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8月31日訊】目標和嫌疑人

試圖從當地研究中得出總體數據很困難，因為全國各地的情況差異極大。「70年代人」遭受的苦難遠遠小於「75年代人」，尤其是飢餓之苦，即使考慮到公布的大多數目擊者陳述是來自新人而不是農民這一事實所引起的失真。來自城裡的人中，死亡率極其高；今天，幾乎不可能找到一戶沒有失去一個或幾個成員的家庭。城市居民占人口的一半。在北部大區一個村莊定居的200戶人家中，只有50戶活到1979年1月，只有一戶家庭「只」失去了祖父母。某些類別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我們已經看到來自朗諾政府的前官員和高級士兵是如何受迫害的；連續的清洗衝擊了等級制度的較下層。只有被認為無可替代的鐵路員工才未受到波及。（譯者註：為了免受波及，）車站主管中較明智者宣稱，他們所從事的實際上是低下的職務。傳統上在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僧侶被認為地位太過突出，那些未解除僧職的人則被系統地消滅了。1979年，在被疏散到干丹省（Kandal Province）一個村莊的28名僧侶中，只有1人倖存。在全國範圍內，他們的人數從約6萬下降到1,000。幾乎所有的攝影記者都失蹤了。「知識分子」的命運相差懸殊；有時他們只是因為他們是誰而受到迫害；然而，更常見的是，如果他們不再以在任何領域擁有專長而自居，並拋棄書本和眼鏡等標誌，他們顯然被允許存活。

農民的待遇要好得多，特別是在食品供應方面。在一定限度內，他們可以食用水果、糖和少量肉類。他們的食物配給量比較大，他們能吃上硬質米，而不是普通的清米湯。後者對該國很多居民來說，逐漸成為饑荒的象徵。儘管高棉人士兵自詡節儉，但他們總是率先吃飯的。「70年代人」有時可以接觸到中國的藥劑師和真正的藥物。但這樣的優勢只是相對的。儘管村民們沒有被驅逐，但仍然被迫遠離自己的家園和村莊執行任務，且工作時間極長。生活在金邊軍營氛圍中的微型工人階級，也受到極其嚴厲的紀律的束縛。漸漸地，被認為比工人更可靠的貧農取代了1975年以前在金邊的工人。

1978年，有一些跡象顯示，農民與新人之間的藩籬將被拆除。到那時，一些新人甚至已開始占據地方當局的低級職位。這裡的正面解釋是，這樣的人已經適應了新政權的要求。更有惡意的解釋是，面對與越南正在醞釀的衝突，當局正在嘗試統一人口，類似於1941年斯大林統一蘇聯人口對抗德國人。或者說，考慮到清洗的普遍規模，國家機器上可能確有諸多漏洞，以致於別無選擇。無論原因為何，該政權的鎮壓曲線似乎已經由去年的普遍加劇開始減弱，並逐漸下行趨於平穩（downward leveling）；正是在此期間發生了重大變化，因為大多數「70年代人」開始默默地反對紅色高棉。

1970年占人口15%的約20個少數民族的命運，往往大相逕庭。應該首先區分實質上的城市少數民族與農村少數民族。前者如華人和越南人，後者如湖泊和河流地區的占族穆斯林（Cham Muslims）以及高地高棉人──一個通用術語，涵蓋了稀疏地遍布於群山和叢林的各種群體。直到1977年，城市群體才遭受特定的報復。1975年5月至9月，約15萬越南人在自願的基礎上被遣返（為1970年朗諾統治下的一半）。這一行動使社區減少至數萬人，其中大多數人已與高棉人通婚。但是，對於許多高棉人來說，逃離紅色高棉足夠重要，即使嘗試冒充越南人也在所不惜。這種行為似乎並不是特別危險。在被驅逐者最終落腳的地區，城市少數民族與其他前城市居民之間似乎沒有了什麼區別。他們新的共同考驗似乎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社會紐帶：「來自城裡的柬埔寨人、中國人和越南人被不加區別地集中在一起，這些人都被置於一個令人討厭的標籤『新人』之下。我們都是兄弟。我們忘記了古老的民族主義的敵對和積怨……柬埔寨人可能是最沮喪的。他們對紅色高棉的行徑感到厭惡。紅色高棉是他們本民族的人和他們的劊子手……折磨我們的人與我們是同一民族的這種想法，令我們所有人都感到反感。」

那麼，一些少數民族是如何被紅色高棉政權徹底滅絕的呢？有人提出，40萬華人中有50%死亡，和1975年以後留下的比例更高的越南人一樣；斯利文斯基計算出越南人死亡率為37.5%，華人死亡率為38.4%。答案必須從與其他受害者群體的比較中去找：根據斯利文斯基的說法，82.6%的共和軍軍官、51.5%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41.9%的金邊居民喪生。最後這個數字與普遍引用的少數民族的數字非常接近。這些少數民族中，許多人被當作「超級城市居民」（根據1962年的人口普查，金邊居民18%是華人、14%是越南人）或商人和交易商來追捕。後兩者中，許多人無法掩蓋他們最近的過去。這些人中很多都比高棉人富有，這既是一種祝福，也是一種詛咒：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通過使用黑市來活更長時間，但它也使他們容易變成新主人的目標。然而，作為「優秀」的共產黨人，紅色高棉認為，階級鬥爭要比不同民族或種族之間的鬥爭重要得多。

這並不是說，紅色高棉不屑於使用和濫用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1978年波爾布特聲稱，柬埔寨正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設社會主義。他在1977年在北京向毛澤東致敬的講話沒有在國內報導。越南曾在18世紀「偷走」下柬埔寨（Kampuchea Krom），並將其並入科欽中國。對越南的仇恨成為高棉宣傳的中心主題，似乎是很少幾位今天仍在政治上活躍的紅色高棉人員唯一的存在理由。1976年中期以後，待在該國的越南人發現自己被禁止離開。在地方一級發生了一些殺戮事件。1977年4月1日中央的一項指令要求，將所有越南人逮捕，並移交給中央安全部隊。之後，殺戮變得更加普遍。到此階段，他們的人數已經被大大減少。另外，他們的朋友也要被逮捕；在與越南交界的橘井省，其他任何說越南語的人也一樣；有一個越南人祖先就足以使人們可能被捕。當局把所有越南人都劃為「歷史敵人」。在這種氛圍下，指控東部大區的所有居民都是「高棉體內的越南人」，無異於判處他們死刑。

據斯利文斯基說，柬埔寨天主教徒是命運遭際最不幸的群體；其中至少有48.6%的人失蹤。有許多因素共同對他們不利：他們大多來自城市、主要是越南血統，且不可避免地與殖民帝國主義相關。金邊的大教堂是極少數被夷為平地的建築之一。少數民族的單獨身分被否認。根據一項法令，「柬埔寨只有一個民族、一種語言──高棉語。今後，柬埔寨境內不再有不同的民族。」來自山區的人，例如高地高棉人和小群的森林獵人，在早期得到了相當的優待，因為柬共在那裡擁有了首批基地，並從這些群體中招募了大量士兵。但是在1976年以後，為了滿足官方對稻米生產的痴迷，紅色高棉摧毀了高地的村莊，並迫使其居民在山谷定居，徹底破壞了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甚至波爾布特的嘉萊（Jarai）族衛兵都在1977年2月被逮捕並肅清。

占族因其穆斯林信仰而有著獨特的命運。他們是最大的土著少數民族，1970年數量達25萬人；他們大多是農民和漁民。由於他們被譽為優秀戰士，在「解放戰爭」的早期階段紅色高棉曾討好過他們。當時，他們通常被併入農民群體，儘管他們經常因過度從商而受到斥責。他們是柬埔寨大部分地區主要的魚類供應商。但從1974年開始，按照波爾布特的祕令，他們的小村莊被摧毀。1976年，所有有占族血統的幹部都被撤職。1975年紅色高棉的一份文檔要求占族人取新名字，要更類似於高棉人的名字。「占族心態立即被廢除。凡是不遵守這些命令的人都將相應地受到懲罰。」在西北大區，人們有時僅僅因為講占族語而被殺。婦女也被禁止穿紗籠（Sarong），並被迫剪掉頭髮。

剷除伊斯蘭教的嘗試引發了一些非常嚴重的事件。1973年，解放區內的清真寺被摧毀、祈禱被禁止。此類措施在1975年5月以後變得更加普遍。《古蘭經》被收集起來並焚毀，清真寺要麼被改造成其它建築，要麼被夷為平地。6月，13名穆斯林要人被處決，一些人是因為去祈禱而不是參加政治集會，另一些是因為從事活動爭取舉行宗教婚禮儀式的權利。穆斯林經常被迫在養豬與吃豬肉或被處死之間做出選擇。考慮到這些年裡肉類幾乎從柬埔寨飲食中消失了，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要求。一些占族人被迫每月吃兩次豬肉（其中一些人當然是隨後嘔出了飯食）。較虔誠者幾乎被徹底清除：這些年，在前往麥加朝聖的1,000人中，僅30人倖存。與其他柬埔寨人不同，占族人頻頻反抗，其中大批人死於這些起義隨後的大屠殺和報復中。1978年年中之後，紅色高棉開始系統地滅絕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一些占族社區，儘管他們已同意吃豬肉。本．基爾南計算出，占族的總死亡率為50%；斯利文斯基給出的數字是40.6%。（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