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6月14日訊】1933年和1934年秋冬之際，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開始對江西蘇區的「赤匪」進行第五次圍剿，國民黨軍隊採用了德國軍事顧問馮-塞克特的新戰術。他們一路上修碉堡、築工事，極其緩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進，一年中，他們共修建了三千個碉堡，並控制了所有的交通要道。他們修建的這些碉堡逐步地形成一個堅固的包圍圈，隨著包圍圈越縮越小，蘇區的貿易也被切斷了，沒人能出入這些地區，導致那裡的大米或玉米無法出售，鹽、煤油、棉布等都成了極其短缺的物資。當時正值紅軍在廣昌戰役中失利，共產黨人已經是四面楚歌了。

這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所記載的蔣介石對「赤匪」進行第五次圍剿時的情形。

紅軍損失慘重 準備逃離

共產黨人當時盤踞在贛南，並於1931年11月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中之國，瑞金是所謂的「紅色的首都」。最多時占有35個縣，有300萬人口，土地相當於以色列和黎巴嫩領土總和那麼大。在蔣介石對其第五次圍剿中，「蘇維埃共和國」被迫不斷縮小，到1934年秋天，共產黨失去了他們控制地區的85%，只剩下了6個縣。

周恩來曾告訴埃德加-斯諾，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共損失了6萬人。紅軍在戰鬥中一次又一次地失利，最嚴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至28日的廣昌戰役，共4000人陣亡，2萬人受傷，這使紅軍遭受到最慘重的打擊。

一位名叫程子華的紅軍政委回憶道，1934年5月，周恩來曾把他叫去談過好幾次話。周告訴他，紅軍處境困難，國民黨比紅軍強大得多。共產黨的根據地正在縮小，而這就減少了紅軍徵集人力、物力的來源。紅軍面臨著「現實的危險」——如果紅軍無法獲得自給，根據地就將喪失。怎樣解決呢？周自問自答說：紅軍準備開始長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據地，使之能夠得到物資和人力，重新開始壯大隊伍。

當時最高指揮權集中在李德、博古和周恩來三個人手中，據李德的翻譯伍修權說，「長征的準備工作在長征之前半年就開始了」，包括開展大規模徵兵運動，叫做「擴紅」；開展徵集糧食運動，呼籲農民做出捐獻；同時開展了借貸運動，鑄出了更多的銀元。

與此同時，車間開始修理槍枝武器，生產了新的手榴彈，從老戰場撿回子彈殼，在銅殼裡重新裝上火藥和鉛頭。後來鉛用完了，就用木製彈頭。伍修權記得有一天曾同李德一起檢查新手榴彈的爆破試驗，發現並不是所有的手榴彈都能拉響的。

重型裝備也被拆卸和打包好準備上路。被服廠做好了棉衣，同時宣傳鼓動農家婦女為戰士編草鞋。因為草鞋很容易穿破，戰士們想在長征開始時多背上幾雙草鞋，他們讓婦女們把草鞋編得厚厚的。

將財寶運下山

當時，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他同時負責共產黨的財政工作。集中管理著紅軍從地主、土豪及富人那裡沒收來的大批金錠、銀錠、銀元、珠寶及各種貴重物品。另外，紅軍還有小型造幣廠，可以鑄造銀元。他們還利用模具來製造金扣、金髮卡及金鞋拔子，以便攜帶出蘇區。

據當時擔任毛澤東貼身警衛的吳吉清回憶，1932年的一天，他和毛的另一個警衛王亞堂被派去幫助毛澤民完成一項工作。當時有很大一批財寶，領導決定把這些財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

他們一共雇來了一百多名搬運工，扛著這些財物沿著蜿蜒的小路走上陡坡，每個搬運工大約搬一千枚銀元。當搬運工快到山頂的時候，卸下擔子，領了工錢，即被打發走了。只有他們兩個警衛員和毛澤民留在那裡。他們把財寶運到一個祕密的山洞裡。據吳吉清回憶，總共有一百多萬枚銀元。毛澤民封閉了山洞，三個人才下山，蘇區沒有任何其他人知道錢財藏在什麼地方。

紅軍的這批財物一直藏在山洞裡，直到1934年春天才從山上運到山下。吳吉清又被調來協助毛澤民。他們雇來了搬運工，啟封了山洞，把財物運回瑞金。後來，長征開始的時候就把金錠、銀錠和鈔票分給了紅軍戰士，這樣，他們一旦離開蘇區，就可以有錢自己買東西了。

至於財物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在當地從地主、土豪、富人身上搶劫來的，紅軍靠著襲擊地主的錢櫃和挖掘地主埋在地裡的藏錢泥罐弄到銀子和鈔票。一些農民的明亮眼睛常常能夠發現藏錢的地方，對此共產黨給予獎勵。

另外一個來源是共產國際，據研究長征的專家胡華回憶，莫斯科對中國革命下了很大的賭注，它在中國共產黨身上花了大筆的錢，而且還通過柏林銀行給上海的國際紅救會提供大量資金。希特勒1933年上台後，才使得這筆經費來源中斷，紅色救濟會的負責人也被逮捕和關押。王炳南在接受本書作者訪問時說，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的「俄國派」比毛澤東要強大得多，因為那時中共黨的「領導、理論、策略和經費——所有這些，都是俄國人提供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分子」。

紅軍的規矩最嚴格——從老百姓和農民那裡買一隻雞，一袋米，從果園裡摘一個桃子都必須付錢。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財物都不許搶劫。

換句話說，就是可以隨意搶劫地主的財物。這反證了上述「紅軍規矩最嚴格」說法的虛偽，就像強盜拿著偷搶來的錢去合理合法地買其它東西，這樣的行為不能改變他仍然是強盜的事實。

紅軍長征前的徵兵「擴紅」

紅軍號稱長征開始時有十萬人，這其實是中共一貫的不實宣傳。作者在書中首次披露了真實數字，來源是1934年10月8日的紅軍花名冊。花名冊列為兩欄，一欄是10月8日當天的實有人數；另一欄是各部隊獲得兵源補充後將達到的數字。第一欄的總數為7萬人。第二欄的總數合計為86859人。胡華教授估計，這86859人大約有一半是新參軍的，因為在一系列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戰役中，營以下的指戰員傷亡慘重。

所以紅軍的徵兵「擴紅」工作刻不容緩，但各縣男子已所剩無幾。1933年長岡鄉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參加了紅軍，只剩下了婦女和老人。至1934年10月，「紅色之都」瑞金縣有近5萬人參加了紅軍；僅1934年5月一個月就有2000人參軍。

為補充兵源，動員農民參軍，紅軍想了種種辦法，給予了很多小恩小惠。例如：軍屬在商店購物可以享受5%的折扣；有時還免徵稅收；紅軍家屬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戰士在前線犧牲，烈屬可以得到撫恤金和免費勞力。他們給軍屬發光榮匾，軍屬家門前掛著用大紅紙寫的光榮榜，還給軍屬送慰問品，有當時最稀罕的商品鹽以及火柴和大米。舉行群眾大會時讓軍屬到台上發言，使他們覺得自己與紅軍有特殊的聯繫。

可見，1934年10月被中共標榜為「北上抗日」的長征，並非為了民族存亡大義之舉，而是被圍剿到幾無立足之地的逃亡之舉。中共從暴動、造反起家，直到在江西建立國中之國，其早期便已是民國時期社會的動亂根源，跟各地的土匪沒有什麼不同，被稱為「赤匪」正是名副其實。而被蘇共豢養的本質使其從基因上就決定了中共根本就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沒有感情，其建政後害死8000萬中華兒女也是其基因所致了。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