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2月03日訊】眾所周知，迄21世紀的今日，「經濟學」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了。自1776年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的經典巨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較被人知的中文譯名是「國富論」，此譯名很容易被引入「經濟國家主義」，並不合適）開展經濟學成為一門可教、可學的學科以來，主流經濟學經過不同時期不同人物的演變。

經濟學的演化

大致說來，先是「古典經濟學（學派）」，再是「新古典經濟學（學派）」，接著「凱因斯學派」登場，而「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也在此後明顯區分。其間最大的演變是引入自然科學分析法，或者是數理化和經濟計量實證技術的引進，而且漸從分析工具成為主體，如今「經濟科學」已然奠定，而經濟學也在1968年被列入諾貝爾獎頒獎行列，1969年開始頒授。

亞當･史密斯被尊為「經濟學始祖」，意即史密斯開創了「經濟學」，而阿弗瑞德･馬夏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則有「現代經濟學之父」的稱呼，顧名思義，馬夏爾開啟了「現代經濟學」。也就是說，經濟學傳到馬夏爾時有了重大的變革，在馬夏爾之前被稱為「古典經濟學（學派）」（Classical Economics (School)），之後則是「新古典經濟學（學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School)），迄21世紀的今日仍居主流。

史密斯是因1776年出版的《原富》一書開創了「經濟學」，同樣的，馬夏爾也經由一本書開創了「現代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就是這一本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這本鉅著所用的分析方法和術語（專有名詞）成為此後基本經濟學教科書通用的標竿，尤其是數學和圖形的引用，對於老師寫書、教書和學生及一般大眾的學習都變為容易和清楚、明白。不過，也因為經濟學數理化愈來愈深化，激發了沒完沒了的批判。

德國財經記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在其2016年出版的暢銷書《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中，對當前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作了嚴厲批評，她譴責的主流經濟學家及其學派就是「主要以數學模型為基礎，所謂的『新古典學派』」，她認為此學派主導經濟學教科書市場，確保自己不受任何批判：只要在前學期深深影響學生，就不愁沒有追隨者，就能在理論戰場上大獲全勝。

赫爾曼指出，主流新古典學派所建構的模型，彷彿工業化進程從未發生過，經濟純粹由物物交易構成，對於生活在一個發展已經成熟，大集團主控，而銀行「無中生有」創造貨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究竟意味著什麼，現代主流經濟學家大多一無所知，難怪每當金融危機出現，這些經濟學家總是目瞪口呆又無能為力。

主流經濟學受撻伐

其實，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在數理化模型化以致於與現實社會脫節上，早已不是新鮮事。早在1949年，奧國學派或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他的巨著《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235頁裡，有這麼一句話：「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

已故的台灣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1907-1995）說的更明確：「這幾十年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屬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確是愈來愈多，但在這門學科的認識上，始終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基礎。說得具體一點，也即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始終欠缺基本的正確認識。」

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1919-~2013）也在1982年曾嚴厲批評說：「現代經濟學缺乏一個紮實實的哲學基礎，因而無法使經濟理論與我們的人生發生適切關聯。」

雖然經濟學應用數理工具分析始於馬夏爾，但真正讓數理工具登堂入室成為主角、且成為流行的應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Economics）這一本書。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

薩繆爾遜的這本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齊備。一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的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連結時勢的入門教科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搭配撰文，讓學習者更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薩繆爾遜撰寫的基本經濟學教本轟動全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且成為顯學，也奠定經濟學在不久之後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也就是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讓數理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透過此一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經濟學數理化已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相應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讓「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評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

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在1964年第77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上，以會長身分演說時興奮地說道：「數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砲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比起數量化愈來愈強大的勢力及牽連之廣，所謂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傑逢斯（W.S. Jevons, 1835~1882）或凱因斯（J.M. Keynes, 1883~1946）的理論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了。不！我們已經一腳踏入門內了。」史蒂格勒在演說辭的文末還篤定表示，經濟學家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實證經濟學的兩極評價

隨後歷史的發展，可說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預期。在1970年代末期「停滯膨脹」（stagflation）來臨之前，經濟學的發展的確達到頂峰。在此黃金時代，甚至有「從此經濟學家和政府（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經濟體系維持繁榮，不景氣將永不再來」的豪語出現。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在1969年首次頒發，得主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家」；隔年第二屆得主公布，又由薩繆爾遜這位「數理經濟名家」獲得。這就更印證：經濟學成為顯學，是因具備了「實證經濟學」的特色。而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就可能會有所進展。」

可以這麼說，讓政府扮演經濟舞臺要角的總體經濟學，加上數量方法日新月異促使實證經濟學發揮重大影響，是經濟學能夠取得如日中天般地位的重大要因。但世事的多變複雜，卻也讓經濟預測愈來愈失準，致經濟學家受到嘲弄，而數理化走向愈深化，喪失經濟學本質，也讓人擔心經濟學的迷失。所以探索經濟學數理化的原委並予以返本歸真，不啻是很重要的事。那麼，對於最先引入數理化經濟分析的馬夏爾及其巨著《經濟學原理》，就有進一步了解的必要了。

1842年出生於英國倫敦近郊的馬夏爾，父親是英格蘭銀行的一名出納，是篤信福音派新教的虔誠教徒，為人嚴正，希望兒子能成為傳教士。可是，馬夏爾喜愛的是數學，19歲時就毅然違背父親的期望，放棄牛津大學古典文學獎學金，在叔父的贊助下，進入劍橋大學修習數學。由於成績優異，馬夏爾畢業後獲聘留在劍橋任教。

在這段期間，馬夏爾一方面對貧窮階級抱持著強烈的人道關懷；另一方面在社團友人的影響下，開啟了對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興趣，終而全心投入經濟學的研究，以期在經濟學裡找到減少貧窮、增進人類福祉的解方，也在此刻埋下一部經濟學巨著的種籽。

馬夏爾在假日時走訪了幾個城市中最貧窮的區域，從街頭走到街尾，看到許多最貧窮人的面容，就決定要盡可能將政治經濟學研讀透徹。自1868年被邀請擔任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研究員兼任講師之後，馬夏爾一方面認真研讀政治經濟學，一方面協助校方使政治經濟學成為院中一門獨立的重要研讀學科。

1875年，馬夏爾赴美考察四個月，為的是要了解美國經濟情況，他遊歷整個美國東部，並到西部舊金山。他拜訪哈佛、耶魯等大學，與經濟學家暢談，並承介紹與許多產業界領袖會唔，主要目的是想要「研究這個新興國家的保護貿易問題」。

馬夏爾最主要的行程是參觀工廠，他在筆記本裡記滿訪問商人和勞工的內容，以及機器的圖像。馬夏爾確定，流動性是美國生活的最主要特點。不只是鐵路與電報，一波波的新移民，或是許多人從東北部製造中心移到西部新城鎮。最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社會、心理上的行動自由，他很驚訝一般美國人能如此輕易地離開親友，前往新城鎮，轉換職業與領域，接受新信仰與行事方法。而美國人那麼樂於接受都市化的態度，也讓他印象深刻。

馬夏爾對物質和科技進步很關心，但他較感興趣的是，這些進步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有什麼影響。我們如何保證你我個人的選擇加總起來就能促進社會的利益？高流動性伴隨而來的傳統連結的鬆動，究竟是好或壞？馬夏爾是屬於樂觀派，他見識到美國沒有嚴格的階級劃分。他認為美國的高流動性創造了平等的條件—幾乎所有人都受同樣的學校教育，這有助於個人能力的發展，也形塑了自然能享有真正民主的社會，雖然巨大的財富差距還是存在，但並無明顯的階級劃分，沒有涇渭分明的不同等級勞工。

馬夏爾闡述了兩種道德教育，一是英國特有的「溫和的人格形塑，讓一個人與周遭的環境和諧共處。」另一是美國高流動性開放的「堅定意志的教育，講求克服困難，這樣的意志會依據理性的判斷引導每一項行為。」

當時的社會評論家，多數都擔憂工業體系不僅會破壞傳統的社會關係與生計，更會透過「無知、殘酷與道德敗壞」扭曲人性。馬夏爾在美國看到的卻是另一種可能：美國人面對道德問題時會比英國人更刻意、謹慎、自由，且大膽地運用自己的判斷力。

自美返回英國劍橋後，34歲的馬夏爾和26歲的「新經濟學」明日之星瑪莉‧帕雷（Mary Paley, 1850～1944）結婚。夫妻倆投入《產業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的寫作，於1879年出版，書中傳達的主要訊息是：「本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的主要盲點並非忽略歷史與統計……他們等於將人類視為一個定量，沒有費心研究其變化。因此，在他們眼裡，供需因素的表現比實際上更加機械化，也更固定。不過，這些人最大的盲點，是忽略了產業特性和制度有多麼容易改變。」

這本書雖然無任何新的理論，篇幅也不多，但文筆簡單直接，很適合初學者，而其內容也包含了馬夏爾新經濟學的要義。

馬夏爾專心探究企業的運作，發現在競爭市場裡，企業的經濟功能並非只為或主要為業主創造利益，而是為顧客與勞工創造更高的生活水準。是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資源去生產、銷售更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因為競爭迫使業主與管理者不斷追求小改變—改善產品、製造技術、銷售與行銷。企業不斷努力提高效率、節省資源、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慢慢地便能以同樣或更少的資源達到更大的效益。整個經濟體的千萬家企業都如此作為，長期下來，漸進改良的累積效果便能提高平均生產力與工資。也就是說，競爭迫使企業提高生產力以維持有利可圖。競爭迫使業者透過提高工資將成果分享給管理階層及員工，同時透過提高商品品質或降價，與顧客分享成果。

企業是工資提升的引擎

這種「企業是促進提高工資與生活水準引擎」的說法，是與當時知識分子普遍的「反商心態」相抵觸的，即使是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也只形容競爭的益處恰似有如「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引導生產者在不自知的情況下為消費者服務，並不認為屠夫、麵包師傅、大型股份公司的角色是要提高生活水準。而馬克思(Karl Max, 1818～1883)雖認為企業能驅動科技改良與提升生產力，但不認為企業主可能提供方法讓人類得以逃離貧窮，反認為企業剝削勞工、壓榨勞工。

1879年春，馬夏爾被診斷出罹患腎結石，當時無法以手術或葯物治療，醫生告訴他「不能再長時間散步，不能再打網球，唯有完全休息才有治癒可能。」不過，疾病雖重創其身體，卻也讓他明白必須專注精力繼續寫書，希望能寫出一本超越密爾(J.S. Mill, 1806～1873)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和馬克思的《資本論》，結合新理論以及從現實世界觀察到的現象。在對自己的力不從心懷著恐懼下，卻也因視野的寬廣，馬夏爾放棄出版貿易方面的書，1881年在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巴勒摩市內的一處屋頂，開始撰寫《經濟學原理》。

1880年代初正逢大蕭條，許多人提出解決之道，美國記者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提出的土地稅最受矚目，他在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成為暢銷書，立論基礎是：貧窮增速比財富更快，這要歸咎地主。由於地租的上漲，讓商人沒資金可投資，因而壓低獲利和實質工資。亨利･喬治提議對土地課徵高額租金，有了土地稅之後，不但不需再課其他稅，而且能提高工資、增加資本盈餘、根除接受救濟者，貧窮就可消除。

馬夏爾不認同亨利･喬治的說法，兩人在1884年曾於牛津的克萊倫登飯店作公開辯論。馬夏爾也在其他場合批評亨利･喬治，就其提出的「隨著財富的增加，貧苦的人反而更多」，以統計資料來反映事實。馬夏爾夫妻倆蒐集了許多資料，呈現出「只有最底層的勞工階級被推向最下層，而該階層的人數比先前更少，所占人口比例較世紀初少一半以上，而整體勞工階級的購買力則增三倍，成長的果實極大部分落在勞工身上。」

提高生產力才是良葯

對於「支付低薪的雇主要為貧窮負責」的說法，馬夏爾深不以為然，他認為「雇主無法決定勞工的工資，就像他們無法控制棉花或機器的價格。雇主支付的是市場的水準，生產力較高的勞工所得較高，反之則較低。」馬夏爾也發現，很多英國勞工階級沒有得到適當的營養，極少人獲得適當的教育。他認為「很多英國人工資太低，不少人陷入真正的貧困，原因就在生產力太低。」他表示：「沒有任何方式能神奇地立即解決貧窮問題，我們必須尋求較不那麼譁眾取寵的藥方。」這個藥方就是：提高生產力，方法是「透過最廣泛意義的教育，讓無技能與無效率的勞工消失」。要讓無技術勞工數量減至合理程度，必須提供那些從事無技術工作者不錯的工資。「如果總生產量沒增加，這些額外的工資必須從資本家與較高階勞工那裡支付，不過，如果無技術勞工減少是因為勞工效率提高之故，生產力就會提高，也就有更多的資金可供分配」。

馬夏爾並不反對工會、累進稅、甚至是某些相當激進的土地改革提案，但他認為這些都無法創造出「更多的麵包與奶油」，這需要「競爭」、「時間」，以及社會，政府、窮人各方面的合作。他指責亨利･喬治「不該胡亂開藥方」，問題不只是「喬治先生主張，『如果你想變富有，從土地下手』」，而是這會讓人把關注焦點從教育訓練，努力工作，以及節儉上移開。

1890年，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終於出版，論者認為該書為搖搖欲墜的經濟學注入了新生命，而馬夏爾的學術領袖地位也因此確立，他也同時成為當局尋求意見的權威對象。

這本書具體展現了馬夏爾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擁護的是「私產」與「競爭」，樂觀相信人類和其境況是能改善的。本書呈現的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而是「思考的工具」，馬夏爾讓經濟學奠基在更健全的科學基礎上，讓經濟學更人性化，注入了「人性的光輝、人性的溫度」，他認為「經濟學研究財富，也研究人的行為」。馬夏爾主張「經濟學家應該具有溫暖的心、冷靜的腦（warm heart, cool head）」，這在他與亨利･喬治的論辯上，已充分的表現出來。

馬夏爾在這本書中的見解反映出他在美國遊學的心得：企業在私產和競爭制度下，不斷承受壓力，需以相同或更少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益，生產力提高後也使人民生活水準提升。在所有的社會制度裡，美國的企業較其他國家重要，占有更高地位，同時也在形塑美國人的思想與文明上扮演重要角色。美國的企業不只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也是促進社會改變的最重要催化劑。

在大文豪狄更斯筆下的商人，各個有如白痴或掠奪者，勞工則像機器人，成功的製造業是僵硬的一再重複。但馬夏爾看到的美國企業，卻是生產力以難以想像的超速成長，經理不斷尋找小小的改良，而且勞工同樣努力不斷尋求更好的機會和有用的技能，勞資雙方都一心一意想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資源。

馬夏爾知道，企業的存在為的是創造業主的利益、高階主管的薪酬與勞工的工資。亞當･史密斯指出，企業面對競爭的壓力，若要追求本身最大的收入，必須壓低成本和增加生產來造福消費者。馬夏爾則引入「時間」因素，長期而言，企業必須愈來愈有生產力，才可能獲利存活下去。在競爭下，求生存不只要不斷調適，若企業要爭取有生產力的勞工，就要由提高生產力帶來的獲益與勞工分享。

這種說法是密爾和其他政治經濟學者否定的，他們認為生產力的提高給予勞工階級的利益很少，甚至沒有，而工作條件還會隨著時間更加惡化。馬夏爾看到的事實並非如此，畢竟競求勞工迫使業者將得自效率與品質改良的利益與勞工分享，而勞工先是賺取工資的勞工身分，接著換以消費者的身分去分享這些果實。數據證明馬夏爾是對的，工資在GDP的占比是上升而非下跌，工資和勞工階級的消費水準也是上升的。事實顯示，自1848年《共產黨宣言》和密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問世之後，大部分年份的表現都是這樣的。

最先創用「經濟學」名稱

馬夏爾將書名取為《經濟學原理》，棄用「政治經濟學原理」，一來要避免與馬克思學派的瓜葛，他們都稱經濟學為政治經濟學，二來還經濟學是一種科學的本質。馬夏爾是「經濟學」這一名稱的最先使用者，此後大家也都跟著用了。

這本書的寫法是綜合理論的、數學的與歷史的方法，卻引起兩方的批評，偏於經濟史研究的經濟學家認為「過於抽象」，主張使用抽象的數學方法論的倡導者，則因為他對歷史方法的讚美，以及他對於理論與數學之限制的率直評論感到不快。馬夏爾是數學家，充分了解數學在經濟學家手中做為工具的力量，但他認為要「將數學翻譯成為文字」，然後「以實例來說明它們在實際生活中的重要性」。馬夏爾就以此原則撰寫這本書，是為了任何受過教育的讀者而寫的，所以書中的數學都放在附註或附錄中。本書分上下冊，共六篇，下冊除了第六篇外，其他近二分之一的篇幅都是附錄。

馬夏爾利用「部分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分析法」寫這本書，為了分析經濟中複雜的交互關係，他就先假設這些變數中有些保持不變（ceteris paribus, with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在任何分析開始時，許多因素都保持不變，當進行分析中，逐漸的讓較多的因素變動，因而與實際情況較為接近。這種分析法與馬夏爾對時間長短的處理是相對應、相符合的。在「市場時期」，有時稱為立即時期或非常短期，許多因素保持不變，隨著時間延伸從短期、長期與永久時期(非常長期)，「被准許變動的時期」、「短期」、「長期」和「永久時期」，不是按年、月、日、鐘點多少計算，是按經濟學上對於廠商與供給的解釋來區分的。

最著名的供需平面圖

在這本書中，最有名的是「馬夏爾交叉線」(Marshallian Cross)，也就是當今大家耳熟能詳的「供需簡圖」，在一個二度空間的平面圖中，垂直軸表示價格（P），水平軸表示產品量（Q），D線為需求線，S線為供給線。書中第三篇，係以人的慾望與滿足或者需求與消費做為主題，以「邊際效用遞減法則」導出邊際效用線或需求線，亦即：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一物的價格與需求量呈反向關係，也就是：價格下跌，需求量增加，價格上漲，需求量減少。需求線的形狀也反映「彈性」大小，所謂「彈性」是因物品價格變動會引起物品數量的變動，其變動的大小就稱為彈性，也稱為「價格彈性」。馬夏爾利用價格與效用的關係，提出了「消費者剩餘」（Consumer’s Surplus）的概念。至於供給線，馬夏爾利用「邊際報酬遞減法則」導出邊際成本遞增的「供給線」，並得到：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一物的價格與供給量呈正向關係，亦即，價格上升、供給量上升，價格下跌、供給量減少。同樣的，由價格和成本的關係可獲得「生產者剩餘」（Producer’s Surplus）。

供需線的交點就是「均衡點」，供需雙方都最滿意，而價格的自由調整會自動向此均衡點趨近，也是「價格機能」、「市場機能」或亞當･史密斯所說的「一隻不可見的手」機能的顯現。馬夏爾在本書第五篇就以「需求、供給與價值的一般關係」為篇名，討論了「市場」、「供需均衡」、「資源配置」、「長短期」、「邊際成本與價值的關係」等等課題。

馬夏爾在第六篇這最後一篇中討論了「國民所得分配」這個重大課題。生產要素分為土地、勞動、資本與組織或企業精神等四種，每種都有供給面和需求面，生產要素被使用是受該要素之供需相關的一般情況所控制的，且假定每一要素都會使用到它的邊際生產力與邊際成本相等為止。每一要素有它的需求價格，它是由其邊際生產力決定的。與此相對的是它的供給價格，是由其邊際成本決定的。勞動工資、資本利息和地租都是這種方式決定的，唯有利潤不是。

利潤是隨價格的變動而變動，其多寡由許多因素決定，利潤也不是企業家保證可獲的所得，資本之投入企業大部分是投資者所「預期利得」的多寡所決定的，其中必須有些利潤是企業家希望他的長期投資可以得到的。因此，管理的賺得（超過利息的利潤），在長期間會納入真實的供給價格。照現在一般的說法，必要的或最低的利潤（這一數量等於它們在其他行業中可以獲得的數量）要算入生產成本之中，而純粹的利潤則代表超過此一數量的收益。馬夏爾的處理方式也將所謂的必需的利潤算作長期供給價格的一部分。

對於一種生產要素的需要，是一種引伸的需要，係由一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價值決定的。不過，邊際生產卻是難以分辨清楚的，因為在生產技術上，要增加一個生產要素，往往要有其他生產要素的合作。馬夏爾為了解決邊際生產的測度問題，就採用了核算他所謂的到達邊際時的「淨生產」的方法。譬如，若要增加一個工人，同時就要增加一把鐵鎚，那麼勞動的淨生產就是勞動對於生產總量的增加數中減去新增的這把鐵鎚的成本。馬夏爾認為，生產要素之結合的比例，將取決於它們的邊際生產和它們的價格。一個企業家有興趣增加生產使其利潤為最大，將會生產到一個水準，其所花的成本盡可能為最低，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實物量與它們的價格會趨於相等。

生產要素報酬的決定

對於生產要素的支付，究竟是決定產物價格的還是受產物價格所決定的，馬夏爾認為要看考慮這一問題時的時期長短，以及分析時所採的特別觀點。就地租來說，馬夏爾認為，一般來說，從整個經濟社會來看，土地的租金是其產物的價格來決定的，不是一種生產成本，但從個別農人或廠商的觀點看來，地租卻是生產成本，因此是用來決定產物價格的。但在某種情形下，即使是從整體經濟社會的觀點，地租也是決定產物價格的，例如19世紀時的美國，有一大批土地沒開墾，可免費使用。但是原始的拓荒者仍會認為其從墾荒中所獲的收益並非完全從墾植中所產生。一部分是由於他們將艱困的環境加以改良，以減少邊疆生活的困難，結果吸引移民進來，地價因而上漲。這種預期的地價上漲，因而是必須支付的供給價格之一部分。這種上漲的地價，等於是上漲的地租資本化後的價值，可考慮為社會成本。在此情況下，就是從整個社會的觀點來看，地租也是決定產物價格的，是一種生產成本。

就工資而言，對於某種勞動（如會計人員）工資，在長期均衡時所支付的必須足以吸引足夠人員安於其位。這種長期工資是供給價格，必須是社會支付的，因而是決定價格的。若對會計人員的需求增加，他們的工資自然上漲，在短期，他們的供給彈性比長期小，工資的增加不能吸引較多人來，所以短期工資會比長期工資漲得多。這種較高的短期工資與必須吸引足夠人員去擔任這項工作無關，因此是被價格決定的，不是決定價格的。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解，關鍵在於供給曲線的彈性。

至於利潤，馬夏爾運用他的「準租」（quasi rent）概念來分析短期利潤。在完全競爭市場長期均衡時，每個廠商只賺取「正常利潤」，它是一種生產成本，如正常工資之必須支付一樣。因此，在長期，正常利潤是必須的生產成本，是決定價格的關鍵因素，短期的利潤可稱為「準租」，是被價格決定的。和工資一樣，利潤可以是決定價格的或者被價格決定的，必須看時期的長短。

關於利息，也可用準租概念分析。在長期，有正常的利率，它是必須支付的生產成本，所以是決定價格的。短期內由於資本是固定的，或已投資了的，它的收益是一種準租。「準租」是馬夏爾最先使用的，指的是一種固定生產素在短期的報酬，是一種有限生命資產的淨收益，此一概念已被證明為不太有用。

馬夏爾秉持溫暖的心，以冷靜的腦，用手寫出這一本承先啟後的《經濟學原理》經典巨著。全書共六篇，十二則附錄和一則數學附錄，分成上下兩冊出版，上冊共有五篇，第一篇為「概論」，分成四章，先是「序言」，其次是「經濟學的本質」，第三是「經濟學的普遍原則或法則」，第四是「經濟研究的順序和目的」。

第二篇為「基本概念」，也分成四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財富」，第三章「生產、消費、勞動、必需品」，第四章「所得、資本」。

第三篇「論慾望及其滿足」，共有六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慾望與活動之間的關係」，第三章「消費者需求的等級」，第四章「需求彈性」，第五章「同一物品不同用途間的選擇：立即使用及延後使用」，第六章「價值及效用」。

第四篇為「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及組織」，共有十三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土地的肥沃度」，第三章「土地的肥沃度(續)、報酬遞減傾向」，第四章「人口的成長」，第五章「人口的健康與強壯」，第六章「產業訓練」，第七章「財富的成長」，第八章「產業組織」，第九章「產業組織：分工、機械的影響」，第十章「產業組織：把專門的產業集中在特定的地方」，第十一章「產業組織：大規模生產」，第十二章「產業組織：企業管理」，第十三章「結論:報酬遞增與報酬遞減傾向之間的關係」。

第五篇是全書的靈魂，講的是「需求、供給與價值的一般關係」，分為十五章，第一章「引言：論市場」，第二章「需求和供給的暫時均衡」，第三章「正常需求與正常供給的均衡」，第四章「資源的投資和配置」，第五章「正常需求與正常供給的均衡（續）：關於長期和短期」，第六章「連帶需求和複合需求、連帶供給和複合供給」，第七章「連帶產品與主要成本與總成本的關係、營銷成本、風險保險、再生產成本」，第八章「邊際成本與價值的關係：一般原理」，第九章「邊際成本與價值的闗係：一般原理（續）」，第十章「邊際成本與農產品價值的關係」，第十一章「邊際成本與城市土地價值的關係」，第十二章「正常需求與正常供給的均衡（續）：關於報酬遞增的法則」，第十三章「正常需求與正常供給變動理論與最大滿足理論之間的關係」，第十四章「獨占的理論」，第十五章「供需均衡一般理論的彙總」。

本書下冊的正文只有第六篇，談的是「國民所得的分配」，分為十三章，一是「分配的初探」，二是「分配的初探（續）」，三是「勞動的報酬」，四、五都是「勞動的報酬(續)」，六是「資本的投資」，七是「資本和經營能力的利潤」，八是「資本和經營能力的利潤(續)」，九是「地租」，十是「土地的租佃」，十一是「分配概論」，十二是「經濟進步的總體影響」，十三是「進步與生活水準的關係」。另有十二則附錄和一則數學附錄，附錄依序剖析「自由產業與企業的成長」、「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的範圍與方法」、「經濟學中抽象推理的用途」、「資本的定義」、「物物交易」、「地方稅的歸宿及政策的一些建議」、「關於報酬遞增靜態假設使用的限制」、「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工資基金學說」、「幾種剩餘」，以及「李嘉圖關於稅收及農業改良的學說」。

這本分成上下兩冊的《經濟學原理》，內容非常豐富，涵蓋經濟學的本質、經濟成長和所得分配諸種基本課題，但它實際上是馬夏爾在1881年開始撰寫時所預期完成的兩大卷的第1卷，第2卷則始終沒出版，因為涉及的是對外貿易、貨幣、經濟理論、賦稅、集體主義，以及將來的目的等等，實在太浩大了。不過，他在1919年出版的《產業與貿易》（Industry and Trade）和1923年出版的《貨幣、信用與商業》（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兩本書應可算是補充吧！

這本書在1890年7月甫一出版，立即掀起一股熱烈讚美之聲，建立了馬夏爾在世界上的學術領導地位，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就說：「馬夏爾創造出了一個真正的學派」，其中的份子都是以涵義明確的「科學研究方法」來思考問題。這個學派就是「新古典學派」，將數學工具引入經濟分析，引導往後數理經濟成為主流，並喧賓奪主讓經濟學逐漸喪失人文社會哲學作基礎，因而飽受詬病，箭頭直指馬夏爾。其實這是搞錯對象，研讀這本經典巨著之後就會清楚、明白矣！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這本中譯本是由台大經濟系資深教授葉淑貞翻譯的，葉教授自1983年開始教授「經濟學原理」基礎課程，迄今已三十七年，對經濟學原理相當熟悉，加上她在〈譯者序〉中詳述的翻譯態度及過程之嚴謹，又花用兩年半的時間持續工作勉力完成，其可讀性和正確性可見一斑，任何受過教育的讀者應都可看懂，盍興乎來？

參考文獻

1.  施建生，《偉大經濟學家馬夏爾》，天下文化，2016年1月29日。

2.  西爾維亞･娜薩(Sylvia Nasar)原著，張美惠譯，《偉大的追尋—經濟學天才與他們的時代》(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第一部，時報出版，2013年3月15日。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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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