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13日訊】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啟了經濟成長的大門。馬爾薩斯憂慮的「貧窮的陷阱」徹底消失，同時也普遍掃除了赤貧現象，卻因此凸顯出貧富懸殊、所得分配不均等社會不公現象，被小說家描述成《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造就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起。十九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更吹響鬥爭資本家的號角，甚至演變成窮人翻身的流血革命。當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受到批判與撻伐，政府中央計畫的管制、干預市場，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的施行則蔚為風尚。

貧富懸殊持續深化

分配不均的問題直到二十世紀也並未消失，反而衍生出實質薪資倒退、房價高漲、人人崇尚金錢遊戲等現象，導致中產階級快速流向下層的M型社會出現。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標示的「百分之一高所得vs.百分之九十九低收入」（1% vs. 99%）則鮮明呈現出貧富懸殊兩極化，財富極度不平均的現象，吶喊著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不僅更嚴重，更是不分地域、不分國家社會的普遍現象。一連串社會現象引發產學界空前熱烈的關注，也興起一波「全球化」的尋找病因好對症下藥的熱潮，汗牛充棟的研究、書籍、會議熱鬧滾滾。2014年，法國經濟學者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則是其中最受矚目者，掀起全球的討論熱潮。

顧名思義，皮凱提承繼十九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認為資本家奪走了絕大部分的財富，因此資本主義是造成收入與財產持續分配不均的主因。他根據三百年的具體數據，發現：

除非有大規模戰爭和政府介入，資本的年報酬率大約是4%～5%，但經濟年成長率一般只有1.5%；

如果一直維持「資本的年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貧富差距將持續擴大，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因此，皮凱提建議政府應該針對富人「課徵80%重稅」，藉此消弭所得分配不均，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熱銷或可得知此一論點獲得廣泛認同。當時國際貨幣基金（IMF）曾建議中國和印度政府，透過加稅並提升基本工資的方式，創造貧富均霑的發展模式，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同時世界銀行資深總監更呼籲，各國政府要創造工作機會並改善勞工待遇，這些都顯示全球輿論傾向主張政府應出面強力干預市場，並以課重稅和強制加薪等政策解決問題。

政府干預有理嗎？

英國創新經濟學教授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2018年出版的《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繁體中文版於2020年12月出版），就是透過財富（或價值）的創造提出「政府干預」、「政府在創造價值上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生產力」、「政府課重稅」、「政府主導財富分配合情合理」等等的理論基礎。書中提出實體產物才具「價值」，「價格」則是由產物的價值決定，而非透過市場供需決定「價格」後反推事物的「價值」作為立論基礎。而在經濟思想史的發展演化中，則透過重農學派的「農業土地價值」說、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新古典學派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邊際生產力」學說，以及效益學派的「主觀價值」說，引導出「生產邊界」理念來釐清「價值創造者」（Maker）與「價值萃取者」（Taker）之間的差異。

綜觀當今高所得／富裕者，往往是「價值萃取者」或是「掠奪者」，而真正的「財富或價值創造者」卻沒得到應有的報酬。用白話來說，經由貨幣表示的市場價格，價值被少數人奪走了，所謂的「不勞而獲」或「高租（rent）」就是這樣。以當代經濟學的市場結構來說就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甚至是「獨占市場」，而「獨占租」或「剩餘」就因此落入少數人的口袋。當此一現象普遍存在於現代社會裡，貧富懸殊擴大與所得分配不均／極化就自然會出現。馬祖卡托教授呼籲大眾重新認識價值的創造，真實呈現「價值貢獻率」，以「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方式實現公平社會。

價值決定價格或價格決定價值？

瑪里亞娜．馬祖卡托在書中經由個案分析──從硅谷的Apple、Google等，到金融業，再到大型藥廠──呈現出一旦失去辨別價值創造與價值萃取的能力，等於是開了方便之門給特定人士，肆無忌憚地僭稱價值創造者之名，以行價值萃取之實，加劇社會、財富與所得的不平等。作者一再強調，要重新為價值的論辯注入生氣，將曾經占據經濟思潮中心的價值議題拾回。若價值取決於價格，只要一種經濟活動有成交價，就代表它創造出了價值，這樣一來，錢賺得多就代表價值創造得多，就會讓價值萃取的活動得以更輕易地偽裝成價值創造。在這樣的過程裡，租金（非勞動所得）就會跟獲利（勞動所得）混為一類──實體經濟中的投資就會因此減少，貧富差距則會持續擴大。如果我們無法區分價值創造與價值萃取，就無法「賞善罰惡」；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創造出更多更新的智慧型成長，乃至於更普及、更永續，那我們就需要對價值有更深入的理解。

對於瑪里亞娜．馬祖卡托的苦口婆心、用心良苦，雖然筆者深表認同，但畢竟價值是人的「主觀感覺」，恐怕不可能對於價值做出有共識的客觀衡量。這也讓我想起十九世紀古典經濟學家一直嘗試解決的著名價值悖論──「鑽石和水的矛盾：為什麼水對生命遠比鑽石更重要，但鑽石的價格相對於水卻是如此的昂貴？」卡爾．孟格爾（Carl Menger）最後以物品的價值是由它的「邊際效用」而非「總效用」所決定，來解開困惑古典經濟學家數百年的矛盾，但邊際效用不太可能客觀衡量，難以進行科學實證。

不過瑪里亞娜．馬祖卡托在本書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提到的「金融業如何萃取價值」、「實體經濟的金融化」，以及「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如何讓貧富差距擴大，應該才是當前最重大的課題。貨幣脫離交易媒介的正當角色、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浮濫、投機炒作、金融機構脫離「金融中介角色」成為賺錢獲利的金融產業，上述問題讓「五鬼搬運」變得更深更廣，而各國央行濫印鈔票的「大撒幣」做法，不但讓貨幣投機炒作的遊戲更為熾熱，人們也變得益加貪婪，失去誠信與道德。

金融詛咒已全球化

脫離正軌的金融業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持續創新之下，掌握的權力也逐日增加。曾任《時代》雜誌與《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的記者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便透過2016年出版的《大掠奪》（Makers and Takers）一書告訴我們，金融業掌握的權力大到不成比例──它代表著7%的經濟產值，卻只創造4%的工作需求，同時能拿走25%的企業獲利。今天，是金融家在對企業發號施令：金融市場不再是推動共享經濟繁榮的工具，而是金融家藉此創造個人財富的媒介。金融思維已在美國企業根深柢固，無論是規模最大或最有前景的企業，都開始運作得像一間銀行，只要挪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到更多錢，光是單純金融活動──交易、對沖買賣、稅負優化、銷售金融服務──就能產生將近五倍於二戰後時期的收入。至此，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這是一種經濟疾病，以「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來稱呼，意味著華爾街和它的思維趨勢不只滲透到金融業，更已滲透到各行各業。這種非常重視短期利益兼具高風險的做法，拉大了貧富差距，同時阻礙了經濟成長。

「金融化」現象如今已成為另一種「全球化」，英國作家尼可拉斯．謝森（Nicholas Shaxson）在2018年出版的《金融詛咒》（The Finance Curse: How Global Finance is Making Us All Poorer）更是直接用書名明確指出這一點：「金融化」不光是全球現象，「全球金融化」的結果更讓人們趨向貧窮──比起現象，這更像是一種「詛咒」。身處金融時代，無論企業主、金融顧問甚至是整體金融業者，都已經從為經濟體創造財富，轉為利用金融技巧從經濟體中提取財富。當金融體系不再是傳統上服務社會並創造財富的角色，轉而成為從經濟體中榨取財富時，金融業也因此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力──能夠影響法令規章的制定，甚至形塑整個社會以滿足自身需求──最終導致經濟成長放緩、貧富差距擴大、市場缺乏效率、公共服務受創、貪腐更為嚴重，相關經濟部門也逐漸被掏空。「金融詛咒」的結果，就是民主和社會整體受害。如今，世界上諸多國家都已深陷於「金融詛咒」之中而不自知，仍然為了創造龐大財富與虛無飄渺的國家競爭力而詛咒自身。

看來全球有識之士都已洞悉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嚴重分離，而且「財富萃取」與「財富掠奪」比比皆是。如何讓財富創造者能「各取所值」應是消弭貧富懸殊與所得分配不均的正道，而向瑪里亞娜．馬祖卡托的這部《萬物的價值》取經，不失為一條明路。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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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