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4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慧真香港報導）

（接前文）

反送中運動中 新唐人直播時間最長

鄭敬基：那你（在反送中運動中）每天只是回家洗了個澡就又出來了。

梁珍：我要打坐煉功的，我自己要打坐。

鄭敬基：哦，你要自己靜修一下的。

梁珍：是啊。基本上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都儘量衝出去報導的。那個時候已經就是叫做忘我的狀態了。因為沒有辦法，香港人都會記得那個時候，你起床，甚至你即使不起床，晚上都有事情發生，你是睡不著覺的。我們記者更加需要在現場的。那個時候，很多次大遊行，從中午12點開始，我們就要出去，到2點開始遊行，然後一直到晚上12點，警察和示威者對抗一直打到12點。那你想一下，我們也一直工作到12點，一直在做直播。

那時候我們新唐人電視台一直在做直播的，那個時候是很難的，我那個時候是協調直播，並且也在前線做直播，所以要帶領整個團隊，包括怎樣傳送影片，怎麼樣去做直播。那時候我們的信號也不好，我們做了很多採訪，要把這些採訪交上去之後，給後台剪輯，再加上一些畫面再播出，隔一段時間就播放我們的採訪，然後再加上時事評論員，在攝影棚裡做節目的。所以就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來觀看新唐人，因為我們從下午2點一直做直播到晚上12點，基本上是10個小時。

鄭敬基：你們直播的時間是最長的，其實我有留意到的。雖然也有立場新聞，《蘋果日報》和其它的報導，但我每次觀看的時候，你們都是在直播中，完全沒有停止的。可能有時候現場會安靜一點的時候，你們依然是在做直播的，我是有留意到這個的。

梁珍：是啊！那個時候很緊張的。其實當你經過了之後，你就不會再害怕。我覺得生命就好像和這一片土壤分不開，所以很多人叫我離開，我覺得，我是和香港的命運在一起，我見證了香港的歷史。如果這個地方有什麼事情發生，起碼記者會在這裡，我們可以見證這個歷史，我就不會離開的。因為這個地方還需要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香港曾是大陸人移民夢想地

鄭敬基：這一點也都很特別的，因為你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你一定也是有自己的故鄉的，你也有自己的親人，或者其他的人，或者其他同學，等等。當初在運動還沒有發生之前，你為什麼會來到這裡？而令你愛上香港，最終把你的差不多24小時的時間都奉獻給了香港。

梁珍：我覺得香港，其實是很多中國人的夢想。我這麼說，香港人未必會接受。但我自己從小在中國大陸長大，我們的夢想，都是覺得香港或者美國，都是我們所嚮往的自由的地方。香港和我們是同聲同氣的，而且有很多中國人的背景，華人的背景，使我們覺得更加親切。所以你看到，就算很多中國大陸所謂的首富，或者富豪，他們移民的第一選擇都是香港。所以當時香港禁止了投資移民之後，其實很多人是很失望的，他們被迫到其它國家拿一個護照。但是當他們有錢的時候，都是希望回到香港來生活的。

因為香港這個地方擁有了所有中西文化的薈萃，也有那種人情味，也有文化的根基，又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所以我們真的很喜歡這裡。我自己呢，唯一的變化就是思想的變化。這個地方的環境，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喜歡的。

感動於港人紀念「六四」堅定做記者決心

梁珍：我自己在大陸長大，爸爸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從小也是受中共的洗腦。那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從小就是唱紅歌，唱著歌頌共產黨的歌曲長大的。所以以前我們都是覺得共產黨就是母親，真的是相信這個東西的。

後來在1999年，我到了香港之後，就開始收看香港電視。最初是看香港鳳凰衛視，因為我們在廣州收看鳳凰衛視的時候，就覺得已經是很先進的了，我們就知道了比別人更多的事情。但是到了香港之後就發現，我看鳳凰衛視，別人就覺得我很奇怪，有些香港朋友就和我說，我們香港人是不看鳳凰衛視的。然後我才知道鳳凰衛視不要看，就去看TVB，看其它的媒體。其實我們在廣州也有看，但是始終我是在普通話的背景長大的，看鳳凰衛視是覺得親切一點的。

最初我是很抗拒看香港的報紙，覺得《蘋果日報》寫的文章，是港式的語言，我們是很抗拒的，就覺得這些文字也不像文字，文筆也不像文筆，所寫的東西，有些字我也看不懂，所以我就不想看。但後來為了要了解更多，我就開始看。看著看著就習慣了。

我最大的變化就是因為六四的事情。以前我在中國大陸知道一點關於六四的事情，在八九年，我爸爸有個同學，我爸爸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他的同學現在已經過世了，但當時他就告訴我們這些小朋友，說現在北京怎麼樣，北京大學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和我說了，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當時我是很害怕地聽完這件事。然後我就有些問題（想不明白），我知道六四是發生了一些事情，可能殺了人等等。但是我就覺得不想去了解，因為覺得太恐怖了。

我又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去觸碰的。因為我們身邊有一些成績好的，有一些長得很漂亮的女生，一些年輕人，就因為參加了六四運動之後，就被受到政治的清洗，畢業之後也沒有一份好的工作，然後檔案裡面也一直是被別人搞（做手腳）的。我爸爸當時就很害怕我去參加六四的運動，我自己就覺得很幸運，幸虧沒有參加到六四相關的活動，那時我年紀還比較小。

後來六四在我的心目中，就有一點（神祕），知道是發生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六四的真相。到了香港之後，我就去維多利亞公園去參加紀念活動。那時第一次其實都是去做記者的。

鄭敬基：那個時候你就做記者啦？你其實還不是很熟悉香港的時候，你已經就去做記者了？

粱珍：是啊，我是在2002、2003年開始做記者的，當時我看到這麼多人，有幾十萬人在一起追悼，紀念六四，那個氣氛是非常感動，一邊哭著，一邊做採訪。接著我就去了解六四。然後我就發覺，中共的洗腦真的是非常成功，因為他們可以把六四（說成動亂）。那時「六四」我是知道一點，但我不知道香港有100萬人，穿著黑色衣服站出來，支持學生運動，聲援他們。

八九年我不住在廣州。但是之後，我有10年的時間是在廣州的，只是在香港的隔壁。但這10年，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我就清楚中共的洗腦是非常厲害的。所以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這個新聞很重要，要打破這個封鎖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把自己奉獻給記者這一份工作，我願意為打開這個天窗，給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看到真實的一面而付出努力，所以那次我的改變是非常大的，使我自己堅定了做香港記者的決心。

中共假歷史與迫害法輪功令她徹底清醒

鄭敬基：香港的這件事情打動了你，這件事情對你的衝擊有多大呢？雖然你看到有這麼多人紀念六四，你是從什麼時候才開始，相信這件事情是真實的？你突然間明白，原來以前共產黨的東西是假的，是哪個時刻？

粱珍：我覺得有兩件事是同時間進行，一個是「六四」，一個是法輪功被打壓。99年的時候，那時是因為我自己的信仰，那時就覺得很難想像，我不信是真的，因為我是一個，當時在大學，或者我一生都是很順利的，我自己做的事情，人們是不會反對我做的事，我不知道原來我煉氣功，會被政府推到對立面的，突然間你從人們眼中的一個乖乖女，變成人們看你就有些像戴著有色眼鏡，突然間覺得後面怪怪的，覺得你有問題那樣的。

你突然間覺得很奇怪，簡直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來參觀，我們就在公園打坐煉功，煉氣功，有什麼問題呢？我們就是讀一本書，叫《轉法輪》，這本書有什麼問題？誰都可以拿去看，我們都是全部公開的，我們沒有秘密可言的。突然間它說你不行，你就不行了。我那時就覺得很可怕，那時才知道原來共產黨，是不是一個凶惡的東西？它真是一個邪惡的東西。

那時就是因為我自己的信仰，我就開始對共產黨想去了解，到底我小時候認識的共產黨，和現在的共產黨，到底有些什麼不同？到底哪些是真的還是假的？

加上「六四」在香港，切切實實地見到，我們在大陸看不到的事情，在香港是真真實實的發生著。當時香港有很多自由，那時候看很多書和電視，一切當你明白了之後，所有的事情就會開始反向思維的了，凡是中共跟你講的事情，都是假的。

第二個很大的衝擊就是關於抗日戰爭的，這個有點很好笑的，因為我們小時候就覺得，共產黨打贏了這個抗日戰爭的，所謂八年長征，我們寫作文就是這樣寫。有的紅軍在我們住的四川，就很尊敬他的，有的長征的英雄，凡是毛澤東的那些，我們小時候當英雄那樣崇拜。怎麼知道我來到香港，（了解了）關於歷史真相，原來抗日戰爭是國民黨打贏的，就是共產黨打了兩場仗，國民黨打了二百多場仗。共產黨為了躲藏，為了逃避，才會進行這個長征的。這個真相也使得我清醒。

這兩件事在香港了解之後，我覺得我以前被洗腦了。所以我就開始去了解，再加上大紀元出了《九評共產黨》，我看了很多遍的，因為那些歷史的事實在我們大陸是不會講的，講也會和你講相反的。但那是真真正正的事實，我看完之後就開始明白共產黨的手段，所以它說什麼我就不會信，我會反向去思維。

「理大事件」恐怖之夜最難忘

鄭敬基：共產黨現在殺來香港。以前我們所看到的特首、高官，每個人的樣子都斯斯文文的，接受過西方教育。有沒有哪件特別的事，使你一看就明白是共產黨的翻版的手法？雖然2014年雨傘運動都開始了，又說什麼「港獨」的苗頭，這樣那樣的，但是都沒有現在這麼大型的，像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有沒有哪件事最讓你認識到香港大事件？

粱珍：我覺得整場運動，其實我最難忘都是「理大事件」，因為「理大事件」當時覺得很難過，覺得有點沒有希望，因為它們把一些小朋友，那麼多學生全部封鎖，封了那麼多天，其實就是擔心「六四」會再重演，你想想當時所有的人去營救，包括曾鈺成，都只是救了一個朱媛出來，其他人就……一些宗教的領袖，或者一些中間派，或者其他的人，全部跪在那裡，家長也是跪在那裡哭得稀里嘩啦的。

連那些自行車，摩托車也組了隊，冒著生命危險，接了一個個學生回來，然後有一些就從地下水道爬出來，每天都像生離死別一樣，香港變得這麼慘，就好像六四事件在香港發生著。那時候真的，連我自己都覺得危險的。

那一晚記得是11月17日、18日，17日就開始封了，18日就是10萬人去救援。那時候我都是一直在直播，到所有電話都沒電了，兩個電話都沒電了，充電寶也沒電了，什麼都做完了，已經11點多了，那麼一定要走了。

走的時候，才發現走不了。因為那時候在尖沙咀，尖東酒店那裡，連酒店都有水炮車在那裡，不停地轟炸那條巷，大家在那裡冲來冲去，全部人都是很辛苦，很冷。看到一個13歲的小朋友出來做急救員，後來很慘啊，就是自己要走，一直走到西九，才走到盡頭。但是那時候走不了，因為在西九你這樣走出去，他們說已經下了開槍的命令了，就是連環槍。警察就站在那個橋上面，對著我們下面的群眾。

我那時候是靠一些保姆車走了出去，就看到警察拿著槍的，那時候都有一點殺氣的，我真的覺得有殺氣。我就看到有記者，就是記者的天性，看到那樣黑乎乎的，警察拿著槍，就想走去拍，怎麽知道那個手機，那個閃光燈會突然間就閃了，只有1%的電，但它會閃的。它閃了之後，當時警察就向這邊看，因為那些車經過，突然有閃燈，就要拍它。當時真的很怕我自己連累了整個車的人，被警察開槍射擊的。幸好沒有開槍，那一晚，是我一輩子都很難忘的。

後來那天又經過油麻地，後來油麻地又發生了人踩人事件。所以那天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時候，共產黨那天在香港的暴行，我相信這一生都能記得。那種感覺，生命是沒有保障的，隨時會出事，或者被射殺，大家都不覺得出奇。我覺得真是很難忘，但幸好沒有什麼事。

我覺得那次香港人非常團結，大家都不怕站出來，阻止了這個殺人行動。因為那時候他們可能已經下了命令，就好像在2014年9月28號 ，其實已經下了令要開槍的了。但是因為有人害怕，但大家不怕，他們就有所顧忌，我覺得是這樣的。所以我覺得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是相信一點，在關鍵時刻，大家不放棄，最後一定是邪不勝正，所以我們記者更加需要見證這一些情況。

守住良知便不畏懼 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鄭敬基：《港版國安法》之後呢，所有東西沉靜下來了。以你一個這麼了解共產黨，看清楚它真面目的一個記者，你叫香港人怎麼可以不害怕呢？我們有什麼方法？我們知道是不可以怕它的，它說的東西是假的、洗腦。那麼有很多人走不掉，他就要在這裡繼續被洗腦。我們香港人在這個時候，怎麼面對一個這麼龐大的、這麼邪惡的中共勢力？

梁珍：我覺得這個其實真是，大家要有一個改變的過程，我自己的怕心都是一層一層去掉的。但是我相信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就好像法輪功學員過去二十多年的抗爭一樣，其實他們是不會說，今天看到希望，就覺得特別開心；今天看到完全很黑暗，甚至是看到活摘器官的罪惡，我們就放棄了希望。人生是一個修煉的過程，我自己覺得。所以我們無論是起起伏伏，我們都保持一顆真、善、忍的心走下去。

我不是想跟大家說教，我真是這麼認為的。我覺得大家不要將結果看得比過程更加重要，因為這樣的話，你就很容易變成一個利益先行的人，你就很容易去患得患失。如果你覺得，這一件事兩年之後就會發生，那麼我現在就會這麼這麼打算；如果還有20年，我就是不一樣的打算。我覺得不是的。你做人就一定是有一些底線的，最重要是守住自己的良知。

如果你這麼看的時候，你在哪個地方，你都不會害怕的，因為你都是堅持自己的良知。我們從大陸走出來，更加覺得香港是比大陸好，那有什麼好害怕的呢？這個是很自然的。

還有呢，每一個人都是地球人來的，你在這裡，或者你去到其它地方，你一樣會遇到挑戰的。如果你不是改變自己的內心，知道自己怎麼去面對這個邪惡，或者是驚濤駭浪的話，其實你在哪裡你都一樣可能會跌倒的。

第一，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第二，我就覺得，大家最重要的，是過程比結果更重要。而在過程中，我們是學會了怎麼樣去看共產黨的手法，包括我們自己去克服了自己的恐懼，這些本來就是一個我們人生最大的收穫。

感謝香港人 相信香港是福地

鄭敬基：一個很喜歡跳舞的小女孩，搖身一變，今時今日走到這麼前線，今天能夠坐在這裡聽你的《珍言真語》。我覺得跟你聊天呢，我學到很多東西，從你談話當中，好像很平靜，但其實我知道你經歷的事情，一定是很驚濤駭浪。我坐在這裡跟你聊天，我真的看到你的力量，還有你的不計較，那種修養。我知道大家都有恐懼的時候，但是當你不要計較有些什麼得失的時候，而繼續去活好每一天，盡好自己的良知從心裡發出的時候，我相信我們盼望的那個日子一定會來到。

梁珍：是啊。另外我覺得對香港人，我都要說一聲謝謝大家。因爲其實我也是從大家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香港人那種獅子山精神，這麼多年，他們都是經歷了高低起伏，一樣不會放棄。

還有我覺得香港始終是一個福地的，我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香港還是一個福地。雖然中共是想破壞香港，但是香港人是反共的，他們的思想很清晰，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回事，其實這個是保護我們香港這種核心價值最重要的地方。

你看到我們的疫情又是很少，那我們大家都是同路人，大家一見面就好像很親切。其實這些東西，是香港非常令人覺得珍貴的地方。

責任編輯：楊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