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8月29日訊】繼2013年出版的《資本的世界歷史：財富哪裡來？經濟成長、貨幣與危機的歷史》（Der Sieg des Kapitals）三年之後，德國財經記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接續出版這本《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我們可以從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學到什麼？》。前一本書探索財富和經濟成長這個很根本、很重要的大課題，發現「資本」是很關鍵的因素，而資本和貨幣之間關係密切，在長期發展演變過程中，不但金融危機不斷出現，失業問題成為棘手課題，而貧富懸殊且愈來愈嚴重。為什麼會這樣？問題何在？有何靈丹妙藥？資本主義會走向滅亡嗎？經過三年的研究思索後，赫爾曼在這本新書中提出了答案。
當今經濟學家無用乎？
本書開宗明義就舉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肆虐之際，提出「怎麼可能沒有人預見這場危機？」這個疑問，而英國經濟學家回覆一封長達三頁的信表示：「陛下，簡單來說，許多聰明人士的集體想像力在這裡出了狀況。」證明當今經濟學家無法提出更好的理論。作者再以德國總理梅克爾雖然獲得經濟學家的諸多建議，但這些建議卻派不上用場。2014年夏，梅克爾受邀參加一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聚會，在會上客氣卻堅定地指責他們荒謬地認為自己絕對沒有錯，她認為身為經濟學家，應該「在不確實了解時，坦白說明錯誤率或不明確之處」，這凸顯了經濟學家的夜郎自大和不真誠。
作者進一步指出，經濟學家們並非在象牙塔中遠離人群，不會造成任何災難，而是經濟學家擔任最高階政策顧問，也是各種專家小組的成員，「經濟學家的錯誤，代價不僅高達數十億歐元，甚至是人命。」作者又說，如今連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認為他們的學科不再是一門理性的科學，而是橫遭拆解，變成近乎傳播宗教信條的教派，而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保羅．羅默（Paul Romer）就曾表示：「經濟學不再以一門科學專業該有的方式運作，這個問題似乎變得更嚴峻了。」羅默譴責同行：「彷彿參加一場宗教間的聚會」，純粹只是「誦念教義」，期待別人「肅穆聆聽」。
本書所譴責的主流經濟學家及其學派，也就是「主要以數學模型為基礎，所謂的『新古典學派』」，此學派主導經濟學教科書市場，確保自己不受任何批判：只要在前學期深深影響學生，就不愁沒有追隨者，就能在理論戰場上大獲全勝。作者指出，「主流經濟學死守教條的一項作法，就是斷然模視本行的重要理論家。」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卡爾．馬克思（Karl Max, 1818-1883）和約翰．梅爾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這三位理論家被忽視，其學說在大學中鮮少探討，遭到曲解，甚至完全不教是最嚴重的。
赫爾曼強調，其實創建、革新經濟學的，正是這三位理論家，只有他們三人才重新為經濟學列定座標，沒有他們，便不會有現代經濟學理論。赫爾曼指出，主流新古典學派所建構的模型，彷彿工業化進程從未發生過，經濟純粹由物物交易構成，對於生活在一個發展已經成熟，大集團主控，而銀行「無中生有」創造貨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究竟意味著什麼？現代主流經濟學家大多一無所知，難怪每當金融危機出現，這些經濟學家總是目瞪口呆又無能為力。
重新重視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
到底主流經濟學家錯在哪裡？赫爾曼認為，必須先認識主流經濟學以外的其他理論，也就是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等人的思想。她說這三人一如其他理論家，都是時代的產物，他們的某些想法縱然已經被歷史發展反駁，但他們不同於今日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根本問題，並且審視真實世界，直到今日，他們的分析依然歷久彌新，就連他們的錯誤也比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更能呈現資本主義的樣貎及其動態演變。資本主義是一種總體制度，它不只是深入經濟，更滲透到所有的生活領域，而在認識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這三位最睿智的資本主義理論家之後，我們才能深度體驗「資本主義」的冒險旅程。
基於這樣的認知，赫爾曼於是身體力行，將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這三位各引領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名家，以九章的篇幅寫成本書。前二章介紹亞當．史密斯和其1776年的經典名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文譯名較為人熟知的是「國富論」，但此譯名易被導向「經濟國家主義」，與史密斯的本意正好相反，而嚴復最先的譯名「原富」較合適）；第三和第四章則簡述馬克思的生平及其1867年的名著《資本論》、第五章插入赫爾曼所認知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第六和第七章分別介紹凱因斯的多采多姿生平以及其1936年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簡稱「通論」或「一般理論」）；第八章陳述作者認為的今天主流觀點，主要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第九章以「我們可以從史密斯、馬克思與凱因斯學到什麼？」作結論。
這本德文原版書出版後，在德國得到不少專家名嘴，以及媒體的好評。譯筆流暢的中文版想必也會受華語世界讀者的青睞，為使讀者獲取有益的知識，個人對書中提及的幾個重要的觀念，提出個人的三點認識供讀者比較參考。
數理化、模型化主流經濟學的演化
首先，作者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在數理化、模型化以至於與現實社會脫節上，早已不是新鮮事。早在1949年，奧國學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他的巨著《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235頁裡，有這麼一句話：「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轉眼70年過去，如今重讀這句話，不但不覺得失效，反而更凸顯其真確性。正如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1907-1995）所言：「這幾十年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屬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確是愈來愈多，但在這門學科的認識上，始終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基礎。說得具體一點，也即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始終欠缺基本的正確認識。」
經濟學在亞當．史密斯和《原富》的開創下，古典經濟學派於焉誕生，先歷經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4）、馬爾薩斯（T. Malths, 1766-1834），以及密爾（J.S. Mill, 1806-1873）等幾位名家的發揚光大，繼而在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的手上演化為「新古典學派」。由於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提出了供需圖形、均衡、長短期、效用等分析工具和觀念，讓經濟學的教學講授更為方便，而經濟學這門學問也就粲然大備了。
1930年代，經濟學有了重大變革。主要因為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引發迄今世人還聞風喪膽的「全球經濟大恐慌」，一時經濟蕭條、失業者遍布，直到凱因斯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問世，才提出「創造有效需求」的解藥。從此，政府能以總體經濟政策對整體經濟體系作「精密調節」的干預，就普遍被接受，也開啟了「總體經濟學」的大門。而「國民所得和會計帳」在1940年代被有「國民所得之父」尊稱的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 Kuznets, 1901-1985），以及有「國民會計之父」之稱、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李察．史東（Richard Stone, 1913-1991）發展成形，更成為政府能以政策促進「物質性」國民所得（GDP）成長的依據，也助長凱因斯理論的普及。如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的財經消息報導，幾乎都是總體經濟的範疇；而經濟學也的確在總體經濟學誕生之後，才成為顯學。
亞當．史密斯的《原富》雖是好書，但講授不易。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經濟學教科書是在1948年面世的，就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的《經濟學》（Economics）。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這本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齊備。一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的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而學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連結時勢的入門教科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搭配撰文，讓學習者更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薩繆爾遜撰寫的基本經濟學教本轟動全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經濟學在不久之後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也就是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讓數理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透過此一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經濟學數理化已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相應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讓「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評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怪不得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 J. Stigler, 1911-1991）早在1964年第77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上，以會長身分演說時興奮地說道：「數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砲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比起數量化愈來愈強大的勢力及牽連之廣，所謂的李嘉圖、傑逢斯（W.S.Jevons, 1835-1882）或凱因斯的理論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了。不！我們已經一腳踏入門內了。」史蒂格勒在演說辭的文末還篤定表示，經濟學家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隨後，歷史的發展可說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預期。在1970年代末期「停滯膨脹」（stagflation）來臨之前，經濟學的發展的確達到頂峰。在此黃金時代，甚至有「從此經濟學家和政府（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經濟體系維持繁榮，不景氣將永不再來」的豪語出現。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在1969年首次頒發，得主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家」；隔年第二屆得主公布，又由薩繆爾遜這位「數理經濟名家」獲得。這就更印證：經濟學成為顯學，是因具備了「實證經濟學」的特色。而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就可能會有所進展。」
當然，讓政府扮演經濟舞臺要角的總體經濟學，加上數量方法日新月異促使實證經濟學發揮重大影響，是經濟學能夠取得如日中天般地位的重大要因。在政府扮演干預經濟主角這件大事上，庇古（A.C. Pigou，1877-1959）的貢獻，就不能略而不提。他在1920年出版《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以及「市場失靈」因而產生，必須由政府出面校正來達到福利最大的論述，也對政府干預政策和數理分析、實證技巧的重要性提供了更大、更有力的基礎。當「賽局理論」興起，數理化又更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趨勢看似沛然莫之能禦，不過，一直以來，反省的聲音還是不時出現，屢見不鮮。
由上文簡要分析，可知當今主流經濟學係由史密斯的古典經濟學演進而來，在數理工具輔助下由不同的經濟名家接棒改進而來，而史密斯和凱因斯兩位大師的理念最具分量，尤其凱因斯的總體經濟學更是當今的主流，所以說主流新古典經濟學派忽視史密斯和凱因斯，那是大大地誤解了。至於說當今教科書上的分析工具和模型，雖然不是真實世界，但以完全競爭市場導出的簡單供需模型，來解析實際社會的諸多問題，卻是威力強大，尤其對政府的物價管制及干預市場政策更可證明其錯誤並有「愛之適足以害之」不幸後果。
其次，關於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三位大師的思想和著作被忽視的問題。其實，這三位大師雖然都已作古，但對當今世人而言，仍然如雷貫耳，尤其史密斯和馬克思，不只名聞經濟學界，對其他各領域人士也是一樣，凱因斯則有「經濟學界的愛因斯坦」、「資本主義的救星」、「戰後繁榮之父」、「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美稱。三人的代表作《原富》、《資本論》、《一般理論》被列為「經典」。正如哈利．強森（H. G. Johnson）所言：「大凡被稱為經典名著，就是每一個人都聽過，卻沒人真正看過的書。」「現代人」真的對這三本書名琅琅上口，卻很少有人真正讀過。
馬克思理論
馬克思的《資本論》連恩格斯都認為艱澀難讀，遑論一般人！奇怪的是，該書卻暢銷全球，自十九世紀迄今，該書仍一直在各個社會流傳。而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是要打擊資本主義並取代之。由於工業革命讓全球生產、所得、財富暴增，人類雖跳出貧窮陷阱，卻又出現「貧富不均」，因此資本家被認為剝削勞工，勞工不但領低薪還在不良的工作環境中煎熬，而且童工更是到處都是，大文豪們將這些情況擴大渲染，於是「悲慘世界」的景象深印人心。馬克思以《資本論》吹起鬥爭資本家的號角，甚至演變成窮人翻身的流血「革命」。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受到指責、撻伐，政府中央計畫，集權獨裁、保護主義、管制和干預市場成為主流。
到了二十和二十一世紀，同樣的故事再度重演，金融風暴、金錢遊戲、房地產炒作、中產階級消失、M型社會等鮮活貧富懸殊兩極化事實，興起一波波全球化的尋找病因好對症下藥熱潮。2014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全球暢銷書可說為此作了總結。
那是法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作品，他被稱為「馬克思還魂」，其著作更明說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意即「資本論的新世紀版本」。該書認為資本主義是造成收入與財產持續分配不均的主因，皮凱提根據三百年的具體數據，提出兩大論點：一、除非有大規模戰爭和政府的介入，資本的年報酬率約4％至5％，而經濟成長率僅1.5％左右；二、如果「資本的年報酬率一直大於經濟成長率」，貧富差距將繼續擴大，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於是，皮凱提建議政府應對富人「課80％重稅」，以消弭所得分配的不均。
這本書的暢銷顯示其論點獲得認同，而國際貨幣基金（IMF）建議，中國和印度要加稅與提升基本工資，以便創造貧富均霑的發展模式，遏止貧富差距的擴大，世界銀行資深總監也呼籲，各國政府要創造工作機會並改善勞工待遇，都顯示了全球輿論傾向主張政府出面強力干預市場，以課重稅和強制加薪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事實上，自十九世紀以來，這些說法與作法一直存在，就是指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譴責自由市場，期待大有為的政府馴服可惡的資本家、大企業，並以重稅方式懲罰可惡的剝削者，終而達成公平正義的社會。
這些說法與作法都高舉「公平正義」的大纛，以抗爭方式要求政府大力保護弱勢者，結果勞資對立、階級對立、世代對立等爭議愈演愈烈，使社會永無寧日，爭爭鬥鬥幾近「人人為近敵」。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早已說過「走向奴役之路」，這些將政府「神化」（具無所不能神力），認為人間「對立、衝突」是常態的主張是社會主義左派的思維，其實骨子裡是道道地地的共產主義。即使共產極權社會已證明是「生靈塗炭」，而社會主義、社會福利制度也被證明是「包著糖衣的毒藥」，為何依然被世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崇奉呢？原來它們被認為是一種學說（思想）、一種主張、一種信仰，畢竟「主義」被詮釋為「思想」、「信仰」、「力量」，不至於有致命的危險。不過，實情並非如此。
當今這些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的各種學說，都充斥共產主義基因，不只是「包著糖衣的毒藥」，其本質是一個「邪靈」（〈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它由「恨」及低層宇宙中的敗物所構成，仇恨而且想毀滅人類。它不以殺死人的肉身為滿足，還要讓人的道德敗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使生命真正的死亡。「共產邪靈」就是要使全人類都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並走向毀滅。從它出現迄今一百年已造成上億人的死亡，如今更隱匿在社會主義之下，由共產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荼毒全人類，刻正處於毀滅的懸崖，除非世人能趕緊覺醒，剷除邪靈，否則人類將面臨滅亡的危機。
凱因斯理論所向批靡
凱因斯的《一般理論》一問世，立即風靡全球，尤其在美國更是掀起狂潮，學術圈爭先恐後的閱讀研究，產生了不少博士論文和經濟博士，掀起凱因斯革命，而凱因斯學派也出現。雖然海耶克曾對凱因斯提出強烈批評，而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 1912-2006）更有「凱因斯革命的反革命」，而1970年代「停滯膨脹」的出現也讓凱因斯理論受到打擊，但凱因斯理念不僅沒消失，反而在二十一新世紀持續放光彩，由2008年諾貝爾經學獎得主克魯曼（P.Krugman）有「凱因斯還魂，比凱因斯更凱因斯」的稱號，可知凱因斯從未沒被遺忘，其理論還是被普遍認可並得到運用。
凱因斯寫作《一般理論》，是為了探索經濟蕭條的成因及解決之道。他認為當時世界經濟之所以蕭條、失業之所以眾多，基本上是由於社會中總合需要的不足；而所謂總合需要之不足，則由工人於充分就業時按當時之工資率所可收到的工資總額來決定，若總合需要不如工資總額多，就是總合需要的不足。這將使社會可能製成的產量不能全部銷售，結果會引起經濟衰退，以至蕭條。這時唯有由政府採取通貨膨脹政策，才能將這種逆勢扭轉過來。
海耶克卻不以為然，他認為眾多失業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勞動（以及其他生產要素）在各業（及各地）之間的分配與對其產品之需要的分配間不能協調。這種不能相互協調的現象，是因「相對」價格與工資之體系受到扭曲所引起的。只有將它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加以調整，才能改正。也就是說，在各經濟部門中，所有價格與工資都須遵照由供給與需要相等的原則來決定。換言之，失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各種在自由市場與穩定貨幣下，所自行產生的均衡價格與工資發生偏差。而這種偏差無法以通貨膨脹來改正，相反地，運用通貨膨脹只會使失業更為增多。
為何我們不能運用通貨膨脹來使失業減少呢？原因有二：第一、為了達成這種目的，通貨膨脹必須經常迅速進行；通貨膨脹一旦加速推行，最後必然會到達一種程度，使價格經濟制度無法有秩序地運作下去。第二、最重要的，在長期間這種膨脹使失業不得不大量增加，以致超過了通貨膨脹原來所欲消除的數量。一般的論調是，通貨膨脹只是將社會生產數量重新分配，而失業則會減少社會生產的數量，所以害處較輕。海耶克認為這種論調是錯誤的，因為失業增加是通貨膨脹所造成的。
通貨膨脹讓有些工作暫時具有吸引力。當通貨膨脹停止時，或甚至當其進行的速度降低時，這些吸引力就會消失。這是因為通貨膨脹會發生兩種變動：第一、貨幣數量在各生產部門與各生產階段之間的分配變動了；第二、物價將會再上漲的預期形成了。
一般對貨幣之充分就業政策表示支持的人，通常認為只要總合需要能增加一次，就足以在相當期間保持充分就業。此一論據卻忽視了這種政策帶動在各產業間的分配所發生的影響，也忽視了其對於各種工會之工資政策所發生的影響。
只要政府不管工會要求多少工資，都一律負起維持充分就業的責任，工會自然沒有理由考慮它們這種工資要求會對失業發生任何影響。在這種情形之下，每次工資的增加如果超過勞動生產力的增加，那麼就必須增加總合需要，不然就會引起失業。這種新增的貨幣供給，一定會引起對各種貨物與勞務之需要的相對數量的變動。這些相對需要數量上所引發的變動，一定會進而引起相對價格的變動，最後自然會引起生產方向與生產要素（包括勞動）之配置上的變動。
海耶克認為通貨膨脹進行愈久，則依賴通貨膨脹之繼續才能找到工作的人就愈多，這些人甚至還依賴這種通貨膨脹能加速地繼續下去。這不是因為他們如無通貨膨脹就找不到工作，而是因為他們已暫時被通貨膨脹所吸引，而參加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現在這些工作卻在通貨膨脹緩和或停止以後而又告消失了。
當時海耶克的這種論斷固然沒有人聽信，在第二次大戰後世界經濟正值25年史無前例的大繁榮的期間，他仍不斷地提醒世人這種依賴通貨膨脹所形成的繁榮無法持久；為防止經濟蕭條之來臨，就須趁經濟正旺盛時立即採取行動，停止通貨膨脹，但當時無人相信他的看法。結果是，1970年代通貨膨脹與失業同時併發的病魔終於來臨，產生了可怕而難解的「停滯膨脹」。
事實上，海耶克曾經懷疑凱因斯是否真的會同意以他的名義，提出這種通貨膨脹政策。凱因斯早在1919年就告訴我們：「要摧毀社會存在的基礎，沒有一種方法比傷害其通貨更巧妙、更有效的了。在這過程中，經濟法則所蘊藏的所有力量就被運用於破壞上，其進行的情形是一百萬人中不會有一人能覺察。」
凱因斯還指出，列寧曾提出這樣的論調：「摧毀資本主義制度最好的方法是破壞它的通貨。」
凱因斯對於通貨膨脹之為患既有如此深切體認，又怎能提出以通貨膨脹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
1984年海耶克曾說：「在這一緊急的時期，我曾密切注意這種發展，有時也曾與凱因斯討論一些重大問題。在許多方面，我對他都是很敬仰的，我一直就認為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無疑的，他是他所處的時代中最有力量的思想家與宣導者之一。但是，聽起來也許矛盾，他實在不是一位受過高度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他甚至也未曾關懷經濟學之成為一種科學的發展。到最後，他甚至並不考慮要使經濟成為一種科學，而只是想利用他的卓越才能，對於一些他的靈感為當時切需的政策，提出一些理論上的根據，以使大眾信服。」
凱因斯從不承認，為了增加貨幣需要以促進就業永久的增加，就必須以不斷增加的通貨膨脹來予以支持。但後來他徹底體察到，對貨幣需要的不斷增加，最後必然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危機。到了晚年，他對這問題之發生甚為憂慮。然而，並非活著的凱因斯，而是他的理論，繼續享有影響力，而且決定了之後事態的發展。
海耶克曾以其經驗加以證明。當他在1946年最後一次與凱因斯討論這些問題時，凱因斯對於一些與他最接近的同仁不斷極力主張信用擴張感到驚慌。凱因斯甚至誠摯地對海耶克保證，當那些他為1930年代通貨緊縮所設計的理論有了危險的影響，他將會立即挺身而出，設法改變輿論，使之步上正確的方向。不幸的是，三個月以後他就逝世了。即使凱因斯真能公開承認他的理論有問題，然後回收，各國政府還是會繼續使用，因為它與權力密切結合，實在是太好用了，這可以從二十一世紀OE（量化寬鬆或貨幣數量寬鬆）政策到處氾濫得到證明。
海耶克與凱因斯對1930年代大恐慌南轅北轍的看法，牽扯到彼此對貨幣理論的差異，在1930、1940年代中，凱因斯與海耶克是最受矚目的貨幣理論家，但他們的主張往往呈正對角的相反。譬如：關於不景氣的原因，根據凱因斯說法是由於儲蓄過多，投資對資金的需求不足而將其充分吸收利用的緣故。但根據海耶克說法，則是由於儲蓄所提供的資金不足，以致企業家計畫中的投資都必須縮短其生產時間，提前使產品上市，結果一方面是投資總額減少，另一方面是快速生產的商品在市場上擁塞難銷。
提到儲蓄對社會的效果，凱因斯認為它對社會毫無功效，只會將商品的需求減低，使它們難以出售，而它表面上提供的可投資的資金（Investible Funds）則會落空；因為儲蓄的增加，必然使商品的銷售減少，因此售貨商人本身的儲蓄必將減少。總結起來，整個社會的儲蓄，未必因一部分人儲蓄意願的增加而增加。凱因斯還利用國民所得會計來辯論：由於國民所得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而消費又依定義等於所得減儲蓄，以其代入國民所得之公式，則可獲得「儲蓄與投資必然相等」此驚人的結論。這段詭辯震驚了舉世經濟學者，難道我們真的能不必費吹灰之力，不經由儲蓄就有了巨額資本，使國家富強起來嗎？若是正確的話，世界上就不再有貧窮的國家了。但為何非洲及拉丁美洲、甚至亞洲的貧窮國家，卻愈來愈窮呢？
這個啞謎，讓世人絞盡腦汁才得以識破。根據羅柏森（D. H. Robertson, 1890-1963）精心的研究，凱因斯所引用的國民所得會計原理，即「國內生產毛額（GDP）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此一公式，只適用於同一時段中的統計數字。而吾人日常所謂以儲蓄資金融通投資的行為，是指以前一時段中的儲蓄（即上一時段中的所得減去該一時段中預定的消費支出），來融通本時段的投資支出。在考慮這種投資的融通行為時，凱因斯所使用的國民會計公式中的儲蓄，就毫無意義了。但因為凱因斯揪出了這個無實際意義的儲蓄，竟使得經濟學人困惑了好幾十年，使人將一向被視為一種社會美德的「節約儲蓄」，轉而被視為招致失業與不景氣的自私自利的行為。
其實這是因為他將儲蓄與投資定義為同時的數量，而忽略了實際的動態經濟中，它們在時間上先後順序關係；只有將時間的差別及順序排入，我們才能看出它們的成長與伸縮。由凱因斯的名言「在長期，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可知他只重視短期，亦即「人只活在當下」。事實上在1937年，也就是他的《一般理論》出版後不到一年，凱因斯就已覺悟到，儲蓄與投資的正確處理必須有時間順序。
凱因斯在與瑞典經濟學者歐林（B. Ohlin, 1899-1979，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辯論時，他就已經了解到，當一個投資計畫到資金市場去尋找融通，這個投資計畫通常尚未開始執行，而它籌措的資金則必須是已經到手的，即已經完成的儲蓄；至於他自己所倡導的所謂「一切投資都會自動的因為『乘數原理』（Multiplier Principle）產生與其等量的儲蓄」之驚人理論，那只是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在籌備資金的當時是借不到手的。因此，當上一期已經完成的儲蓄不足以融通這一期的投資需求時，其差額除了讓利率的上升來消除之外，就只有靠國外資金的流入及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儲蓄者所提供的舊有貨幣了。
這種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就是羅柏森教授依傳統的經濟學所說的銀行界一種「竊盜行為」（Act of Burglary）。因為銀行的正規職務是「仲介行為」（Act of Mediation），亦即將他人委託存放在銀行的貨幣轉貸他人。如果銀行將此正當行為棄而不顧，而以擅自私造的新貨幣，來代替公眾委託存放在它那裡的貨幣轉貸出去，其結果是這些新製的貨幣必然將與舊有的貨幣相競爭，而奪取其未來可能購得一部分的商品。
這就是傳統經濟學所指責的銀行「竊盜行為」或「五鬼搬運法」，但凱因斯學派的信徒卻矢口否認這種「竊盜行為」。在他們看來，貨幣只是一種流動性較高的資產，當別人持有的貨幣增加時，無論如何增加對我都無損害；同樣的，我所持有的貨幣增加，無論如何增加，對別人也無妨礙。所以，銀行增發貨幣就會被視為增加全社會的「流動性」的好事，而不再是「竊盜行為」了。於是，在凱因斯學派盛行之後，通貨膨脹的風氣瀰漫全球。尤其在政治道德較差的開發中國家，其當權者都利用銀行信用膨脹貸款給私人親友，以收「五鬼搬運」之實效，而致使財富集中，所得重分配日益不平，老百姓痛苦於通貨膨脹。若追究其學說之正謬，我們能說這是海耶克和羅柏森這些保守派的錯誤嗎？
還有凱因斯學派的金融理論，既然認為不管銀行吸收與否，儲蓄自會與投資相等，因此不著重金融機構應多方努力吸收及鼓勵民間儲蓄的職責；相反的，儲蓄卻被視為自私行為，消費也受到獎勵。
海耶克的嫡傳弟子、已故的台灣中研院蔣碩傑院士，在1940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大二暑假時，到威爾斯（Wales）逃避轟炸時讀了《一般理論》。起先他對書中低利率、創造需求以刺激景氣的新穎看法，覺得很有興趣且相當認同，因此對凱因斯相當仰慕。當蔣碩傑回到學校上課時，又聽了許多關於凱因斯理論的課，因而一度對海耶克的主張產生懷疑，但在那段等待返回研究生的打工生涯，貨幣貶值造成財產縮水，銀行利用匯兌換利，卻不提這種危機，這讓他有所感觸，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反而認為凱因斯理論很有問題。
一九四一年，蔣碩傑完成大學學業，因戰事影響無法回國，必須找工作籌措財源。他到利物浦的中國領事館打工，當一名小小的主 事，其中一項工作是幫離家在外的船員翻譯，負責為中國船員寫文件，解決困難。他的工作包括協助船員將薪水兌換成在戰亂時代比較強勢的貨幣。當時的船員根據一些老船員的經驗之談，普遍認為在第一次大戰時，英鎊貶值很多，但 中國未參戰，又走銀本位制度，加上戰後美國為救經濟不景氣，收購白銀，致白銀大 漲，因而中國貨幣也大為值錢。
這個經驗讓老船員有著「歐洲國家的貨幣靠不住」的根深柢固觀念，認為應兌換 成中國貨幣才行。二次大戰期間，這種觀念也使其他船員認為中國貨幣會升值，英鎊 會貶值。一九三五年起，中國發行新貨幣「法幣」，船員相信法幣會像一次大戰時的中國貨幣一樣強勢，多要求船公司改發中國貨幣，但船公司只管發英鎊，拒絕幫船員換錢。船員乃向中國領事館求助，希望至少換成中國當時通用的法幣。
其實，二次大戰的情況已與一次大戰時大不相同。國民政府發行國家信用法定貨 幣，使貨幣和貴金屬脫鉤，結束長達近百年的銀本位幣制。蔣碩傑以其專業判斷，發現在戰爭期間，中國法幣因過度發行，已經快速貶值，將英鎊換成法幣一定吃虧，很 替船員覺得不值。但船員們堅持要兌換，蔣碩傑只好將這項請求轉告給倫敦大使館，由大使館委託倫敦中國銀行協助船員換錢。中國銀行馬上派人來辦理，結果生意大好，中國銀行一天中就收兌一萬多英鎊的工資，當晚開心辦慶功宴，但蔣碩傑看在眼裡，覺得十分痛心，不忍心吃那頓飯。
不久後，蔣碩傑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船員，船員表達希望蔣碩傑將他僅有的遺產，想辦法送回他家裡。蔣碩傑感嘆：「這時你的錢已經不值錢了！」英鎊的貶值不如法 幣貶值快，船員們將英鎊換成法幣是太不划算的做法。
這件事衝擊蔣碩傑極大，他認為收購這些船員的英鎊，兌換為法幣是件極不道德 的事情，把值錢的貨幣換成很快就要貶值的貨幣，是不道德的行為！他當時希望未來有機會寫文章批評這種偷竊行為，而凱因斯正是建議法國財長狂發貨幣讓其貶值來還戰費的人，當然是蔣碩傑要大力批評的了！一九八二年「蔣(碩傑)王(作榮)論戰」時，蔣碩傑終於將五鬼搬運法」這個詞在通俗文章中寫了出來，之後就被人們琅琅上口。
蔣碩傑認為凱因斯是聰明人，總是為了支持辯護他心中的某種政策上的信念而創造出一套理論。《一般理論》即是為了替擴大多少支出以挽救經濟衰退的政策撐腰而產生的；為了籌措戰費，凱因斯又立刻創造出另一套理論，即「如何籌措戰爭經費」中提出的「強制儲蓄」的辦法。在《一般理論》中，凱因斯將儲蓄斥為有害無益的自私行為，但在後者中又將儲蓄視為愛國有益的行為。蔣碩傑對此感慨地說，聰明人往往可翻雲覆雨地變來變去，但其信徒就只知固執一端！蔣先生甚至公開指出凱因斯充斥著「野狐禪」（妖魔鬼怪）的氣息，對凱因斯理論應時時充滿戒心。
至於史密斯的《原富》，其文筆流暢易讀，出版後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首版標誌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在十八世紀以前，《原富》出了九個英文版本。人們以「一鳴驚人」來形容《原富》的出版，並一致公認亞當．史密斯是新學科──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他因而聲名顯赫，被譽為「知識淵博的蘇格蘭才子」。
據說，當時英國政府許多要人都以當「史密斯的弟子」為榮。國會進行辯論或討論法律草案時，議員常常徵引《原富》的文句，而且一經引證，反對者大都不再反駁。《原富》出版後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流傳到國外，有些國家在制定政策時都以《原富》的基本觀點為依據。這本書不僅在學術界和政界流傳，也一度成為不少國家社交場合的熱門話題。
在史密斯的哲學中，其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他強調「同理心」、「同情」，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由理智指導。這無非希望所有降生在凡間的平常人，都能幸福快樂地過活。推而廣之，其所關切的不只他那一代人，更擴及世世代代無窮盡的未來，而且還希望未來的人生更幸福美滿。因此，真正的經濟學是生活化的，一切都圍繞在活生生的人之中。
打從亞當．史密斯的《原富》開始，就明確點出「分工」、「專業化」是增進財富、促進人的福祉的人際關係，史密斯說：「勞動分工的發展是所有國家富裕起來的原因，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是協調和促進分工的有效手段。」如今我們雖強調分工的功能，但分工並非人「刻意」發明的，誠如史密斯所言：「產生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形態，原非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果，亦即，不是有哪一個人預見並且蓄意追求它所產生的富裕，而才從事分工的……。分工，是人類相互以物易物的行為性向發展的必然結果；人類雖有這種性向，但沒料到分工會有如此廣泛的功效。」這點明了分工不是人類「明顯的主觀意圖」而「人為刻意」造作的東西，而是一種「意想之外的」社會（或互動）行為秩序，亦即，是人類宛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所促成的。
看不見的手所創造出來的市場，是分工、專業化得以顯現成效的場所，其中必然有「交易行為」的發生。交易進行得愈順利，分工、專業化就會愈縝密，人類的福祉也得以愈精進。交易的順利需靠交易者遵循著交易秩序或規則，由於特質的差異，不同的市場各有其規則，但行為者卻都是「人」。不論是什麼市場的什麼樣的規則，行為人必須具備一種「最起碼」的倫理，這就是「信用」，或者是當前台灣社會慣稱的「信任」、「誠信」。
交易行為人何其多，不論相識或陌生，在互信基礎上才可能順暢地進行交易。試想，在一個人人相互猜疑、互相不信任的社會，怎可能有順暢的交易？又怎可能有縝密頻繁的分工呢？而人民的生活福祉又怎能增進呢？
當今經濟學雖尊崇市場，也強調價格機能，卻將最重要的「誠信」完全拋棄，而被尊為「經濟學始祖」的亞當．史密斯，其實是倫理學的教授，對「誠信」的看重不言而喻。因此，將誠信找回來，作為經濟學的基礎，才可能返還經濟學的本質，讓我們重返亞當．史密斯的世界吧！
赫爾曼這本書的焦點在於「資本主義是解決當前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她認為將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的理念再找回是非常必要的。不過，在此必須將「資本主義」說清楚、講明白。
被誣衊的資本主義
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曾對台灣民主具引導作用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夏道平先生，在1988年曾經說過：「『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是馬克思創造出來，用以概括工業革命初期一切叫人厭惡的現象，作為攻擊的總目標。從此以後，『資本主義』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為剝削制度的代名詞，一般人不懂得經濟學，也不熟悉經濟學，遇到訴諸於感官情緒的反資本主義的宣傳，他們就毫無批判地一概接受。」
無獨有偶，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更早在1981年就將類似夏先生的說法行諸文字，那是他應英國倫敦經濟事務學社邀請所寫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本小書前兩章的重點。他在回顧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繼之1966年席捲全中國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共二十年的悲慘歲月裡，一切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徹底地剷除掉，那段期間增訂的中文字典甚至將「資本」一詞以整段文字界定為含有邪惡的意思，這與夏先生所言馬克思將一切令人厭惡的現象都稱為資本主義，簡直如出一轍。張五常再舉出中國共產黨時常將1946至1948年間蔣介石當權時代的中國，比喻為資本主義的典例，當時不斷傳出的各種恐怖劣行，是有事實根據的；順手拈來，腐敗的官員為搾取人民擁有的黃金和白銀，而不斷印鈔票，導致須以千元的鈔票才能買到一瓶汽水，沒有人願意接受面值少於百萬圓的鈔票；在鄉間，很多年裡，農民以木薯為主食，為了較易下嚥，得將它長期浸在水中；在城市，警察時常夥同扒手一起活動。種種罄竹難書的事例俯拾皆是，之後就被繼而掌權的共產政權，不斷向學生灌輸諸如此類的例子，做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的寫照，由此引伸出的資本主義定義，便成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假若一個人有適當的關係，就可以任意斂財」，在此定義下的「資本主義」，當然就出現各種可怕又可惡的弊端。
由馬克思創始到毛澤東共產政權，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描述，就是貪汙舞弊、官商勾結、特權橫行，弱勢者永遠受到欺凌而無法翻身。連已故的偉大奧國學派經濟學者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在1942年寫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名著中也有類似的描述，重大的差別在於熊彼得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崩潰不在於像馬克思所預言的它的缺點，而在於其優點。說得明白一點，資本主義的種子會帶來高度的經濟富裕，也會產生一個官僚和行政人員充斥的年代，以取代使這些美夢成真的改革者和企業家。而這又會破壞資本主義所倚賴的社會結構：對私有財產的廣泛接受和尊敬。言下之意即資本主義終究仍會崩盤。這樣子的認知，直至今日仍然深印在世人腦海裡，尤其不少知識份子更深信不疑，如今各國普遍出現的「泡沫經濟」、金錢遊戲，也多被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古今對比，可知「資本主義」已被劃歸為偏向邪惡的一邊，而值得憂慮的是，此種認知的資本主義還與「自由市場」幾乎劃上等號呢！
資本主義被含混定義
在今天，全球輿論提出的資本主義種種論調同樣也模糊、含混，各人口中的資本主義都缺乏明確的定義。正如張五常所言：「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資本主義，它們的定義，含糊不清。甚至在以嚴謹見稱的經濟學的範疇裡，替這些名詞所下的任何定義，也大有問題。」雖然充斥著各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我們看不到清晰的資本主義輪廓，似乎每位批判者都樹立一個稻草人來予以撻伐。那麼，既然「資本主義」這麼模糊，何不設法將之定義清楚，或者乾脆放棄不用，將之徹底埋葬算了。
張五常贊成第二種處理方式，從他多次表示對各種「主義」的現有定義一概不滿，尤其對資本主義更認為不必再提及，就連「資本」兩個字也應免除，便可以得知。不過，上文提及他那篇文章，其題目為何又白紙黑字地出現資本主義一詞呢？原來這是英國倫敦經濟事務學社編輯的堅持，基於「吸引力」的考量，預期在冠上「資本主義」的題目之後，一定會引人注意，爭相一睹的人就會大量增加。而在幾次電報來回折衝下，張五常最後掙得的只是在「資本主義」一詞加上括號，藉以表示括號內的字眼另有別意。由此一端可知，資本主義這個詞是不可能丟棄的，因為有市場。那麼，既然無法放棄資本主義這個詞，為免大家各說各話，還是應將其明確定義。在歷年來對於資本主義種種的辯證過程中，有專家做了此項工作，其中以夏道平先生和張五常教授兩人最具代表。
資本主義就是私產經濟、市場經濟
夏先生說：「正確地講，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秩序。這種經濟秩序，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生產與分配則由市場運作，透過價格體系來決定；政府的經濟功能，只限於提供某些必要的法制架構，使市場能自由順暢地運作而不加干擾。所以我們也把資本主義叫做市場經濟。」夏先生接著說：「市場經濟不是什麼偉大人物的精心設計，它是芸芸眾生個別行為的互動中慢慢自然形成的；高明的社會哲學家只是發現它，瞭解它的優越性、並進而發展出一套自由經濟的理論體系。」
張五常在1987年12月15日發表的〈可怕的資本主義〉反諷式文章裡，劈頭就說：「在主觀的、價值觀的經濟學上，我一向推舉的是私有產權—即在資產上有明確的個人權利界定的制度，但卻從來沒有擁護過那人云亦云的『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當然可說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制度。但私有產權—有清楚界定的私人使用權利、轉讓權利，及收入的享受權利—是一個很清楚的概念。」這非常明確地點出，他心目中的真正資本主義就是私產制度。
市場經濟是最好的制度
既然「資本主義」這個迷人的名詞不可能被丟棄，我們就將其真義做明確的定義和說明，而「私產制度」或「市場經濟」便是最好的代名詞。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秩序，是以私產為基礎，生產與分配則由市場運作，透過價格體系來決定，政府的經濟功能，只是在於提供某些必要的法制架構，使市場能自由順暢地運作而不加以干擾。因此，市場經濟的主體是千千萬萬活生生、有靈魂、會思考的「個人」，而在人類有人與人之間互動開始以來，為了追求生活的最大滿足，讓「治理這地、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的境界得以達成和維繫，而發現了市場經濟是最好的制度。
當然，市場經濟充滿了人際間必須遵循的「準則」，我們姑且稱之為「市場規則」或「市場倫理」，而各個行為人也應該具備身為人的基本修養，如誠信倫理，至於政府這個組織，在市場經濟也扮演著極其重要角色，簡單來說就是「維護芸芸眾生的生命財產安全」。但是，實際生活在「所謂的」市場經濟的人所看到的社會現象，令人厭惡或苦惱的卻愈來愈多。該怎麼解釋呢？實情是，這不是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市場運作受到許多違反經濟法則的干擾使然，而這種干擾的源頭卻弔詭的總是原本該擔任去除阻礙市場運作障礙任務的政府。
人間沒有天堂，但依市場自然演化而成的規則，讓參與各市場的交易者依「自由意志」充分且彈性地運作，是迄今為止「比較符合人類福祉」的體制，這些也就是現今所謂的「民主政治」之主幹，如果要這種體制運作得更為良善，各個市場中的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都必須擁有起碼的「誠信」這些倫理道德。這樣的境界雖屬於烏托邦的理想，但積極的作法是尋找比較能接近的路。如此一來，演化而出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正路，而返回史密斯的世界不就是正路嗎？
赫爾曼的這本書格局頗大，解讀三個世紀的三大代表性人物，並對經濟學的發展和經濟學人作針砭，從而引導出解決當前經濟危機的方法，此中文譯本文筆流暢，知識含金量很高。不過，誠如古人所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讀者們也要以此心態來閱讀這本書。
華裔國際著名的產權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曾說：「一千本書裡難得找到一本值得讀的書，……找書的時間往往比讀書的時間來得多。……一本書裡如果沒有啟發力，便是沒有用的書；不幸，大部份的書便屬於此類。……大凡一本值得讀的書，內容是否正確並不打緊，最重要的就是它有沒有啟發力。」此話很有道理，那麼本書是否具有啟發力，讀者好好讀就知道了！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