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06日訊】中共對美國和世界的成功滲透，使得身處外交第一線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了如下一段感觸頗深的話：「現在發生的不是冷戰2.0。抵抗中共威脅的挑戰從某些方面來說更為困難。這是因為中共已經以蘇聯從未有過的方式與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社會交織在了一起。」
的確如此。例如，美蘇冷戰，美國的「蘇聯學」研究者中幾乎沒有為蘇聯說話的；但美國的「漢學」研究者中，卻有一個顯赫的「擁抱熊貓派」。因此，當筆者元旦讀到兩位法國漢學家對中共的精闢評論，頗覺難能可貴，故本文採擷其若干觀點，以饗讀者。
這兩位著名法國漢學家，一位是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研究的畢仰高（Lucien Bianco）先生，一位是幫助了許多流亡到法國的學運人士的侯芷明（Marie Holzman）女士。
我們先概略介紹一下背景。二戰之後的法國，刮著一股強勁的「共產主義信仰」風。雖然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使蘇聯破產了；然而，中國是神祕的，知識分子們又把似乎沒有斯大林和蘇聯那麼多罪行的毛澤東和中共視為榜樣。時任法國總統德斯坦都稱「毛澤東是世界的一座燈塔」。毛搞文化大革命，法國媒體都響應到了什麼程度呢？「你都很難相信，那時的法國報紙上發表文章駡法國總統可以，罵毛澤東絕對不行！」甚至，1968年法國還爆發了與文革暗中遙相呼應的「五月風暴」， 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只有毛死後，關於文革暴力和殘酷的報道大量出現，幻象才破滅了。不過，中共很快又搞「改革開放」，在中國民眾的勤勞和外資支持下，中國目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致使迷霧難散。
1954年，24歲的畢仰高第一次到訪中國，「那時候去中國的遊客很少，是周恩來接見我們，毛澤東還和我們每個人都握了手。我太激動了。」畢雖然受共產主義影響，但主張要保持知識分子的冷靜客觀立場。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了他思想的轉捩點。1974年再次訪華，他稱這次訪問是「瓶子裡的旅行」（官方處處設限，沒收其相機底片，搜查隨身行李，所有與其接觸的人員都經過特意安排），回國後隨即撰文批評文化大革命。作為法國漢學界的泰斗、「一位偉大的歷史學者」「畢生研究與思考的書」——《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比較》中文版2020年問世，這年，他90歲。
不像畢仰高只是匆匆訪問中國，不到20歲的侯芷明1970年代來到中國（之前在台灣待過一年），那時她對政治並不感興趣，可是經歷了文革的末期，1975年入讀北京大學，北京之春期間認識了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年輕人。
下面是筆者根據他倆人的著作、文章、採訪等等，整理出的他倆關於中共的十個觀點，見仁見智，敬請讀者自鑒。
一、「農民自己不會進行革命，也不會實現革命。只有少數年輕的農民會自發地、熱情地加入共產黨的旗幟下，更多的則是被革命根據地所實行的社會政策所吸引，甚至更多的農民只是簡單的服從命令。」
畢仰高素來同情中國農民，「我想研究最貧苦，最受壓制的人群」。專門研究二十世紀中國農民的歷史，證實了他最初的直覺：中國農民革命不是農民自發的，他們並沒有階級意識與參加革命的意圖。若不是被動員和組織，農民革命不可能指向封建地主階級。而對毛澤東而言，農民只是替代品，替代無意也無力幫助他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筆者白話：中共把農民騙慘了。）
他的作品《沒有政黨的農民：二十世紀中國的草根運動》（PeasantsWithouttheParty:Grass-RootsMovementsinTwentieth-CenturyChina），曾於2003年獲得亞洲研究協會之列文森圖書獎（JosephLevensonBookPrize）。回望年輕時曾相信毛是中國農民的救星而產生崇拜，他總是悔恨，想設法彌補。
二、「我並不相信所謂的『中國模式』」。
有學者問：從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人說這是「中國模式」的成就。在您看來，有沒有「中國模式」，中國是否可能走出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畢仰高如是回答。（國際社會有一些經濟學家否認「中國模式」。）
三、「中國共產黨已被證明有能力適應和改變，它可能能夠在一段時間使中國現代化，但我不相信它能讓中國變成真正的現代化民主國家。這不是能力問題，關鍵是中共不希望民主。我同樣也不信任中共會轉變成一個現代政黨。」
問：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可能帶領中國完成現代化轉型，建設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否有可能轉型為現代政黨？畢仰高如是回答。
四、「只要中共擁有絕對的權力，我認為中國未來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從長遠來看，沒有哪個政權會永遠存在，越來越多的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公民（比我關愛的農民還多）最終可能會厭倦獨裁統治，儘管後者使他們能夠增加收入。這似乎是一種瘋狂的信仰的行為，但是誰能在1980年代初或中期預測不到十年之內的蘇聯解體呢？同樣，誰在1976年或者1978年預言未來四十年中國將實現空前的經濟發展？我對（遙遠的未來的）政治的希望可能過高，我們不能排除當前政權被另一種可能更糟的獨裁政權取代的可能性。……我希望，中國能夠擁有一個更具榮光和對世界有益的未來，即一個強大、民主的中國，而不是習近平所宣稱的「中國夢」。這是我的希望，不是預言。」
問：您對中國未來有什麼期許？畢仰高如是說。
五、「1975年的時候，到了中國，我馬上發現，總有一天中國會實現民主。因為我發現中國民眾的基本要求和我們法國人的基本要求是完全一樣的。」
2009年元旦，侯芷明獲得法國總統頒發的最高國家榮譽獎——榮譽騎士勳章。當記者採訪，在被問及中共一直以中國特殊的國情和文化為理由拒絕實行民主，和遵守世界各國都遵循的人權原則時，侯芷明如是說。
六、「中國政府正在朝一個完全使用黑手黨手段的政府轉變，黑箱作業，無視自己的法律。」
2016年1月12日，至少有7名被祕密關押了近6個月的中國人權律師被中共起訴，所謂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就此，侯芷明如是評論。
七、不能忘記「六四」，也不能原諒共產黨。
2019年「八九民運」三十周年，侯芷明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和法廣採訪時，如是說：「規模那麼大的災難，我看沒有一個人能預料到。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災難！」關於中共是否能為「六四」平反一事，她認為平反不會有很大可能，「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覺得，我們不要向中國共產黨申請平反。『天安門母親』現在也是這麼說，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已經這麼說了。因為，有罪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老百姓。所以，中國老百姓現在應該感到驕傲，那時他們不顧一切地去維護那些沒有武器，無罪的公民，避免他們遭到坦克車的輾壓。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忘記，也不能原諒共產黨。」
八、「三十年前，它能做這個（六四），今年還能不能再做？需要做的話，它肯定會再做，這個中國老百姓也非常清楚。」
侯芷明接受採訪時如是說。她還說：「今年（2019）是（六四）三十周年，（紀念）活動比較多，法國人沒有忘記，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我感到驕傲，因為說明我們沒有完全失去記憶力，而且繼續關心『天安門大屠殺』的後果，也繼續思考這種災難的制度有沒有改變？」
九、「反對中國共產黨，我覺得比反對任何其他的制度難得多，真的是難得多。」
2020年，自由亞洲電台《觀點》欄目採訪侯芷明，問「六四」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的精英人群裡面，為什麼後來沒有出現類似哈維爾這樣改變中國命運的人物，
她如是說。她還說，「中國的共產黨比蘇聯的共產黨聰明（狡猾）多了，他們知道一個社會是怎麼控制。給一部分社會帶來一點幸福和一點享受的能力，然後讓另一部分的社會保持一種希望，我雖然很窮，我明天可能發財，所以我願意拚命工作。所以到現在沒有一個人找到合適的方式，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
十、「我沒有辦法原諒中國（中共）政府。……12月初開始有這個病，他們是1月24號才開始行動。就是說起碼有整個一個月，他們可以進行預防措施。現在英國有一個研究中心說，如果中國政府提前一個星期進行措施，我們可以避免45%的傳染，如果是兩個星期之前75%。如果是三個星期之前是95%。95%的傳染病會被控制了。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對人類的罪。」
2020年，自由亞洲電台《觀點》欄目採訪侯芷明，問及「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時，侯芷明如是說。她還談到：2002年的時候薩斯病的時候，有一個勇敢的蔣彥永醫生。第二年2004年，蔣彥永獲得有「亞洲諾貝爾獎」之譽的拉蒙．麥格塞塞獎，因為幫助我們避免一個全人類的災難。中共政府做了什麼？就把蔣彥永軟禁不允許他出國、不允許他得這個獎。更荒唐的是，2020年的2月份蔣彥永在哪兒？就是被軟禁，不許他跟媒體說話，這是非常說明問題。
以上兩位法國漢學家關於中共的十個觀點，見仁見智，請讀者自鑒。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