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7月06日訊】箬山地處浙江省東部地區溫嶺市，是一個海邊小鎮，四面環海，幾個小島零星分布於海中，島上住有幾百年前從福建泉州遷徙過來的漁民後代，過著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討海生活，簡單忙碌，與世無爭。居民的出行只靠著依山傍海，自己出工出力填海而成的一條窄小而彎曲的石頭路，連接著與外部的所有聯繫。自鄧小平在中南海發出了改革開放的信號後，上世紀八十年代，身處偏遠海邊的一些不安份的漁民們也動起了心思，其中尤以箬山鎮興建村民黃文慶（作者的姨父）最為活躍，其人文化不高，小學未畢業，年輕時跟父親做木工，藝成後遂北上瀋陽，專為人家或單位打制家具，由於手藝精湛，深受當地人的歡迎，一時名聲大震，很多大工廠也都請他去做辦公桌或椅子，由此認識了一些對他以後成功創業提供了很大幫助的朋友。

在賺到第一桶金後，黃文慶選擇了回鄉創業，他首先創辦了一家漁付產品加工場，然後租船出海收購海鮮，經過簡單加工後，用火車皮將貨物發到瀋陽地區銷售，這就是浙江最早的私營企業雛形。

一九八三年，針對箬山文化事業的一片空白，也為了豐富和繁榮漁民的娛樂生活，鎮黨委書記找黃文慶談話，請求其投資興辦一間影劇院以改善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黃文慶經過考慮後同意鎮政府的要求，但提出建設用地要由政府解決，並花錢買地，鎮政府當即應允，將原露天電影院推倒擴建，增拔用地，地址位於東興村。隨後黃文慶做為大股東，並吸納了三十個小股東投資，於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與鎮政府簽訂協議，隨即便開始建設改革開放後中國最早最大的第一家私營影劇院，劇院可放映電影和舉辦大型演出活動，能同時容納1千多名觀眾觀看，按當時來看確實不輸於國營的影劇院規模，同時也為豐富漁區百姓的文化和娛樂生活帶來了很多的歡樂和精神食糧，為民眾多了一個了解外界新鮮事物的窗口！

箬山影劇院自營業之日起，一直生意興隆，場場爆滿，這一繁榮景象延續至兩年多後的1986年。這一年，浙江沿海地區陸續出現了建設水產冷凍廠的勢頭，而我們也一直都在做著水產生意，只是加工方式很簡單也很原始，給水產行業的發展帶來了很多的限制，經股東大會商議，並採取自願投資的原則，影劇院有些股東願意投資冷凍廠的建設，有些人則放棄投資冷凍廠，因冷凍廠的投資規模宏大，在當時計劃投資四、五百萬人民幣，對一個民營企業來說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和冒險，所以又接受了一些新的股東進來，剩餘資金不足又從銀行貸款建設，當年冷凍廠建設完畢，名稱為「溫嶺縣影海冷凍廠」！

因投資太大，管理也跟不上，也因行業競爭激烈，冷凍廠開業不長時間就出現虧損，僅僅堅持了不到三年的時間，整個廠就陷入困境。在銀行貸款時間未到期前，銀行卻提前抽貸，根本就不顧合同約定的期限，向台州市中級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和銀行同屬一個政府管理，也就是說蛇鼠一窩，根本罔顧事實，直接判公司敗訴。在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任何的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冷凍廠被封后，影劇院也接著被封，說是擔保關係，這裡需要重點說明的是，冷凍廠和影劇院是兩個獨立的法人單位，營業執照上登記的也是不同的人名，在冷凍廠第一次向銀行貸款時，影劇院確實作了擔保，後來冷凍廠還清貸款後，第二次向銀行申請貸款，而擔保單位則換了一個：溫嶺縣長征冷凍廠，至此影劇院已經完全脫離了擔保責任，也不再負有法律上的任何責任。但強盜畢竟是強盜，它們在封了我兩個公司之後，又向溫嶺縣長征冷凍廠索取了二十萬的擔保金，而按照當年我兩個企業的實際估值，冷凍廠價值4百萬以上，影劇院因為地處繁華地段，單是地產價值就已經達到5百萬以上，台州市中級法院的裁決，以法律的名義行公開搶劫之實！而且還採取拿手銬帶走人的手段威脅恐嚇當事人，阻止其在限定的時間內上訴，至此，我家族兩個公司全盤被土共劫掠一空，全體股東直接破產！

自2005年以來，兩個公司的實際擁有人黃文慶開始向上反映問題，並頻頻到京城上訪，沒有得到丁點的答覆，但這已成為當地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在2011年的10月份，黃文慶因為甲亢的原因在溫嶺市中醫院住院治療，而此時他已買好了三天後再去北京上訪的車票，但萬萬沒想到的是僅僅住了兩天醫院，黃文慶突然橫屍在醫院的病床上，死前根本沒有任何的預兆，一個大活人就此殞命在土共的醫院裡，而且黃文慶本人還是一個有著多年資歷的中共黨員！最後，報警不立案，醫院在恐嚇家屬。本人是死者外甥，當時主導和中共及醫院負責談判，醫院直接開口說只給一萬元的安葬費，我問了代表醫院的畜生兩句話：你知道現在一條寵物狗的價格是多少嗎？你是父母生的嗎？短短兩句，對方無言以對！僵持不下之際，家屬方在醫院門口拉橫幅抗議土共的謀財害命，這時警方出動警力，中醫院叫來黑社會人員，對死者家屬進行暴力毆打，本人當然是首當其衝，衣服被撕破，身體多處受傷，最後還被帶上警車拉到派出所，隨後便被醫療事故調解中心主任親口告知：市委書記周先苗已經讓我轉達他對你的警告，你再鬧下去，馬上逮人！在我姨媽等眾人的勸說下，我放棄了抗爭，因為我知道，土共的手段和殘暴，根本沒有任何人性可言！保存自己的實力是最明智也是最重要的！我這不是在為自己的無能找藉口，而是只能暫時妥協！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因為在溫嶺市中醫院院長辦公室裡，院長和當時的省委書記趙洪祝握手的大幅合影照片赫然掛在最顯眼處，這也充分說明了政府作為一個黑幫的後台，權力和金錢往往都是一對孿生的雙胞胎，所以他們在解決談判時囂張跋扈的警告稱：隨便你告到哪裡，都沒用，你花二萬元錢，我就花二十萬元，反正就是不多給你們錢！真的很無奈！最後只能妥協，才拿到了土共的死亡賠償金，僅僅68000元人民幣，在物價高漲的浙江沿海地區，這點錢根本就連給死者安葬都不夠用，更不用談什麼跟權貴集團要人命錢了！我相信這種情況在獨裁者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絕不僅僅是我姨媽一家遭遇這種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家遭此橫禍！只要獨裁不亡，中國人民將永無寧日！

在幫姨媽安排好姨父的後事之後，我召集了影劇院股東開會商談通過什麼途徑向土共政府提出自己的訴求，最後的結論還是通過上訪的方式進行維權，在大陸，這是唯一的途徑！會議結束後，部分股東不願承擔上訪的費用，大部分股東自願湊錢給我當出行費用，並現場簽訂了委託書授權本人代表TA們全權負責處理有關影劇院的所有事情！從此以後，我就踏上了遙遙無期的維權之路！

姨父被莫名死亡的疑慮一直如影隨形的縈繞在腦海揮之不去，一路艱辛，幾多風險。因為去北京上訪過於頻繁，結果被市級、省級、至直公安部將本人列入重點維穩黑名單，成為土共眼中的異類，以致每次出去坐車、乘飛機、住宿都會被警方來電詢問或去家裡騷擾家人，每次遇到北京召開大型會議之際，也是當地政府和警方高度緊張的時候，要不提前警告，或恐嚇或安撫，花招使盡，事情依然得不到解決。

但其間石塘鎮政府一直都口頭承諾在電影院問題的解決方案沒出台之前，有爭議雙方都不得對電影院進行任何裝修改造或出租。但土匪的本質就是土匪，2014年5月26日一大早，石塘鎮出動機關人員十餘人，邊防派出所出動十幾個警察共三十多人來到箬山電影院，強行撬開電影院的大門，做為一個基層政府，公然插手民間糾紛，為犯罪分子公開站台撐腰，這裡我想說明一下，為什麼我會說買電影院的人是犯罪分子呢，因為當時姓金的在買電影院的時候和台州市中級法院的執行法官王德良勾結在一起，採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裡外合謀將估價三百三十萬人民幣的資產作價九十三萬低價拍賣，然後又返還給金某十五萬七千元，這一筆錢不知道是什麼用途，再加上電影院的放映機器設備和配套的發動機，雜七雜八的賣了將近二十多萬，整個電影院實際只花費了五十二萬人民幣近似於白菜價就這樣非法流入到了金某的手裡。後來電影院全體老股東奮起反擊，強行把電影院的大門關上，換上自己的鐵鎖並安排人員值班看守，原法人代表黃文慶多次到北京上訪，最後台州市中級法院和石塘鎮出面協調答應暫時擱置，保持電影院現狀，雙方不得擅自經營。但中共政府歷來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流氓無賴，出爾反爾是它們的一貫作風，5月26日的大批人馬在被金某買通之後便分乘多部車子浩浩蕩蕩直奔電影院而來！當我接到股東打來的電話後，立即跑了過去，只見電影院門口站滿了政府的工作人員和警察，他們將影院股東存放在裡面的物品直接扔到大街上，我試圖衝進裡面阻止這些粗暴的執法人員，卻被時任石塘鎮政法委書記陳文雲下令警察給我戴上手銬並強制拖到警車上，接著又送到派出所關押，當我怒罵這群所謂的「人民警察」是金家的私人家丁、走狗時，遭到了眾多匪警的拳打腳踢，致使身體多處受傷，該所指導員還當場威脅說要拘留我，我冷冷的回答了他一句：你覺的我有選擇的餘地嗎？

出乎意料的是，最後，這些獨裁暴政的執行者們在關了我幾個小時後解開我的手銬放我回家！

5月27日上午8點，我和股東林大旗、江梅儂三人去石塘鎮政府找政法委書記陳文雲反映電影院的問題，卻遭到陳文雲的暴力對待，因為金某最主要的受賭者，陳文雲在對我們的訴求和立場方面的態度可想而知，在耍了一頓盛氣凌人高高在上的姿態後，我絲亳無懼對方的官威，雙方互不相讓，這讓陳文雲覺得很沒面子，頓時惱羞成怒，撲過來一把從背後將座椅上的我摔倒在地，我的前額碰到辦公桌上，頓時腫起了一個大包！之後，我和林大旗江梅儂三人馬上坐車去到市人大辦公室反映陳文雲打人情況，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白花一趟路費和浪費一天的時間，我們什麼結果都沒有得到！

2016年4月8日，我一人去了石塘鎮鎮長辦公室反映，要求解決電影院問題，鎮長莫朝暉根本不搭理我，並要我馬上離開其辦公室，我反問，這辦公室是你家的？是你出資建設的？莫朝暉大怒，上前就抓住我的手往外拖，我也不示弱，雙方在這個由納稅人花錢建設起來的黨和政府領導下的辦公室裡推起了太極拳，結局是隔壁辦公室裡聞訊趕來的一大幫徒子徒孫助陣他們的主子——莫朝暉，我在這群虎狼的包圍下被推搡的分不清東西南北，這場太極拳比賽以我徹底完敗結尾！最後我掏出手機，將莫朝暉等一眾丑角現場拍攝了下來，此舉又遭致莫朝暉對我卡脖子搶手機的醜惡行為！聞訊趕到的警察又將我帶到派出所，上了手銬在候審室裡關了我三個小時之後才放我回家。

後來我將此事寫成帖子發到網上譴責石塘鎮官員屢次用暴力對待上訪民眾，可笑的是石塘鎮政府也緊接著公布了一份申明，說我捏造事實誹謗當事人，並威脅說要對我追究法律上的責任，我回帖表示願意奉陪到底，結果……沒有結果！

2016年8月31日，G20前夕，我從南京出發到杭州，在高鐵上接到無數個電話，從村級、鎮級至市級，然後就是警方，內容全是查詢我到杭州的原因和動機。我花自己的錢買票、吃飯、住宿消費，給你們這個獨裁政權創造經濟效益，拉動GDP增長，難道我有錯嗎？你們不應該感謝我嗎？

到達杭州東站，考慮到警方的工作手段，我採取了反偵查措施，沒有隨下車的人流從出囗處走，而是逆嚮往入口上去，再從檢票口出來，直接到了侯車室。果然不出所料的是，溫嶺市公安局王姓副局長帶著八個警察把守在出口處，左等右等就是不見我出來，待旅客全部走完，慌了手腳的副局長馬上打電話向市領導匯報，稱陳某人沒抓到，消失了。要知道，在土共上至中央、下至基層，全面動員的非常時期，竟然能讓一個重點管控對象從眼皮底下溜走，別說是一個小小的副局長，就是市政府的頭頭腦腦和相關部門，都會吃不了兜著走！問題是我會不會給他們惹下什麼禍出來，這些人保證都要回家賣紅薯去！

溫嶺市領導接到杭州打來的電話後也傻了眼，馬上指示再派增援力量去省城，務必要把陳某人找到，否則每個相關人員都會被處分，於是匪共石塘鎮政府又出動了兩部車，一部車都載著四個認識我的工作人員，另一部車也載著四個平時監控我的警察，連中午飯都來不及吃就風馳電掣般的拉著警笛往杭州開，而台州市邊防支隊的頭頭也急匆匆的趕到石塘現場指揮，這些都是後來他們見到我之後才告訴我的，說我把他們害苦了，哈哈！在途中他們還不斷的給我打電話，我沒接，又發信息給我，要求出面好好談談，我照樣不回。此時我也只能呆在候車室裡，因為整個城市都已經是戒備森嚴，胸挎衝鋒鎗的警察遍布全城，只要我一出去，那鐵定會被要求出示身分證，然後束手就擒。待到他們趕到杭州東站在整個高鐵站來來回回的找，直找的個個滿頭大汗，神色緊張，人人手中都拿著電話在向上級進行實時匯報，我只是站在遠處靜靜的觀看著這一齣戲，是的，也該我好好的看他們的戲了，平時他們都是這樣看待我們這些在他們眼中的異類！在我覺的戲看夠看煩了的時候，我決定收場了，我接了警方的電話，對方一聽到我的聲音，舒了一口氣，說他們的王局長要見我，讓我見個面好好聊聊，我馬上就痛快的答應了見面的請求，然後就出來了，當時我也沒覺的有什麼可怕的，大不了被土共安個罪名關起來罷了，對這一點陳某人早已經有心理準備，反倒是泰然自若。出來見到面後，那個王副局長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後先伸出手握了我一下，問我：兄弟，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你是從哪裡出站的？我回答說是從檢票口，旁邊那個所長跟局長說，陳祥衛這個人真的很聰明，難怪我們找不到他，我回問一句：如果今天因為你們的失職發生問題的話，你們回去怎麼交差？對方苦笑一下說，我知道你不會為難我們的！談了十幾分鐘，根本不談實質問題，然後他們就勸我上車準備回市里，我答應跟他們車走，結果出了杭州市，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時候，那個因為沒吃上飯憋著一肚子氣的狗腿子與我發生語言衝突，接著在服務區停車的時候對我採取暴力襲擊，導致我身上和臉部多處受傷，當時我也是全力反擊，毫無懼色。事後我馬上電話打給鎮黨委書記，質問他為什麼會這樣做？你們是土匪的政府還是人民的公僕？對方承諾立即對這個臨時工開除處理，待半夜車到鎮派出所後，所長過來拿錢給我治病，被我謝絕了！凌晨一點鐘，鎮政府還在商議離G20結束還有一個多星期，這段時間該怎麼安置我才好，後來通知我說是要在市里賓館開個房間，派兩個人二十四小時陪我，我當即提出抗議，指出這是在非法拘禁我，後來他們又想了一個辦法，說要不帶你去海南吧，呆一個星期再回來，我一算時間，回來後G20也已經開完了，這些人民公僕的算盤打的真精。得，去吧，總比呆在賓館強。第二天是九月一日，下午5點左右，鎮政府派車送我去溫州機場，押送我的是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還有一個是膀大腰圓的警員，冒著細雨，我們一行三人登上了飛往三亞的航班。在三亞呆了六天後返回老家，石塘鎮對我解除了監禁。

在十月底，因為中央要取消對漁民的柴油補貼政策，引起浙江省漁民的強烈不滿，因為漁民都在公海上捕魚，在家的基本都是婦女和老年人，一時間群龍無首，後來經過朋友介紹，漁民家屬派人來找我請我幫他們參加到省城杭州抗議維權，我當即答應義務幫忙，不收任何費用，並承諾萬一政府對我本人採取強制措施後果由自己負責！在本人的策划下，一百多個漁民乘高鐵或大巴直達杭州，浩浩蕩蕩奔向浙江省海洋與漁業局辦公大樓，將大樓門囗團團圍住，靜坐示威，連續兩天兩夜，嚇得溫嶺市政府調來三部大巴車求爺爺 告奶奶連哄帶騙將這些人全部拉回到老家，而此時的我帶著四個漁民代表已經乘坐早班飛機到了北京，一下飛機打開手機就連續接到各級政府部門的無數電話，有軟硬兼施威逼利誘，對此本人統統不予理睬，在電話中唇槍舌劍，乃至怒罵，隨後撂給對方一句話：有事回來再談，罪名隨你們定！無計可施的地方政府又想出陰招，對跟我一起赴北京反映問題人員的家人進行威脅恐嚇，這招果然見效，那些未見過世面的家人一個接一個電話打過來，要求這四個人趕緊回家，說是再不回來政府就要拘留或處罰他們，迫於壓力，這四個代表也亂了方寸，最終妥協答應不去國家信訪局反映，並買好機票回家！此結果對於我來說，並不覺得意外，因為對這些從沒見識領教過獨裁政權手段的平民百姓來說，能夠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把一個省級部門圍了兩天兩夜，然後又跟我跑到北京敢於挑戰官威強權的她們來說，已經屬於很大的挑戰和勝利了！

至於我下飛機後，連家也沒回就直接去了那個在電話裡和我干嘴仗並口口聲聲說要拘了我的那位官員辦公室裡，結果連個人影都沒有，吃了個閉門羹，眼看自首無望，哈哈，俺就開心的回家了！

在12月19日，我報名參加了台灣旅行團，結果溫嶺市國保大隊派人來把我帶到派出所，盤問我去台灣的目的，我回答說這只是一次正常的旅遊，對方不信，直接了當的問我是不是要去台灣申請政治避難，我當然否認，對方還是不信，沒辦法，你愛信不信！後來說等市公安局通知，如果不同意你去就別去了，我反問，那我交的旅遊團費怎麼辦？對方說錢不是問題，到時候局裡會負責還你。好，反正錢沒損失，台灣不去也罷！結果到了19日，公安局一直沒有消息，於是我就自顧自的去台灣旅行了一趟後回來了，在溫州機場下飛機，我馬上打電話給鎮黨委書記，我說我回來了，對方顯得很驚訝，問我說你不是去台灣申請政治避難了嗎？怎麼又回來了？我勒個去，原來你們是在等著我進陷阱啊，一般懂行的人都知道，台灣是不接收政治難民的，很多人去了台灣後都被遣返回大陸，然後被大陸當局判個不輕不重的刑期，我要是真這樣做了，估計市里那些人都要偷著樂吧！可是，我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嗎？哈哈！

隨著本人的麻煩越來越多，知名度也水漲船高，市里有點坐不住了，知道我是硬的不吃只能來軟的，然後幾個部門聯合開會，要釆取什麼方法安撫我，以免我隔三岔五的給他們捅摟子，最後商議讓我去司法所上班，做個民事調解員，這是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市里做的決定，最後通知我去上班，我一聽，堅決不干，當著該官員的面拋出幾句話，我陳某人反了這麼多年的共匪，你們再讓我去匪窩與匪黨共事，那我豈不是在與狼共舞，自己侮辱自己？一席話說的對方很無語，哈哈，此事徹底無解！

2017年的8月15日，到上海順利拿到美國簽證，8月31日，從上海啟程赴美，由此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