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7月06日訊】（香港大紀元記者黃采文、梁珍採訪報導）中共倉促強推「港版國安法」，壟斷9月份立法會選舉被視為主因之一。參與選舉的民主派與本土派候選人，或將成為中共打壓與報復對象。立法會初選候選人劉澤鋒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希望進入議事殿堂，捍衛本土的文化與歷史，重新拾回香港人的尊嚴。

身為本土派的他說，對抗中共這隻龐大怪獸，未必有100%贏的信心，「但我們不是去看有沒有把握贏，才去做那件事；是覺得做那件事是對的，要堅持這個信念，所以我們繼續走下去。」

「港版國安法」出台，香港民眾人人自危。參與9月份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派與本土派人士，可能面臨遭到DQ（取消資格），甚至被羅織違反國安法罪名的風險。參與初選的劉澤鋒說，「坦白講，其實每一個人，不管是否參選，普羅大眾都會擔心國安法實施之日，不單是一個政治問題，更加影響民生問題，所以人們都會害怕。」

「我承認我自己是怕死的。但是，我更加怕的是香港人以後生不如死。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崗位上，儘量做。」

1996年出生的劉澤鋒，16歲時經歷「反國教運動」，港人高文明的自律舉動，令他驕傲，開始感受香港人擁有思想自由與中共的極權統治，存在極大不同，於是本土意識與香港身分的認同逐漸萌芽。而這場運動成了他的政治啟蒙。

2017年，劉澤鋒當選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為幫助「魚蛋革命」（2016年旺角警民衝突）抗爭者，同年10月與學界朋友籌組學聯抗爭者支援基金，之後連任兩屆主席。

當時社會氛圍瀰漫著不理解、也不支持「勇武派」抗爭者，劉澤鋒向社會募款，感到極大的挫折，「很心灰意冷，但沒有質疑自己做錯，因為他們冒了很大的風險，承擔的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罪名，我們作為同路人，是不應該去割席（劃清界限），要更加去支持他們。」

直到去年反送中抗爭，警暴氾濫，「勇武派」開始受到港人的支持與認同，這對劉澤鋒而言是件最開心的事，也是鼓舞前行的動力，「終有一天，手足不會被扣上政治犯的罪名，得到真正的自由，流亡的手足可以回到香港這個家，這些事是推動我去盡力去做（的原因）。」

7月1日國安法出台，38萬港人走上街頭抗議惡法，劉澤鋒認為今年的遊行賦予了一層新的意義，「這一年當中，我們的手足遭受很多迫害，坐牢、流亡、被自殺，當時他們冒著很大的風險。現在國安法實施之下，其實是將風險分攤了，每一個人走出來冒的風險都很大，代表著我們都願意為犧牲了的手足，共同承擔同一份高風險，願意和他們一起去承擔這一份苦難。」

他認為，國安法是將「國」和「黨」混為一談，「很多人之所以反中國，是反對這個掌管國家政權的共產黨。」身為本土派的他對中共無好感，「但我不需要太憎恨一個國家，我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精神專注於本地上。」

劉澤鋒也尊重身邊「愛中國」的理性香港人，「他們會將『愛共產黨』和『愛中國』分開。他們愛中國是愛當地的風土人情，愛中國的文化歷史等等。對共產黨糟蹋中國這塊土地感到痛心疾首，他們很希望中國有一天會得到民主自由，去實施普世價值。」

他說，本土派以重視本地的利益為依歸。「在一共一國之下，就使得這些本土的文化、歷史全部被忽略。所以，我們本土派很希望去捍衛這些東西。」

他認為香港短短200年的歷史，卻有很多歷史事件值得被挖掘與省思。包括六四事件，讓港人意識到中共的殘暴本質，不再相信它，「當去到歷史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繼續站出來告訴中共，我們是不會相信它會有轉變呢？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香港人去讀、去想的。」

「我常常想：香港人會不會有一天可以當家做主？去選一個特首，而不是由中共去委任。香港人會不會自強不息？在經濟產業上做到多元化，不需要再依賴中國這個單一的市場。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拾起我們的尊嚴，不需要繼續被一些高官、建制派，或者是一些大陸的人去說：香港人如果沒有他們的資源、水源、米等，就不行呢……」

眼前的路似乎黑暗，但光明總在黑暗之後。「現在本土思潮開始茁壯成長，我希望能將本土派手足的聲音和意志帶入議會。」他希望參選成功後，翻轉議員角色，拋下光環、榮譽感與高貴的形象，走出議事廳，「在這個亂世之中，議員要走到前線，和手足一起並肩作戰。」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無懼國安法高壓 堅持參選立法會議員

劉澤鋒：我是劉澤鋒。曾經擔任學聯的抗爭者支援基金主席。回顧之前，看到「魚蛋革命」的義士慘遭泛民「割席」，我們一幫本土派看到一幫手足孤立無援，所以當時就和其他學聯的同學們成立了學聯抗爭者的支援基金，希望手足不會因為義武抗暴被民主派邊緣化，也是肯定他們當時的行為。所以我們一起成立這個基金陪伴手足共度經濟難關。

現在本土思潮開始茁壯成長，我希望能將本土派的手足的聲音和意志帶入議會。

記者：「港版國安法」已通過了，無論是參選還是準備參選，都是一個高危的職業。怎麼看？為什麼要參選？不擔心被DQ（取消資格）嗎？

劉澤鋒：國安法7月1日就實施。坦白講，其實每一個人，不管是否參選，好多普羅大眾都會擔心國安法實施之日，不單是一個政治問題更加影響民生問題，所以人們都是會害怕的。但是我們回顧過去一年的抗暴運動，從6.09，6.12，7.21，8.31，10.01到中大保衛戰，我們的手足都是在面對很高危的情況下，繼續選擇抗爭。如果我們不繼續選擇對抗下去，是對不起一幫已經犧牲了的手足。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帶出一個信息：對待已經犧牲了的手足，包括犧牲了前途、青春、自由的手足，不是用完即棄的。我們不是光會喊「齊上齊落」的口號，而是願意和他們一起並肩作戰。

記者：「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文匯報》、《大公報》說，甚至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唱「榮光歸香港」都會違反國安法。與你同一年的學運領袖黃之鋒、羅冠聰都退出「眾志」，你是前學聯成員，怎麼看在這個情況下，本土派的前景。

劉澤鋒：《文匯報》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唱「榮光」都是觸犯了國安法。這個報導恰恰指出，在國安法的實施之下，就算你講任何東西，喊任何口號，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都會隨時觸犯國安法。國安會採取一個濫捕、濫告的行為。

記者：會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嗎？

劉澤鋒：老實講，每一個人，包括我都會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承認我自己是怕死的。但是，我更加怕的是香港人以後生不如死。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崗位上，儘量做。如果能成為代議士就最好，可以利用代議士，即立法會議員的影響力，影響力所附帶的信任與民意基礎，繼續在香港本地和海外去支援我們的手足。就算不行，也可以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多做一些。最近的「鬥黃」現象，我覺得香港應該跟自己「鬥黃」，國安法實施以後，我們要跟自己「鬥黃」，問問自己：我們能否再繼續多做一些，冒多一些風險，令香港早日得到光復。

記者：你96年出生，政治啟蒙何時？何時開始對這個政權進行反思？

劉澤鋒：我自己的政治啟蒙是（始於）2012年的「反國教」，在「反國教」之前，我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其實是既不反感也沒好感的。但在「反國教」期間，發現原來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分是有一些排他的，有一個抵觸，因為我們見到，中（共）國那套思想是不同的，他們是走集體主義，沒有思想自由，總之你是中國人你就一定要愛國，那就不會和你講太多人權自由，總之你就是要愛國，就要去為這個國家奉獻自己的所有，你是沒有其它選擇可言的。

但在「反國教」之中，我們認識到，其實愛國是一個自己發自內心的情感，如果我們去認識到這個國家的時候，但我們又做不到愛國的話，都應該給人留一個空間，有不愛國的自由的。那麼，除此之外，在「反國教」期間見到，香港人有著國際級的文明素質，見到許多人，雖然大家素未謀面，但都很願意去奉獻自己，有的人捐錢，有的人捐水，有些學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就幫忙去派派傳單，去安慰自己身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或者幫忙去開開路，有人暈倒，都願意（去幫忙），好像「分紅海」，分開人群，讓救護車進去，讓那位市民可以儘快送到醫院（救治），見到其一是，香港人的自律性和團結，令我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提高了許多，也意識到中國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這件事成為自己的政治啟蒙之餘，也是種植了本土的種子。

愛國非愛共 且應屬個人自由意志而非被強制

記者：覺得愛國和愛共產黨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

劉澤鋒：我也認識一些愛中國的香港人，我認為愛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我自己喜歡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一些，但與此同時我也不會禁止其他人去愛中國，這種愛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除此之外，我對愛共產黨這件事，有些我認識的愛中國的人，其實他們會將愛共產黨和愛中國分開的，他們愛中國是愛當地的風土人情，愛中國的文化歷史等等，一些比較理智的愛中國的香港人，他們會將黨和國分開，他們對共產黨糟蹋中國這塊土地感到痛心疾首，他們很希望中國有一天會得到民主自由，他們將一些普世價值去實施，我們會尊重他們的。

傳承本土文化和歷史 認清中共本質

記者：《國安法》是不是將黨和國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劉澤鋒：我認同《國安法》是將國和黨混為一談。事實上，現在很多人會所謂反中國，其實是反對這個掌管國家政權的共產黨。其二，我自己作為本土派，我對於中（共）國是沒什麼好感的，但我覺得我支持本土主義，我不需要太憎恨一個國家的，我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精神專注於本地上。

我常常會想：我們香港人會不會有一天可以當家做主？由我們香港人去選一個特首出來，而不是由中共去委任，我們香港人會不會自強不息？我們在一個經濟產業上做到多元化，不需要再依賴中國這個單一的市場，我們經濟產業面對的市場是一個更加廣大的國際市場，我們香港人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拾起我們的尊嚴，我們不需要繼續被一些高官、建制派，或者是一些大陸的人去說我們香港人如果沒有他們的資源、水源、米等，就不行呢？我希望是，我們本土派可以繼續將我們的焦點、精神放在本地，我們繼續將這股思潮發揚光大，繼續告訴香港人，要學習獨立自主，要捍衛香港人的尊嚴。

記者：作為本土派的一員，這次52個參加初選的候選人中，不少是你們年輕的學生，或者是本土派的支持者。你覺得本土派和傳統民主派之間有什麼不同？在這一場運動中，你們抗爭的作用在哪裡？

劉澤鋒：關於這次很多本土派參選，我都很樂見這個情況。好像梁天琦（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社會運動者，「本土民主前線」的前發言人）所說，他希望之後出現更多代議士是本土派的。怎麼看泛民和本土派之間的分別？我覺得本土派是會以重視本地的利益為依歸。對於泛民來說，他們可能覺得中國和香港的價值，或者制度之間是有一個兼容性的。但是我們本土派意識到，原來當靠近中共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保護本地的文化，包括我們香港人的歷史，我們的文化特別是語言。

講到歷史，現在在這個教育系統之下，主要是叫學生要去認識中國的歷史，培養他們的愛國精神或感情。與此同時，我們發現，這使香港的學童忽略了我們香港的歷史。雖然香港的歷史不長，只有200年，但我覺得，很多歷史事件是值得去挖掘出來，給學生去反思，比如對於不同的事件，香港人是怎麼看的，當中其實是包括「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對我們香港人來說，是意識得到中共的殘暴本質，我們不能再相信它。當去到歷史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繼續站出來告訴中共，我們是不會相信它會有轉變呢？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香港人去讀，去想的。但是在一共一國之下，就使得這些本土的文化、歷史全部被忽略。所以，我們本土派很希望去捍衛這些東西。

記者：主權移交23年了，你覺得現在香港是什麼狀況？而你們抗爭的路應該怎麼去走呢？

劉澤鋒：關於7．1大遊行這個傳統，是來自於03年的。2020年之前的7．1，大家參與，除了是一個傳統之外，更加見到，原來我們在03年的時候，可以使得這政府讓步，所以大家就覺得，每一年去參加這個傳統的遊行，可以和政府有商量，是一個商討的空間。但是這十幾年的7．1遊行，我們是見到，其實政府真當它是一個傳統，已經不再重視當中市民的訴求，包括政治訴求和民生訴求。

為什麼本土派會覺得7．1、「六四」等是例行而已，就是我們意識到，以前是有一個商討的空間，但現在已經是沒有了，這些行動已經無用，雨革（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派很喜歡提「無用論」：做這樣東西沒用，做那樣東西也沒用。但到了2020年的7．1，其實已經賦予了一層新的意義，我們知道這些東西是無用，但是在這一年當中，我們的手足已經是遭受了很多迫害，有的人坐牢，有的人流亡，有的人被自殺，當時他們冒著很大的風險。現在《國安法》的實施之下，其實是將風險分攤了，每一個人走出來冒的風險都很大，今年7．1走出來的意義是代表著我們，都願意為這幫犧牲了的手足，去共同承擔同一份的高風險，我們願意和他們一起去承擔這一份的苦難。

成立基金會幫助手足 回報雖差但未質疑自己做錯

記者：你在「學聯」期間成立基金會去幫助這幫手足，這個過程中有沒有一些特別難忘的故事？遇到什麼波折和受到什麼打壓？

劉澤鋒：當時我和學聯的同學們去成立這個基金（會）的時候，大家都和身邊的朋友宣傳，結果是，好一些的就是冷漠；不好的，他們會反問，為何要去幫那幫「暴徒」？

當時很多人沒經歷（過），警暴的情況沒那麼廣泛，很多人對於警察會有些同情的空間，會覺得「其實警察都是打工的，為什麼要打警察？」、「為什麼要去投擲磚頭？」事實上我經歷過，我看到幫過的手足，他們自己親身，或他們的親朋好友2014年都經歷過警暴，所以我們對這些行為是很同情的，但當我去這個基金的時候，遇上很多的對於抗爭支援的不熱情，或者對義士的不了解，那時候所面對的是一個低谷，那時，學聯拿出100萬來幫，但是支出很多，收入很少，當時一段時間都很心灰意冷，但都沒有質疑自己做錯，因為他們冒上了很大的風險，他們承擔的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罪名，我們作為同路人，是不應該去割席（劃清界限），而更加要去支持他們。除此之外，社會代表人士，去找他們幫忙做事也很困難，當中有成員都和我們透露，自己很多朋友都是泛民主派的，當提及他們去幫助「魚蛋革命」（2016年旺角警民衝突）的義士的時候，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和批評，和不被理解。一度，一個基金都很難去做的。

好些的情況就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當很多人遭受了警暴之後，也都明白到我們要「和勇」不分的時候，才能爭取到更多的一些抗爭的空間，大家就會由當時的不了解、批評、割席（劃清界限）到同情，再到現在的認同、支持，所以都是開心的一件事。

記者：鼓勵你不斷向前走的動力是什麼？

劉澤鋒：其實是保持抗爭支援，我看到很多手足，（一般人）對於前線的印象是很高大，很威猛，學了很多搏擊、武術的技能，很勇武的，打到警察逃跑的。但事實上，我認識的前線是不同的，很多前線只不過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20多歲甚至是14、15歲，16、17歲，很瘦小、個頭很小的小朋友，甚至有些連聲音還沒有變，當我見到他們在前線被黑警打到頭破血流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作為（他們的）「命運共同體」，作為民族的一分子，我不可以放下這一幫手足，他們犧牲了，我們繼續去扶著他們，一起去前行，同時我們也都要繼續，儘快光復香港，令這幫手足終有一天，不會被扣上一個政治犯的罪名，同時希望一幫手足，包括一幫流亡的手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幫流亡的手足可以回到香港這個家，這些事是推動我去盡力去做（的原因）。

記者：上一代的香港人為逃避共產黨而來到香港，從雨傘運動到了去年，更多的一批年輕人走出來。覺得現在新香港人的精神是什麼？你們這一代人，對和中共極權（打）的這場仗，是否有信心去贏呢？

劉澤鋒：其實作為一個本土派的人來說，大家都見到中共是一隻很龐大的怪獸，說老實話，我們未必有100%的信心會贏的，但作為本土派大家的想法就是，不是去看有沒有把握贏才去做那件事，我們覺得做那件事是對的，我們要堅持這個信念，所以我們繼續走下去。

放棄高貴烏紗帽光環 到前線保衛香港

記者：如果你參選成功的話，將會給議會帶來什麼變化？

劉澤鋒：我覺得是分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體制內的東西呢，靠聯邦（學生聯會）怎樣去參選，因為，以往大家對於立法會議員的印象是，很高貴的，做了立法會議員是一個家庭、家族的光榮，很有面子的，衣著打扮光鮮亮麗，好像做了官似的。但事實上，我這個年輕人走出來，就是想消除這些印象，在這個亂世之中，其實，議員是要走到前線，不可以只留在議事廳裡，要放下我們的所謂光環，那個榮譽感、那個面子，走到前面，那個高貴的形象，我們要走到前線，和那幫手足一起並肩作戰。我們隨時遭受的待遇是，給那些黑警打，本來黑警應該被我們監察的，在這個亂世，我們要去放下自己的尊嚴，我們被黑警拿警棍打，被胡椒噴霧噴，或者我們會被拘捕，由一個尊貴議員淪為階下囚，這些事想告訴那幫泛民議員，我們所要面對的是繼續，去轉化一個議員的身段，和一幫手足並肩作戰，議員不是一件前路很順暢的事，像岑子傑所講的，我們是在拿一個苦杯去喝的。

責任編輯：連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