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2月24日訊】努爾蘭‧庫合都伯是一名56歲的哈薩克族教師，來自位於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相鄰邊境上的察布查爾縣。他是村幹部的兒子，在九年制義務教育之後又接受了兩年兒童教育專業的培訓。像大多數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村民一樣，他當時並不知道，由北京發起，將漢族移民和基礎設施建設帶入新疆農村社會的「西部大開發運動」將導致哈薩克族社會制度的根本轉變。他們的教育體系、實踐信仰的方式、語言、基層政治結構、甚至他們家庭的完整性都將經歷斷裂、剝奪和取代。
2020年初，已經逃離中國的努爾蘭接受了製片人 Yadikar Ibraimov 和 Jack Wolf 的採訪，回憶了他在家鄉被當地政府拘禁，關押在「再教育營」的恐怖經歷。之後，網友Darren Byler 於今年1月6日將這段採訪的主要內容發布在一個叫SupChina 的網站上。以下是經過編者刪節編輯的部分內容。
努爾蘭的悲劇故事始於1997年。當時，他的兄弟與一位新上任的漢族中共黨委書記之間發生了一場關於債務的糾紛。努爾蘭回憶說：「他報復不了我的兄弟，所以他決定報復我，於是我就被學校開除了。」
努爾蘭花了很長時間想要重回崗位，但地方上的行政官員站在了新黨委書記這一邊。「他們當時說會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上他們卻只是一拖再拖。」作為一個被牽連的農村哈薩克人，他很清楚，他手中沒有什麼實際權力可以幫助他奪回自己曾努力奮鬥而得來的人生道路。上訪的經歷給他的個人檔案裡留下了記錄，而這樣的記錄可被解讀為不服從管理，「拒絕接受政府管理」是《宗教極端主義的75個表現》這份清單上的第16項。
在哈薩克斯坦政府實施的哈薩克人歸國政策的鼓勵之下，2011年，努爾蘭一家移居到了哈薩克斯坦，在國境線的另一邊開始了新生活。「那時候我們過得挺開心的」，努爾蘭回憶道，「我的孩子們有了公民身分，我妻子和我都拿到了居留。同時我們和新疆的家鄉也沒有變得生疏」。
然而到2017年5月30日，好日子戛然而止。努爾蘭的妻子像往常一樣回了老家，但這次，她的護照被沒收了。「然後他們叫我也要過去。我就在2017年8月15日去了那裡。」
當努爾蘭回到老家時，他看到村子裡的情況變得和以前截然不同了。最初針對維吾爾人的「全民反恐戰爭」現在瞄準了在過去從未被新疆的公安部門視作威脅的哈薩克社群。這場「戰爭」不再僅僅是察布查爾縣的領導口頭表態支持的事情，它正在讓日常生活改頭換面。
一場新的「三非一品」（「三非」指的是「非法宗教活動、非法宗教出版物、非法宗教網絡傳播音視頻」）運動開始了，而這次不僅僅只是在南疆。南疆早在2013就開始沒收和燒毀宗教書籍、禮拜毯和其它被認為與「極端主義」有關的物件。而現在，北疆的哈薩克人為多數居民的地區也成為了「三非一品」運動的目標。這場新的運動要求村民們交出日常清潔過程中用來洗手的塑料小水罐——一件幾乎每個維吾爾、哈薩克、回族家庭中都有的東西，尤其是在並非總是有自來水的農村地區。帶有阿拉伯銘文或維吾爾書法字跡的杯子和盤子也成了違禁品。以前新疆人民出版社曾批准出版的書籍，比如兒童讀物《來自沙特阿拉伯的信》，也被當作「宗教極端主義「禁了——《宗教極端主義的75個表現》這份清單上的第42項。擁有這類物品有可能會導致一個人立刻被拘禁。
哈薩克族和維吾爾族這些相當日常的文化和宗教生活突然間被認定為是「反人類，反社會和反文明」的，而且損害了「社會穩定」。
努爾蘭回憶說：「我2017年8月回老家的時候親眼見證了當地政府收繳和銷毀用阿拉伯文和哈薩克語寫的書籍和其他書面材料。因為我的村子裡住的主要都是哈薩克人，所以我說的只是哈薩克人的情況。他們五個人一組進每家每戶，命令你把所有宗教書籍都拿出來，甚至那些關於哈薩克族英雄的書，還有阿拜‧庫南拜（註：近代哈薩克族傑出詩人）的書也要拿出來。他們命令屋主當著政府工作人員的面燒掉這些書。他們還拿走了土耳其地毯，把墓地裡的墓碑摘掉了，停了哈薩克語教學，還把商店裡所有從哈薩克斯坦進口的東西都沒收了，特別是糖果。」
儘管氣氛緊張，努爾蘭仍然抱有希望，覺得自己可以和妻子一起回到哈薩克斯坦，遠離這一切。隨後，在兩週後的9月初，當努爾蘭正在想辦法取回妻子的護照時，他被傳喚到了村派出所。「當我到了那兒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說我參與了國際恐怖組織，要帶我去教培中心。」
接下來發生的事件像是一陣眩暈。警察迫使他提交了他的生物識別信息。「然後他們開車把我帶到了裡面。那裡有個牌子寫著『再教育中心』。我進去了以後就在裡面待著。」
但是他當時仍然沒有覺得害怕。「我不怕，因為我沒有犯罪。」他以為一切都會被釐清，所以他一點也不害怕。他並不知道自己接下來的七個月會在拘禁營中度過。他在那裡的經歷讓他覺得無法理解：被毆打的室友、愛國歌曲、無處不在的攝像頭、早晨的警鈴、通過揚聲器被吼叫出來的指令、五分鐘的進餐時間、每天三次上洗手間的機會、以及想辦法輪流睡覺。
整整六個月過去了，努爾蘭都沒有被審訊。他受到的對待就和所有其它屬於「三級」——最不嚴重的級別——的被拘禁者一樣。對他而言，這裡的各方面都跟在監獄裡沒差別。「根本就沒有什麼學習」，他說，「我們整天只是看電視——只有一個台，來回播放習近平出訪其它國家和講他怎麼幫助這些貧窮國家發展的視頻。別的什麼都沒有。我們沒有學到任何技能。他們發給我們塑料小凳子和塑料拖鞋。在看習近平的那些電視節目的時候，我們得一動不動地坐在小凳子上」。
前六個月就像一場酷刑。在頭一個月裡，因為失眠，他們給他服安眠藥。後來他開始出現心口痛的症狀，並被短暫送往醫院。11月，他再次暈倒了，又在醫院呆了10天。然後在2018年1月8日，他心臟病發作，那個月裡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在住院。但他仍然沒有被釋放，也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要拘禁他。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和他所屬社群的生命正在逐漸衰竭。
努爾蘭說：「你不知道他們是因為什麼罪名把你帶到那裡，你就只能在那裡待著。所以我只好待著。他們曾經對我們說我們永遠都出不去，說我們會被判刑，入獄5到30年。他們說他們會把我們關到我們改變看法為止，如果我們不改變看法，他們就會一直把我們關下去。他們說他們能關我們50年，直到整個民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和其它穆斯林民族全都消失。他們說，有一份從上面下來的文件，從中央來的，他們正在遵照這份文件做事。他們說，沒有人能改變這份文件，因為它是黨中央來的。他們說，除非所有穆斯林民族都滅絕，否則現行制度不會改變。『只有當你和你的子孫後代都變成中國人的時候，現行制度才會改變』，他們說。他們跟我說別想著回哈薩克斯坦見家人了。他們說這是不可能的。當你聽到這種話的時候，你會覺得噁心、睡不著覺。這種話是對我來說最難忍受的，即使沒有人打我。這是我開始心口痛的原因。」
最後，努爾蘭的家人收到了一份事後補發的告知書，上面是一個偽造的簽名，這份通知寫了他被拘禁的原因。直到2018年的4月，努爾蘭才終於就所謂的「恐怖主義」聯繫接受審訊。
在審訊過後，努爾蘭立刻被臨時釋放了。他仍然記得當他走過被高高的鐵絲網包圍的黑色大門，衛兵從另一側看著他時的那種不真實感。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每天都花好幾個小時學漢語。他曾把全長69頁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抄寫了兩遍——這讓他握筆的手留下了後遺症。在2020年初他說，「直到現在我的手都還沒恢復」。
與此同時，努爾蘭的三個在哈薩克斯坦的子女一直在向哈薩克斯坦政府和中國政府請願，要求釋放父親。察布查爾縣的警察叫努爾蘭聯繫他的子女，讓他們停止請願。但他的子女依然堅持。「警察一度每天都來，有時候甚至夜裡來，不讓我們睡覺」，他回憶說。「他們說，叫你的小孩撤銷那些請願書。我們就又打電話給他們。我們打電話的時候通常有四個人會站在我們後面。他們要確保我們說的話符合他們的要求。」
但努爾蘭的子女說他們不會停止。在一通電話中他們對努爾蘭——以及四個在旁聽的人——說：「如果你犯了罪，那麼就讓他們判你的刑、槍斃你。」警察對努爾蘭說，這就是他女兒確實是個恐怖分子的證據。
不過施壓最終還是奏效了。2019年1月24日，努爾蘭被允許領回他的護照。村黨委書記要求他一回到哈薩克斯坦就讓他的子女停止發聲，而且不能把他的經歷告訴任何人。他說努爾蘭的妻子等下個月手續辦好之後也可以被放回去。2月28日，她回到了哈薩克斯坦。
整個2019年，努爾蘭都在反覆回想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回憶起很多年前，他曾經受到邀請參加一個大會，優秀教師要在大會上做匯報講他們的課堂經驗。「我還記得我是怎麼作匯報的。我還記得聽眾如何鼓掌、感謝我的匯報。我到現在都忘不了那些日子。中國政府貶低了那樣的一個人，把他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努爾蘭還經常回想起在他獲釋後，他如何被迫在每週一的升旗儀式上，站在他的鄰居和社區群眾的面前，承認自己從未犯下過的罪行。
現在的努爾蘭看起來正在經歷創傷後應激障礙。他發現自己現在經常會忘掉一些很簡單的事情，比如是不是已經付過出租車錢了。他感到自己彷彿陷於某種昏昏沉沉的狀態中，不再能感受到對生活的熱情，對任何事情都很難提起興趣。他試著書寫他的想法，卻什麼都寫不出來。他彷彿面對著一片無止境的空白。即使是子女也不再能夠讓他獲得動力。「我對任何事情都不再感興趣，不再想念任何人。通常你如果很久不見你的孩子們，你會想他們，但我已經失去了感受思念的能力。當我得前往一個什麼地方的時候，我失去了那種緊迫感。現在的我只會想，『隨它去吧。』」
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件能夠帶給努爾蘭意義感，其中之一是對研究者和報道者講述在邊境線另一邊的中國，哈薩克人和維吾爾人遭遇了什麼。
他說：「他們說的都是謊話。那裡容不下別的思想。現在新疆所有的維吾爾人都被看作恐怖分子，所有的哈薩克人也被看作恐怖分子。」「這些人什麼罪都沒有犯。他們只是週五去清真寺做了個禮拜，或者去了趟哈薩克斯坦，然後他們就都被指控成了恐怖分子。這些無辜的、什麼罪都沒有犯的人還在那裡面（在拘禁營裡）。我替他們難過，我經常想到他們。當我想起（我遇到的）每一個無辜的人，我就睡不著覺。他們有的人快死了，有的人被判了20年。」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