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11月10日訊】陶希聖是蔣介石一生當中的四大文膽之一，另三位是戴季陶、陳布雷和秦孝儀。抗戰勝利，陳布雷去世，陶希聖成為蔣介石「文膽」，所有蔣介石文稿全部由陶希聖撰寫，包括著名的「元旦公告」宣布蔣介石下野。陶希聖被蔣任命為侍從室第五組組長，代蔣撰寫過《中國之命運》。蔣的另一本書《蘇俄在中國》，也是陶希聖捉筆代刀的。

陶琴薰是陶希聖的次女，因長女夭折，故視為掌上明珠。但這個女兒同陳布雷的女兒陳璉一樣，在人生前途的十字路口，選擇留在大陸，和父親分道揚鑣，結局也很悽慘。

追溯72年前的那段歷史，讓我們定格在1949年5月6日那一天。陶希聖隨蔣介石乘坐「太康」艦至上海吳淞口復興島一帶，陶希聖請求蔣介石稍作停留，等候他去上海市區把女兒陶琴薰接出來。

此時，上海已是烽火連天，但蔣介石仍然答應了。

陶希聖立即從軍艦上給女兒發出電報，約定在碼頭碰面。蔣介石下令上海警備區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鋪碼頭待命，準備接到人後，立即登艦會合。

但過了約定時間，女兒並未出現，陶希聖只好含淚離開。

女兒爽約的前幾天，陶希聖曾一人悄悄來到上海陝西南路女兒家，當面勸說愛女一同離大陸。但女兒不為所動。兩天後，陶希聖又托學生轉交給女兒一個小包，裡面裹著金條，還有一張親筆字條：時勢如此，我也無奈，但願你們永遠互愛互助，共渡困難，不論天涯海角，我將時刻祈禱，願上帝保佑你們一家平安。

陶琴薰最終還是選擇了跟隨丈夫沈蘇儒留下。沈蘇儒說：「我在政治上一直中立，從沒參加過任何政黨……我崇尚自由主義，不支持國民黨政權，也不反對馬克思主義思想。」他做記者時在對中共代表團的採訪中，接觸過周恩來等中共上層人士，感到這些人「可親可敬」，並非「青面獠牙」。

陶希聖則不然，他在北大讀書，參加過「五四」運動。三十年代任北大法學院教授。他知道中共對女兒女婿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是如何蠱惑宣傳的。在國共兩黨多年的交手中，他與中共有過多次碰撞，與周恩來也有過多次交鋒，深知中共的狡詐和殘暴。他忠告女兒女婿，自己在中共1948年12月公布的43名戰犯名單中位居第41位，是毛澤東欽點的國民黨大戰犯！這頂政治帽子怕你們頂不起，但女兒女婿不以為然。

那天陶希聖在軍艦上發出的電報女兒接到了，但沒有如約趕到十六鋪碼頭。直到下午，她才抱著一歲半的兒子沈寧姍姍來到吳淞口。她在兒子耳邊說：「寧寧，記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靜輪走了。」說完，聲淚俱下。

5月24日，陶希聖在日記中寫道：「蘇儒、琴薰決心不離滬。彼等前途悲慘而不自覺，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記中寫道：「為琴薰及寧寧悲傷。彼等之悲慘命運乃自取耳……」

數月後，中共建政。新中國給予沈蘇儒、陶琴薰的當頭一棒就是失業。陶琴薰做夢也沒想到，她一個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的高材生，竟然找不到工作。此時，適逢二兒子沈熙出生，幸虧有了父親留給她的金條以解燃眉之急。

後來，是靠堂兄沈鈞儒的疏通，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沈蘇儒，才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編輯。陶琴薰也是靠關係，去了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

兒子沈寧回憶說，在我的家裡，父母親常常拉緊窗簾，播放著施特勞斯的唱片，翩翩起舞。家中書架上擺放的是《莎士比亞全集》、《基督山伯爵》、《呼嘯山莊》和《簡愛》。母親愛講她的大學畢業論文《苔絲姑娘》，還會背誦英文原作給我們聽。父親在家要我們背《唐詩三百首》。父親要我們學習文化，也學習做人。

1956年，陶琴薰上書周恩來，表示願意做陶希聖的工作，為和平解放台灣貢獻一份力量。她應該知道父親陶希聖是個三民主義者，從他為蔣介石捉刀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可見其思想全貌，中共曾不止一次對他進行統戰，周恩來也親自找過他。由於政見南轅北轍，以及當時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地位有了進一步鞏固，作為黨內主管輿論的高層人物，陶希聖不可能接受中共的統戰。

陶琴薰為什麼要這樣做？沒見她說過，但是她無論有何目的，想緩解政治壓力，是不言而喻的。沈蘇儒的堂兄沈鈞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為革命立過功」，先後任交通廳廳長、水利廳廳長、副省長等職，是湖北省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但是這些社會關係抵不過陶希聖是他們的親爹和岳父這一個社會關係。

陶琴薰自己出面減壓，「使陶希聖這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政治資本，能改善些他們的政治處境。」她不能不為三個孩子著想。

周恩來於是派化名海瀾的人與陶琴薰「單線聯繫」。此後，陶琴薰寫給父母的家信，經海瀾審查後再由香港親友轉寄台灣。母親萬冰如及弟弟們先後寄來回信和照片，但陶琴薰始終未見陶希聖的一個字。而這個祕密的統戰工作，做了二十年。

1957年，中共號召「大鳴大放」，沈蘇儒寫了《請把知識分子當作自己人看》的小字報。陶琴薰也在總工會國際部貼出一張大字報，抱怨領導對她不信任。

結果，陶琴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鑒於統戰工作不能中斷，才沒有把她趕到外地勞改；沈蘇儒寫的小字報，原本也很嚴重，多虧了沈鈞儒的關係，沒戴帽子。但到了1962年，沈蘇儒還是被下放農村、關進監獄，直到妻子死後，1979年才獲平反，從牢房裡放出來。

1966年文革，陶琴薰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到社會上，胡同裡的人立刻就都知道了。街道上的婆婆大娘這才曉得被騙了幾十年，特別氣憤，立刻通報到附近學校。紅衛兵聞訊而動跑來抄家。幾次抄家，家裡的東西全被席捲一空。最後片紙無存，連《毛選》四卷英文版也被當外國書，撕了擦鞋底。

陶琴薰與台灣「祕密通信」還是有回報的。周恩來辦公室的海瀾經常給他們家送來一些內部票。如讓他們去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遊園會、十一國慶節煙火晚會，到人大會堂去看《東方紅》、《長征組歌》演出。沈蘇儒說，在中共體制下，這些不是單純的娛樂活動，而是一種政治待遇，顯示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標誌。他們一家人太需要這樣的政治待遇了。而這顆蜜糖，正是中共高層的政治意圖，同這些文化活動洗腦，用他們的嘴向台灣那邊宣傳中共的偉光正。

文革中陶琴薰患了嚴重的風濕病，四肢關節疼痛，行動困難。秋天，她被強行送到潭柘寺農村勞動改造，因為彎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裡幹活，最後人栽倒在水田裡。

她的病情不斷惡化，手指腫脹疼痛變形，右手疼得不能握筆。1975年初，在美國的五弟陶范生聽說了姐姐的病情，從美國寄來了特效藥，經統戰部批准，網開一面，送到陶家。陶琴薰服用後，病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但此後就再也收不到陶范生寄來的藥品了。陶琴薰病情加重，只好又恢復服用激素，而且加大了用量。多年之後才知道，寄來的藥品及信件均遭官方檢查扣押。

陶琴薰彌留之際，「皮膚腫脹發亮，而且又薄又脆，輕輕一碰就會破裂。因為臥床，必須定時翻身，否則著床一邊的皮肉就會潰爛。所以每兩小時一次的翻身變得極為困難，每次翻身都會疼痛難忍，讓人淚下……」

1978年8月14日，被病痛折磨了多年的陶琴薰在北京去世，終年57歲。第二天，家人接到五舅陶范生的來信，告訴幾個舅舅決定接姐姐到美國治病，已經著手辦理移民手續。但陶琴薰已經等不到了，她在親人的關懷到來時永遠地走了。沈寧把五舅的來信，放在母親的遺體上一同火化，讓母親帶著親人的關懷，升入天國，從此遠離病痛的折磨。

80高齡的陶希聖在台北獲悉女兒病逝的消息，老淚縱橫，獨坐燈下，用顫抖的筆寫下「哭琴兒」：

生離三十年，死別復茫然。

北地哀鴻在，何當到海邊。

1986年，沈寧、沈熙、沈燕三兄妹赴美已四年，卻無法和外公見上一面。因為三兄妹所持的大陸護照無法入台，陶希聖知道後，不顧年事已高直進總統府，向蔣經國申請到一張特許令，准許其外孫進入台灣，祖孫團圓。

眼看將要成行，沈寧又猶豫起來。1986年的夏天，還很少有大陸人進入台灣。他們父親沈蘇儒還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若受到牽連，情何以堪？三兄妹最終只能忍痛放棄赴台行程。

聽到這個消息，陶希聖毅然發話，要親赴美國去看望外孫。

1987年7月24日，美國西海岸舊金山國際航班出口，人潮湧動。在台北航班的旅客中出現一輛輪椅車，一高大的中年男子，推車慢行。上面端坐著一位老者，他穿一身灰色中山服，雙手握著一根拐杖抱在胸前。這位神色安詳的老人就是陶希聖。

沈寧三兄妹一見到外公，他們便在輪椅前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淚流滿面。目睹這一場面的中外接機人士，全都主動退讓兩旁。他們不知道這老少都是誰，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但是這個場面令人動容。

陶希聖的目光掃過來，在一個人的臉上停留片刻，然後又轉到下一張臉。沈寧突然發現，外公的目光正越過他們的肩頭，「向後面望去，彷彿在繼續尋找什麼」。他頓時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尋找誰，她在尋找我們的媽媽，他的女兒。媽媽已經去世將近九年了，外公不會不曉得。可是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傳聞，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間會有奇蹟發生……」

年近90歲的陶希聖坐著輪椅從台北飛來大洋彼岸，想讓39年前十六鋪碼頭的那次等待夢想成真，但是，女兒還是爽約了。他知道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女兒了。

十個月後，1988年6月27日，陶希聖在台北病逝，享年90歲。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