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書：中共「紅船精神」真相謊話連篇的黨史

危機四伏的中共政權一直叫囂「加強黨的領導」。(Feng Li/Getty Images)

更新 2021-06-14 11:21 AM 人氣 543

【大紀元2021年06月14日訊】中共近期為紀念百年誕辰，開足馬力改寫黨史，舉國上下吹擂「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紅色革命精神，並強行民眾用各種方式對其頂禮膜拜，表忠表態。有網友評論，中共這是老年痴呆並發「精神」病，以為這樣就可自證合法，自詡正義，蓋住穢史，遮蔽真相，堪稱舉國體制的掩耳盜鈴。

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看看中共百年前的真實歷史，便可知道它兜售的一大堆「精神」垃圾到底有多骯髒。

黨史上有這麼一個說法：「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指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人是中共組織主要創立者，被中共稱為共產主義進軍中國的先驅。中共在紅色影視劇和教材中刻意灌輸這樣的論調，卻有意迴避陳獨秀與李大釗建黨真相與醜聞。

陳獨秀：渾渾噩噩建黨，明明白白反共

陳獨秀在中共黨史上是一位比較複雜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渾渾噩噩建黨，明明白白反共。」

陳獨秀年輕時對共產主義吹噓的大同世界有著美好的熱忱與願望，抱著救國救民的想法，一頭扎在了反傳統反孔教，提倡個性解放、思想自由開放的新潮思想中。所謂的個性解放只不過是共產主義的又一個偽善新面孔，在這種思潮的毒害下，少時熟讀《四書》《五經》的陳獨秀在私德方面漸漸下滑，近而鬧出了一段轟動社會的醜聞。

1919年3月，作為當時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因嫖娼被媒體廣泛報道，引發巨大社會風波，北大校長蔡元培、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等人於3月26日開會，商討陳獨秀去留北大問題。據《胡適來往書信選》記載，湯爾和極力主張「大學師表，人格感化勝於一切」的道德原則，會議結果認為陳獨秀不適合再留在北大。胡適後來稱，陳獨秀離開北大事件，是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中國思想的左傾等等十餘年政治與思想的分野。這段風波，坊間戲稱中共始建於革命領袖嫖娼。

1921年，中共成立之後只是共產國際遠東的一個支部，心懷救國救民的陳獨秀對此極為不滿，1926年8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陳獨秀拒絕參加，說：「中國問題為什麼要到外國去討論？」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陳獨秀反對中共「保衛蘇聯」的賣國做法。此外，陳獨秀還對共產國際指揮中共加入國民黨的伎倆十分牴觸。1929年11月，陳獨秀被中共開除黨籍，這反倒使他更能夠站在局外深入反思與認清中共。

1930年代，陳獨秀利用被囚禁的數年時間，遍閱古今中外書籍，潛心研究中華孔孟、道家學說，在回歸傳統的文化與道德力量感召下，陳獨秀徹底認識了斯大林主義的假民主和共產主義的荒謬。出獄後的陳獨秀認為，中共有「事實上採用和法西斯特同樣的手段」「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他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斯大林黨徒好過希特勒黨徒。」

陳獨秀這個人物對於中共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諷刺，一方面被中共奉為建黨偉業的紅人，一方面又被中共扣上了「右傾投降主義」「漢奸」「叛徒」等九頂帽子，毛澤東稱他為：「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歷史事實說明中共的誕生本身就是荒誕的，在宣講建黨初心時，中共怎敢說出自己鼻祖的反共心路歷程呢？

李大釗：顛覆國家政權被上絞刑

另一個被黨供奉為大師級紅色經典人物的是李大釗。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時就沉迷於社會主義學說。1918年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之後和陳獨秀一起編輯《新青年》與《每週評論》，將共產主義毒素灑向中國。1920年，陳李二人醞釀組建中共。1924年，李大釗奉共產國際的命令，搞國共合作，「附體」國民黨。李大釗曾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講：「本人原為蘇聯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

中共對李大釗的評價是「在中國，沒有哪一個人像李大釗那樣，為建立同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聯繫如此積極努力。」在此，中共毫不避諱它革命初期的賣國萌動。在學術上毫無建樹的李大釗，在賣國行徑上卻是個專家，1924年，李大釗在蘇俄山東外蒙獨立問題上，積極代表中共立場，公開向北洋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政府，並且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

1925年，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通緝，1927年4月6日，李大釗全家被張作霖在蘇聯大使館抓獲，300多名軍警在李大釗住處俘獲了他裡通外國顛覆民國政府的罪證。當時，蔣介石、張宗昌、孫傳芳等人主張速速處死共賊李大釗。4月28日，李大釗等20人被執行絞刑。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報》報道，由於劊子手缺乏經驗，李大釗被反覆絞了三次，現場行刑人員回憶前後長達40分鐘。這何嘗不是李大釗賣國的報應呢？

李大釗死後的屍體連續6年無錢下葬，中共不聞不問。1933年，汪精衛捐了1000元，加上北大教授們捐的錢，李大釗得以下葬，此時中共又藉機搞政治示威遊行。中共對自己的另一個鼻祖與恩人，精明到經濟帳一毛不拔，政治帳算的連腐屍爛骨都不放過。

「南陳北李」始建中共，百年來禍害了無數中國人，乃至全世界人民。如今，中共還在拋灑漫天謊言，標榜自己「偉光正」，宣講它的「一大」南湖紅船精神是「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真相是什麼呢？——中共「一大」是一次非法聚會，「一大」與會黨徒們鮮有善終，建黨初期靠變賣蘇俄輸入的鴉片作黨的活動經費。

中共它從起源上就是假惡鬥，是冒天下大不韙之首惡、禍源。

非法的「一大」會議與鮮有善終的黨代表

1921年7月23日，中外15名代表在上海祕密召開中共「一大」，其中「南陳北李」缺席。會議開到7月30日的晚上，時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長程子卿闖進會場，並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與會人員，引起了一大黨徒們的警覺。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嚇壞了，即刻決定散會。十幾分鐘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並進入室內搜查了2個小時，盤問留下來的陳公博和李漢俊。

原來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因在荷蘭、印尼等地發動共產主義動亂而正遭到國際追查。來中國之前，他曾在爪哇被驅逐出境，奉命從莫斯科來上海時，在維也納被拘留6天，並吊銷護照驅逐出境，國際社會對共產黨徒馬林早已密切監視，一到上海就被荷蘭駐上海總領事館掌握情況。

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方均已提前獲知共產黨要在上海開會的訊息，法租界警方出台《取締集會條例》，規定集會須在48小時以前取得上海法租界警察局局長許可。中共「一大」屬非法聚會。

2021年7月31日，「一大」代表不得不全部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搜絲網船上偷偷舉行。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打扮成舞女放哨，黨徒們鋪開麻將作掩護。原來，麻將、舞女及國際嫌犯狼狽組合的野渡拼圖，就是中共所謂的「敢為人先的首創」紅船精神真實寫照。

參加「一大」的13名代表鮮有善終。1942年馬林被納粹德國槍決，另一個共產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1938年被斯大林肅反槍斃。1946年，陳公博叛國罪處死、周佛海叛國罪死在獄中。李漢浚1927年被處死，鄧恩銘1931年被槍決，何叔衡1935年被民團打死，陳潭秋1943年被盛世才處死，李達1966年文革慘死，董必武小兒子文革坐牢，劉仁靜、包惠僧脫黨，文革遭衝擊。「一大」代表善終只有早年就認清中共的張國燾，1968年移民加拿大。

中共「一大」紅船實乃是一艘死亡之船，誰早跳船誰保命。脫胎於紅船的百年中共更是殺人無數，如今，在天滅中共之際，誰遠離惡黨誰平安。

中共黨費主要來自國外組織資助

中共目前號稱它領導的中國DGP世界排名第二，但中共自身卻從不創造任何價值，不僅如此，黨庫和國庫至今沒有分開，各級黨組織沒有在民政部門做過任何社團登記，一切活動經費靠財政支出，全國人民稅金和國民國債養活了黨，不是黨養活了全國人民。究其根源，黨的這一生存方式來源於建黨初期的「寄生」傳統。

中共建黨前後，活動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境外資助，這在中共自己寫文獻中都有記載：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歷程（1921—2001）》記載「一大」召開前，李大釗通知各地派出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並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費。」

1982年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公開了1922年陳獨秀寫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涉及了從共產國際獲得的經費使用情況：「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餘元，其他約2000餘元。」

據學者楊奎松研究，中共在二大和三大期間，從共產國際獲得的資金每月達1250元。陳獨秀在三大上作報告，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萬，其中1600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徐元宮發表論文表示，「除了共產國際外，後來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以及『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等組織也向中共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提供過經費支持。」

黨史學家們的研究還表明，中共在1933年遵義會議前夕還一直接受共產國際的資助。

變賣鴉片充作活動經費

歌頌大生產的紅歌《南泥灣》，經解密檔案證實，中共1942年在南泥灣大生產的主要品種是鴉片。中共政治局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中共要求任弼時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市場至少提供120萬兩鴉片。當時延安每兩鴉片1400元，市值抵5300斤小米。追根溯源，延安時的鴉片生意起源於之前的20年。

據解密檔案記載，共產國際誕生初期提供給中共的經費不是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甚至還有鴉片。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一書中，談到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時，指出：「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據蘇聯布別爾-奈曼-馬爾加列捷所著《世界革命與斯大林政體——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活動見證者筆記》中揭祕，1921年6月18日在Я.Э.魯祖塔克主持召開的共產國際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撥出一大筆款項（中國貨幣）及相當大數量的鴉片，作為往中國南方派遣諜報員的費用」的決定。

這些鴉片、鑽石、珠寶是怎麼運送到中國的呢？1919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務主任克林格爾在一封寫給俄共（布）中央書記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揭示了答案，在回答為什麼共產國際各機關需要相當數量的皮革時，信中指出：「我們需要皮子是為了做鞋掌用。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裡。」解密檔案文件證明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運送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其賣出去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中共。

而鴉片，需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密封住特殊氣味，藏在火車頭、電動機車廂、餐車或者客車車廂不易發現的地方，運送到上海等地，換成高額現金。

這樣看來，賣鴉片賺昧良心錢的邪點子，其實是來源於中共誕生之初，發端於共產國際與中共「敢為人先的首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