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04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David Flint撰文／姬承羲編譯）一個典型民主社會的運作，仰賴公眾的意見。而為了確保公眾的知情權，媒體的地位一直舉足輕重。
在這樣的民主社會中，媒體（至少負責的媒體）應當致力於多方探尋事實，向民眾提供全面的報導。正如《倫敦時報》（London Times）早在1851年承諾的：「新聞媒體的第一要務，就是針對實事，獲取最即時、最準確的資訊，然後在第一時間發布，讓這些資訊成為國家的公共財產。」
這一傳統的觀點，還衍生出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那就是，即使媒體有權保留自己的觀點，也必須讓讀者、聽眾和觀眾能夠分辨，什麼是事實，什麼是評論。
「允許自由評論；但事實真相，神聖不容混淆。」
然而，在過去的四年中，美國的主流媒體一齊上陣，針對關於唐納德·川普總統的一系列所謂事實，進行了大量宣傳。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對川普通俄的指控。最終，即使靠著非法的電子監控，和漫長、昂貴的「穆勒調查」，還是沒找到一丁點兒相關證據。但是，媒體既沒有就此道歉，也沒有更正他們的報導。
而其它的民主國家，又是如何報導的呢？
澳洲的情形也許是個典型。大多數駐美的澳洲記者，都追隨了美國主流媒體的報導方式，對真相顯得毫無興趣。可是，探索真相，恰恰是正統新聞學的精髓。
當然，澳洲版的《大紀元時報》是個例外。還有悉尼《每日電訊報》（The Sydney Daily Telegraph）的米蘭達·迪瓦恩（Miranda Devine），也非常突出。迪瓦恩一直與《紐約郵報》保持合作。
在大選前，《紐約郵報》就積極報導亨特·拜登的電腦事件。電腦中的電郵，牽出了拜登家族的醜聞，涉嫌向外國寡頭（包括中共）提供門路，供其直接影響美國核心政治。因為報導的內容，《紐約郵報》的推特帳號一度遭到封禁，他們的文章甚至被扣上了「俄羅斯假信息」的帽子。但是，隨著大選結果慢慢塵埃落定，一些美國的主流媒體也轉了風向，開始報導亨特·拜登被調查的消息。
而澳洲的媒體，它們的報導，只要一涉及美國總統大選中的欺詐指控，就會被貶為「毫無根據」的消息，或者冠上類似的輕蔑詞句。
相反的，針對總統的大量假新聞，卻從來無人質疑。這些報導毫無根據，尤其是所謂的通俄事件，以及後來假傳的、總統針對陣亡士兵所說的話——當時在場的人，誰都沒有聽過那些話。
事實是，目前已經有大量的宣誓證詞、專家分析、視頻和其它證據，能夠有力地支持一系列大選欺詐指控。川普團隊的大律師——林伍德（Lucian Lincoln 「Lin」 Wood Jr.）更表示，這樣的宣誓證詞，數以萬計。身為媒體，非但不報導這些事實，還冷嘲熱諷，這是對新聞媒體基本職業操守的褻瀆。
儘管大多數法官拒絕聆聽這些指控，但這絕不表示，這些起訴案缺乏證據。相反地，川普總統在任期內做出的許多決定，都會很快召來某些法官的聽證（儘管看起來都不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然後發布一道禁令來限制川普。
就連德州和其它17州聯手，提出的強有力的選舉訴訟，都被最高法院退回。也許，在未來某一天，這些大法官會看在人民的份上，解釋一下自己當時為什麼毫無興趣，對最嚴重的選舉舞弊案展開聽證。
有一份報告聲稱，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害怕，一旦受理欺詐指控，將引發大規模暴力。但這種說法已經被否認了。
與此同時，前加拿大的媒體業大亨、《旁觀者》（The Spectator）和澳大利亞費爾法克斯媒體（Fairfax）的所有人——康拉德·布萊克（Conrad Black）表示，就算美國的法律系統不願審理大選欺詐案，也沒什麼了不起的。經驗豐富的布萊克，自己也深受其累，他諷刺美國的法律系統已經「嚴重故障」，只知道審理一些「在其它任何嚴肅的司法體系中，都會被視為無聊的訴訟」，以此來榨取納稅人的錢。
且不論其真實原因是什麼，令人好奇的是，最高法院竟然對這起訴訟毫無興趣。該案，可能是多少年不遇的法律與憲政大案，令無數美國人憂心，更引來大量外國盟友的關注。如果連這樣的案件也不願審，那我們不禁要問，最高法院是用來做什麼的。
至於美國的新聞媒體，大多數都選擇了迴避大選欺詐的問題，他們無意探究選舉結果是否被竊取，更別提採取行動、進行調查了。但仍有例外。一位年輕卻經驗豐富的調查記者——《大紀元時報》（英文版）的約書亞·菲利普（Joshua Phillip），製作了紀錄片《2020美國大選調查——誰在盜竊美國？》（2020 Election Investigation: Who is Stealing America）。該紀錄片，可以說是針對大選欺詐問題，最完整、最有條理的調查報告。
歸根結底，本文的用意，絕非號召媒體，承認美國大選欺詐的指控。相反地，是為了呼籲媒體，重拾他們的判斷力，公正、負責、專業地報導這些指控。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大衛·弗林特（David Flint），是一位名譽法學教授。他曾擔任澳大利亞新聞理事會（Australian Press Council）和澳大利亞廣播管理局（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的主席。他也曾在澳大利亞的一次修憲公投中，為維護君主立憲制發揮了巨大作用。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