、當時的政治有什麼強烈的不滿。他們不是覺得自己有當前的危險、所以他們要走。
當時他們主要是對未來沒有信心,所以才走。所以他們走的時候,走的還是比較輕鬆的,是吧?都是「不看好了,所以我走了」這樣。可是現在很多人走了,(是因為)覺得他們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們不能像以前一樣的生活,這個是當前的,是來到面前的一些危機。
所以剛剛這個7月、8月,很多我以前的學生,都是三十多歲,四十歲左右,帶著他們的孩子,像逃難一樣離開香港。很多這樣的人。他們的理由就是很簡單的一個,他覺得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了,他不願意他們的孩子在這裡長大,不願意他們的孩子在這裡接受那種教育。
就是這個原因,所以很多人走,所以如果你看數字,香港剛剛之前,政府通報了一些數字。說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總共移走九萬人左右,稍小於九萬。我看這個數字,後來我看過,這個數字所說的,就是在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6月底的數字。如果你把這個7月、8月份數據加進去的話,這個數據可能就超過10萬。這個很有可能的是吧?
因為很多人都是趕在新的一個學年開始之前,就把他們的孩子送走。然後,自己一起走,所以這個數據很大的。所以你再看看一些其它的數據,比如說像英國剛剛公布的一些數字,在過去5個月之內,就已經有收到65,000份申請透過BNO移民對英國的申請,65,000份,加起他們的所謂家庭成員,可能超過10萬人了是吧,這個也很清楚的。
雖然政府說沒有問題,很多人離開香港都是短期的,又或者是最近北京有官員下來推廣他們第十四個「5年規劃」,有官員被問到香港移民問題的時候,他說香港人移出很經常,他看可能是跟這個疫情有關,跟這個國安法推行沒有關係。我說這些全都是自欺欺人的,是吧?
再前一些,我們香港這個醫院管理局的主席,他是一個撐政府的人士的,他自己走出來做出警告,評估說,在公營醫務系統流失的人才問題十分嚴重。然後他說,原來在過去一年,我們流失了大概4.6%的醫生,香港醫療局裡面,現在大概有一萬多個醫生,4.6%就是走了700個醫生左右,平均每所醫院走了20人了。
然後,另外就是6.5%的醫務人員流失,然後就大概有一千多護士、其他的醫療負責人員流走了,這個是一個很致命的一個打擊。因為醫護人才是很昂貴,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我看這個人才流失問題,才是未來幾年特區政府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
而且對香港各種各方面的打擊還是很大的。比如說各種專業的服務,跟這個民生相關的一些服務,因為專業人士流失,對香港各方面都構成很大的損害。
中產流失 打擊香港的金融和樓市
林瀾:而且簡單請您補充一下,就是有人也說,這種大量的人員流失,尤其是一些中產、甚至精英團體的流失。可能對香港的金融和樓市也是一個蠻大的打擊。
鍾教授:這個可能性也有,因為你看另外一個數字,就是根據香港「強積金」管理局的數據。
過去一年,就是因為移民走,就把這個強積金(退休保障金)到期前提走的,就六十幾個億。這個是比以前大幅度的增加。香港的強積金,現在總基金值還是七千多個億左右,七千多個億,一年之內,就讓人提走六十幾個億了。
六十幾億還不包括那些,因為現在政府說,他不承認這個(英國的)BNO嘛,所以如果你說你移民英國用BNO的話,它都不讓你提走(強積金),沒有包括這個因素,已經提走六十幾個億了,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流失。對這個特區政府,對這個香港的金融穩定,肯定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損害。
而且如果這個移民的趨勢還是延續下去,再加上可能沒有很多錢在香港支撐金融市場之後,我相信這個資金流失的情況可能會加快,外國的投資者可能也開始把他們的業務重點轉移,如果中國的經濟沒有什麼突破性的發展,還是像現在這樣。
要(促使)很多地方、很多國家都重新調整對於中國的一些經貿關係的時候,可能有一些透過香港來投資內地的資金跟人才,都可能跟住這個樓市,然後就是很多人走了。
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就有9萬人離開香港,9萬人,現在香港每一個住戶大概2.7個人左右,那就是說那9萬人,就大概有三萬多個住戶了。三萬多個住戶走了之後,很多很難免都會把房子賣掉。我看這個也是這次移民,跟90年代那次移民潮一個很大的分別。
90年代那次移民潮,很多人走的時候,因為他們是對97年沒有信心,所以他們走的時候,他們有些都有回流香港的打算,所以他們很多都沒有把房子賣掉。
可是現在很多人走的時候,都是把自己的房子賣掉,套現以後,拿這些錢去外生活的。所以我看香港過去幾年房價還是升得比較急的,這個情況可能就出現一些改變,甚至在一段時間之後,出現這個房價還得調整,這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林瀾:是,那麼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我們的專訪就到這裡了。那在節目的最後,向您在香港還堅持發聲這個勇氣,表示敬佩。「敢言」這種特質,曾經在香港並不算是稀缺品,但是現在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了,也折射出這座城市的變化。我們也希望香港人能夠有暢所欲言的那天,能夠早日回歸。再次向您表達感謝和敬意,謝謝您,鍾教授。
感謝您,祝您和家人一切順利,謝謝。
也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和您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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