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9月12日訊】1987年11月3日梁實秋先生在台北作古，海峽兩岸的朋友、學生紛紛作文悼念。此時人們似乎已忘記，梁先生當初在與魯迅的論戰中，曾被這位左翼聯盟的旗手指罵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中共建政伊始，「乏走狗」又升級為「反動文人」。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一段文字稱：「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一句話，就決定了梁先生將被打入「反動文人」之列。梁先生在大陸幾代讀書人心中的印象，除了「反動文人」之外，就是「乏走狗」。

大約在梁先生逝世前後，大陸有幾家出版社開始出版梁先生的散文集。這是改革開放引起的「溢出效應」，1949年以來破天荒第一次。由此人們才知道，作為「五四」以來一代散文聖手，梁先生辛勞筆耕整整一個甲子。梁先生的文字雋永、取材自由、亦莊亦諧、妙趣橫生。同時作為翻譯家，梁先生獨力完成莎士比亞全部劇作40冊加3卷詩集的翻譯，約占38年之久。作為學者，梁實秋還留下一部百餘萬字的《英國文學史》，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以及其他多種英漢詞典與教科書。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梁先生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評論家。梁先生的政治評論，既追求思想自由，有明確的憲政訴求，同時對CCP及其以掠奪為目標的公有制，有著清醒的認識。梁先生的政治評論眼光犀利，分析入木三分，即便在今天看，依然不失啟迪意義。

梁先生的政治評論，始於《新月》初創的年代。談梁先生的政治評論，須從《新月》開始。至今大陸仍有人將梁實秋歸入「新月派」，這CCP別有用心的訛傳。上世記50年代末，梁實秋有「憶《新月》」一文問世，其中談到：「我有時候也被人稱為『新月派』之一員，我覺得啼笑皆非。如果我永久的緘默，不加以辯駁，恐怕這段事實不會被人知道。這是我寫這段回憶的主要動機。……新月派這一頂帽子是自命左派的人所製造的，後來也就常被其他的人所使用。」

《新月》創刊於1927年，當年梁實秋與友人余上沅任教於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因避兵亂，學校無法上課，二人遂攜眷由下關搭船到上海。余上沅先後就讀於匹茨堡卡內基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戲劇系，後在南京主持戲劇專科學校約10年，中國人最早演出莎劇《威尼斯商人》，譯者是梁實秋，導演即余上沅。上沅先生晚年執教上海戲劇學院，文革中深受迫害而告終。早已定居台北躲過此大劫的梁實秋，曾寫下「悼念余上沅」一文。

《新月》的創辦，原出於胡適與徐志摩一時興之所至，既不為牟利也無所謂宗旨。這一年是志摩與陸小曼婚後的第二年，志摩在上海先後找了余上沅與梁實秋，又約了潘光旦、聞一多等好友，打算以潘光旦在馬浪路（今馬當路）的寓所為中心，辦一個刊物和一家書店。沈從文、葉公超、羅隆基、邵洵美等朋友也常聚會於此高談闊論。志摩意將刊物命名為「新月」，源自他在北平已成立「新月社」。這是一個以知識界人士為主的沙龍，「新月」二字套用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泰戈爾訪華時志摩任翻譯。《新月》創刊後，梁實秋關於人性文學的主要文章陸續發表，與魯迅的論爭也始於此。大陸有人將梁魯之爭與國共之爭聯繫在一起，認為「魯迅發表了著名的雜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痛斥梁實秋。這樣，魯、梁之爭，演化為共產黨、國民黨在文化戰線上一場轟動一時的鬥爭。」這是因為不明白梁實秋其實是一位自由主義文學家，從未信奉三民主義，也不依附大權在握的國民黨，對國民黨的批判指責同樣口無遮攔。1935年在《自由評論》創刊號上發表的「算舊帳與開新張」一文中，梁實秋開宗明義指出：「國民黨自執政以來，最使知識階級分子感覺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對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締干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於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之所為。」 將梁、魯之爭與國共之爭相提並論，即便從善意的角度理解，起碼也是無知。值得深思的是，1949年以後，「對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締干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於」國民黨100倍的CCP，卻依靠極權主義暴政，嚇得知識分子全體脆下，幾乎沒有人敢挺身指責了。

梁實秋的政治眼光與自由主義傾向，最早體現在《新月》第2卷第3號上發表的「論思想統一」一文中。文章正是針對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一元化政治觀，針對國民黨的思想禁固政策而發。這一年梁實秋26歲，文中公開亮出了他反對思想統一的理由：

思想是獨立的；隨著潮流搖旗吶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從的愚人。有思想只對自己的理智負責，換言之，就是只對真理負責；所以武力可以殺害，刑法可以懲罰，金錢可以誘惑，但是卻不能掠奪一個人的思想。別種自由可以被惡勢力所剝奪淨盡，惟有思想自由是永遠光芒萬丈的。一個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錢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發表他的思想，封書鋪，封報館，檢查信件，甚而至於加以『反動』的罪名，槍斃，殺頭，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無法可以撲滅，並且愈遭阻礙將來流傳的愈快愈遠。

這段文字至今讀來，依然光彩四射，令人心生敬意。「論思想統一」發表前後，羅隆基回國加盟《新月》，《新月》政治色彩也更趨濃厚。羅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知識界最早討論人權問題，也是羅隆基在此時提出。梁實秋、羅隆基、胡適曾有《新月》政治評論三劍客之稱。「一二九」運動後，梁實秋發表「我對於學生運動的感想」一文，明確要求國民黨當局廢除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憲政。

梁實秋與羅隆基、張東蓀等人創辦了《自由評論》週刊後，發表了「我為什麼不贊成共產黨」一文，明確表示自己「一向不贊成共產黨和共產黨主義」。文章從三點分析對共產極權頗具理性的見地，其中第二、第三點，至今對大陸遭受長期洗腦的臣民而言，仍不失醍醐灌頂的啟迪：

第二點，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的對於私有資產的仇視。我自己不是資本家，我也不依靠資本家維持生活，……但是對於私有資產這個制度，我仍是擁護的。我至今還以為私有資產制度不應廢止；……我們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產黨所採取的是報復手段，要造成恐懼，這是我所不能贊成的。第三點，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他們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們是要一黨專政的；在思想方面，他們也是要排斥異己，定於一尊。此種不容忍的態度，與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馳。

這是對CCP鞭辟入裡的觀察，不帶絲毫情緒化。梁實秋對私有資產制度的充分肯定，就連現今大陸許多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也應感到臉紅。到了1944年，介公領導的抗日戰爭，由戰略相持轉入反攻階段，中共趁機搶奪天下的野心也暴露無遺。梁實秋在《華聲》先後發表兩篇政治評論：「我對於中共問題的一個看法」與「公開答覆一封匿名信」，進一步顯示出他對憲政制度的追求，以及解決中共問題的大智慧。他在文中指出：

只有實施憲政，中共問題才能得到合理而徹底的解決。實施憲政之後，國民黨還政於民，國民黨退居普通政黨的地位，當然所有的中央軍隊一齊都是國家的軍隊了。到那時候共產黨沒理由再繼續保持「陝甘寧邊區」和他的特殊的軍隊。一切是民主，一切是聽人民的意思，任何黨只能爭取民眾做他的後盾，任何黨不需要武力來支持。如果有任何一黨仍然擁有武力割據地方，那便是叛國行為……

憲政制度是人類政治智慧最光輝的結晶，可惜在蔣經國先生之前，國民黨高層缺乏這樣的真知灼見，加上接踵而來的蘇共強勢滲透與對中共的支助，以及華府盲目的綏靖政策，最終導至國民黨敗退台灣，大陸完全陷於黑暗。梁先生是一位清醒的自由主義者，在自由的「多少問題」與「有無問題」之間，比其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包括張東蓀、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在內）看得更透徹。兩害相權取其輕，這也是他在1949年忍痛離棄大陸，選擇台灣定居的原因。比起同時代大批知識精英的觀望與等待，最終慘死暴政之下，顯得何等睿智？

值得慶幸的是，就在1987年梁先生仙逝前的20餘天，台灣的思想自由終於實現，不同聲音終於解禁，台灣的政治制衡結構也終於形成——曾經遭梁先生抨擊的一黨獨裁製度，從此在中華民國告終。

上世記80—90年代，大陸出版的各種梁實秋文集，全限於散文小品，絕無政治評論方面的片言隻語。原因很簡單：梁實秋的政治評論，說出的是真理，擊中的是CCP要害。早在1935年，梁實秋即憂心忡忡指出：「這十年來國內研究經濟的學者們，有誰可能堂堂正正地發表過反對共產的論著？共產問題在中國是這樣嚴重的大問題，而學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著這一個最迫切的問題，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見。」80餘年過去了，早已奪得天下的CCP，其極權與反人類惡行更是變本加厲。大陸不必說了——知識界的話語權早被剝奪。為什麼台灣知識界面對CCP咄咄逼人的氣勢，依然如此麻木？為什麼面對CCP將「一國兩制」的陰謀，企圖由香港推向台灣的時候，依然聽任少數人處兜售所謂「九二共識」，不斷幫助CCP向自由台灣施壓？

「共產問題在中國」的解決，在CCP病毒肆虐全球、香港自由民眾遭極權暴政壓迫，及CCP已陷入全世界民眾唾罵的今天來看，僅是一個時間問題。此時重溫梁實秋先生當年的政治評論，是否正當其時？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