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4月15日訊】在中共新近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的第十一集中，說到1927年10月，毛澤東在國民黨的打壓下，逃到了井岡山，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南昌暴動的剩餘人馬和湘南農軍1萬餘人，與毛會師，成立了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任黨代表。之後，毛、朱率領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創建了贛南和閩西根據地，等等。

然而，洗腦片中沒有提及、大概也不願提及的是，上萬的人馬是靠什麼生存下去的，四處遊蕩究竟為了什麼。要知道，這麼多人，吃穿用度都需要大量錢財的，一方面國民黨的圍剿使其供給困難，另一方面處於偏遠地區的井岡山老百姓大多很貧窮，再怎麼支持毛、朱，也缺乏足夠的力量。

對此，毛是心知肚明。在未站穩腳跟時，為了與周邊老百姓搞好關係，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毛在上井岡山前曾向所屬部隊宣布了三項紀律，即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到了井岡山後，毛又於1928年1月頒布了「六項注意」，即「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1929年，又加了兩項注意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後來改為「院子打掃乾淨，挖衛生坑(廁所)」。

這就是後來中共軍隊宣傳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初的版本，而其目的除了獲取民心外，更是為了在生計上得到老百姓的幫助。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最初中共軍隊頗有土匪作風，曾引起老百姓的不滿。

雖然中共出台了制約軍隊的「紀律和注意」，雖然後來中共在宣傳中將紅軍吹得天花亂墜，但這樣的約束只是針對普通的老百姓，對於有錢的富戶和商人，中共才不講什麼「紀律和注意」，否則如何生存下去？中共官媒曾透露一二。

2011年5月6日，中共《人民日報》官方網站刊文《陳毅述紅軍籌款祕訣：貼條子勒索豪紳 不給錢就燒房子》，這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書面報告，報告原載1930年初《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後收入《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

報告中稱，毛上井岡山後，因國軍不斷圍剿導致給養困難，因此逃離井岡山，四處遊蕩。每到一地，毛的紅軍都要張貼標語，宣傳共產思想，同時向當地富戶「籌款」。

由於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維持生計，所以籌款方式主要有三種：一、城市籌款。紅軍每到一個城市或縣城，就召集商人代表（拒絕與商會接洽），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按照陳毅的說辭是「紅軍每寫信到臨縣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

二、勒索富戶。如果沒抓到富戶或其家人，就估計其房屋價格並在其房屋上貼一張罰款的條子，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警告。據說，這個方法很有效，紅軍的經濟大多靠這個方法來解決。

三是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一到其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此外，獎勵來報告富戶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

在2002年中共地方黨委編纂的《薌江風雲》一書中也記載了中共紅軍對商戶、富戶的勒索。1932年毛隨紅軍東路軍入閩，打進漳州後，紅軍負責籌款的毛澤覃提議按資金多少來定「捐款」數額，由商會評議，定出各途（行業）商戶應「捐助」的數額，指派專人收集，每日集中點繳。籌款人員持紅軍發的證件上街，確保人身安全。「捐款」的商戶，紅軍發憑證，上寫「籌款交清，給予保護」八字，貼在店門口。此舉與土匪、黑社會收取保護費並無兩樣。

中共紅軍除了「勒索」和收取保護費外，更為惡劣的是進行綁票。當年中共紅軍頒布的《籌款須知》中，有迅速捉人及宣傳恐嚇的祕訣：「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在周密調查結束後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運用便衣隊，而部隊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出發時要化裝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分途出發。特別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捉了本人當然好，就是當家的獨生子甚至家屬以及走狗也都可以。」

「特別對其走狗（雇的工人、鄰人等）、小孩、老人、婦女，按當地人情風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別被捉人的輕重，普通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對像。」

綁票後，中共催款的手段也是「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一家的財物，燒一家的房子，或殺一個土豪」，「以及用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燒房經過宣傳，拆開大門，倒洋油）等的階段，每階段中都可利用恐嚇催繳。殺人也要經宣傳、擬罪狀、捆綁、寫罪狀、蓋官印的幾個階段。」

中共綁票的一個典型代表正是被中共鼓吹為「英雄」的方志敏。他曾在1930年7月，領導紅十軍偽裝成國軍，洗劫了只有一個營守衛的瓷都景德鎮，綁架了多名外國商人。在得到這些家人巨額「贈款」後才將其釋放。當時著名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的家產被洗劫一空，鄧本人因替被搶掠的受害者討要財產，遭到紅軍槍殺。

而在中共1931年建立國中國後，方志敏出任「贛東北省」主席兼財政部長，籌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綁票勒索。他後來之所以被國民政府圍剿並在逮捕後以「綁票殺人罪」處死，就是因為他綁架了美國傳教士達能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在索要巨額贖金遭拒後，將夫婦倆砍頭，而为他们说情的一位不知名的中國人也被一起砍頭。

另一個中共綁票典型代表是盤踞在湘鄂贛一帶的黃公略，他與彭德懷在秋收暴動時，曾公開在湘東響應。台灣史料顯示，黃公略在湘東二年，殺人不下五萬，每攻破一座城，就盡掠富農商人小資產者而走，苛其刑罰，限期勒索，但無論是否收到贖金，人質都要被殺死。

如其在攻破長沙城時，抓了一個富戶遺孀的兒子為質。黃公略令手下將其綁在堂前樹上，用荊棘狀的鉛絲製成的鞭子鞭打他，還傳令以十萬為代價，款不到則鞭不停。富家子弟哀號不止，血流滿地。他的母親披散著頭髮四處奔走，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勉強湊足了十萬塊送給黃公略贖子，但看到的卻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富孀哀號一聲氣絕。

還有網上刊登的李元龍撰寫的《紅軍的綁票和借條》一文透露，1934年11月，賀龍、肖克的紅軍在貴州的黃平縣城抓到了兩個英國傳教士魯道夫•博薩哈特和海曼，以及他們的妻子或孩子。兩個傳教士被紅軍綁起來，「像牽狗一樣」被紅軍牽著走，共有560天之多，而紅軍只為從他們身上勒索錢財進行「長征」。

博薩哈特後來在回憶錄記述道，紅軍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結果，海曼付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但是，與他們一同被關押的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紅軍的確榨出了不少金錢。

列位看官，現在總算明白了，中共是如何在惡劣的條件下生存下去的。為了生存，中共不惜勒索、綁票、收取保護費，這與土匪有什麼區別呢？而且與有些「盜亦有盜」的土匪相比，中共實在是連他們也不如。

如此行徑，使得紅軍每到一地時，地主、富戶都聞風而逃，只留下一個上了年紀的親戚或信得過的僕人在家照看財產。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適當的罰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

在最初幾年主要靠著勒索、綁票、收取保護費維持生計的中共，又趁著日本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以及日軍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國難當頭之際，於1931年11月7日蘇聯國慶日，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公然分裂中國，武裝叛亂，繼續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中共蘇維埃政權設計了國旗，還將其所屬控制區域稱為「蘇區」，「蘇」字緣於俄語漢譯「蘇維埃」，其發行的貨幣上面居然是蘇共黨魁列寧的頭像。

對於這個國中之國，洗腦片第十三集並沒有好意思直接說出，而是通過鏡頭展示。大概中共也擔心，有心之人會發現中共當年在分裂中國，在搞叛亂，在賣國，再與當下對比，中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在這個國中國中，毛澤東當選主席，毛澤民則被任命紅色銀行行長，後兼任閩贛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對外貿易總局局長，主管中共蘇區的銀行、貿易、財政、工礦等方面的工作。此時的中共應該也意識到了靠綁架勒索不是長遠之計，因此才讓頗具理財才能的毛澤民負責經濟工作，負責籌糧、籌款，這讓中共多少有了一些收入。比如毛澤民曾將蘇區的鎢礦出口到香港，為中共賺取金錢。據說1934年鎢礦產值200餘萬元。

迄今為止，在中共的語境下，這個實質上是分裂中國的國中國卻被視為「共和國的搖籃」，這難道不是莫大的諷刺？不過，中共有一點說的是對的，那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確實是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預演，雖然改頭換面但「內核」卻沒有換，二者都是賣國的政權。

中共的蘇維埃政權存續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1937年9月，而中共摒棄國中之國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為了保衛蘇聯。原來，當年的斯大林在聽聞西安軍事叛變後，為避免同時在東線、西線和日本、德國作戰，嚴令中共釋放被抓的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並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共同抗日。聽從蘇聯主子之語的中共搖身一變，豎起了「抗日」的大旗，並自稱「中流砥柱」。只是假的永遠是假的，隨著一個個謊言的被揭穿，中共無數謊言堆砌起來的政權正在崩塌。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