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6月29日訊】該運動的第二階段始於1967年1月初，當時權力問題浮上檯面。毛氏中央知道，與前領導人劉氏的對抗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後者在北京處於困境，但在大多數省份仍然能依靠強大的盟友。為了決定性地將它消滅，造反派不得不奪取政權。由於作為比賽主要參與者的軍隊堅決拒絕介入，顯然主席的新部隊將擁有所需的一切迴旋餘地。上海在1月份發出了第一個信號。很快，所有市政當局和黨委都被推翻了。突然間，造反派再也不能僅僅在場外批評，而是不得不承擔執政的任務。因此，災難開始了：造反派中敵對團體之間、學生與工人之間、長期合同工與按日計酬的散工之間的緊張關係開始加劇。這些緊張關係迅速演變成涉及整座城市的重大對抗，然後升級為使用槍枝和刀具的肉搏戰。此時如此接近奪權的毛派領導人突然對此大吃一驚：工業生產正在崩潰（1月武漢下降49%），政府管理部門正在瓦解，分裂出來的小派別開始奪權。中國正遭受嚴重缺乏勝任幹部的困擾，因此造反派別無選擇，只能讓大多數受打擊者復職。工廠的生產必須恢復，教育機構不能無限期地關閉。因此，在1月底，領導層做出了兩項決定：建立一個由革命委員會組成的新的權力結構，基於「三合一」即造反派、前幹部和解放軍之間的聯盟的原則；讓紅衛兵悄然退出（或回到教室），如果必要的話，利用毛的其它武器──已處於警戒狀態6個月的軍隊本身。
當時，向中央靠攏並不是對造反派的保護，文革還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到來。4月恢復正常化進程進行得如此順利，以至於毛感到憂心。在所有地方，保守派和1月份被淘汰出局的人再次抬頭，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與解放軍成立了具有潛在危險性的聯盟。武漢就是這種情況，那裡造反派正在撤退。因此，再次迅速向左轉的時候到了。7月中央文革小組在兩天之內逮捕了武漢軍事領導人，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但是，正如每當毛派紅衛兵認為情況進展順利時所發生的那樣，這種轉變引發了近乎無政府狀態的暴力和派系鬥爭，使革命委員會在某些地方的成立變得不可能。結果，9月，解放軍被授權使用其武器（在此之前，它被迫袖手旁觀，看著其武器庫被搶掠）。此舉為造反派提供了新的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1968年是1967年的重演。3月，毛再次憂心忡忡，並再次向左轉，但較為溫和。對抗變得越來越血腥，造反派在7月被徹底粉碎。
因此，在毛發現自己面臨著殘酷和不可避免的兩難困境──左邊是混亂、右邊是秩序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猶豫不決。所有演員都在期待這位導演的下一步行動，希望這對他們有利。這是一種奇怪的情況：不共戴天的敵人都依賴於同一個活著的神。因此，例如，當強大的保守派武漢「百萬雄獅」聯盟在1967年7月得知事情不會按正確的方向發展時，它宣稱「無論我們是否信服，我們都必須遵循並實施中央的決定，沒有任何保留」，並立即解散。由於對毛澤東所說的從來沒有明確的解釋，那些可能被認為處於權威地位者──黨委──實際上幾乎不受注意。由於人們發現難以相信毛本人可能如此優柔寡斷，關於中央的真實意圖也眾說紛紜，混亂盛行。鐘擺的擺動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很快每個人都要求進行某種復仇，而當下獲勝的一方絕不會寬宏大量。
除了這些外部因素外，兩個內部因素在加劇暴力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在造反派組織內部。從未被以民主方式仲裁的小團體的利益和個人的野心，不斷導致黨內新的分裂。而憤世嫉俗的「政治企業家」試圖通過結交新的地方勢力，特別是培養與解放軍地區總部的密切關係，來改善自己的地位。許多人最終與四人幫建立了密切聯繫，且實際上成為省級獨裁者。漸漸地，派系鬥爭失去了其政治性，變成了身居高位者與想要取代他們的人之間赤裸裸的權鬥。和勞改一樣，任何提出指控的人總是對的，因為這些指控伴隨著一連串的引用語和極神聖的口號。一般來說，那些試圖為自己辯護的人結果總是陷入更深的困境。唯一有效的反擊是在更高層級進行反訴。指控是否有任何依據，這一點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要以正確的政治術語被表達出來。在此邏輯下，辯論導致戰場不斷擴大、樹敵不斷增多。歸根結底，由於一切都是政治性的，最微小的事件都可能被過度解釋為最惡劣犯罪意圖的證據。結果就是通過肉體消滅進行仲裁。
這些事件可以稱為內戰而不是大屠殺，儘管內戰幾乎自動地導致大屠殺。這越來越成為一場涉及每個人的戰爭。在武漢，1966年12月底，造反派監禁了3,100名幹部和保守派。造反派與「百萬雄獅」衝突中的首例死亡發生在1967年5月27日。結果，戰略要點的武裝據點被占領。造反派各總部於6月17日被查封，有25人死亡。截至6月30日，傷亡人數上升至158人。在失敗後，600名保守派被殺，另有66,000人遭受了這種或那種迫害。在1968年3月向左轉的那一刻，追捕陡然加劇。成千上萬的人被關押在一座體育場內，日益受暴徒控制的民兵組織在街頭散播恐慌，武器從鄰近省份湧入。5月，造反派派系間的戰鬥導致人們普遍認為，內戰再次發生。5月27日，一天之內軍中就有8萬件武器被盜。這是一項新紀錄。一個真正的、武裝起來的黑市在全國範圍內開放。工廠甚至開始為造反派不同的派別生產坦克和爆炸物。截至6月中旬，已有57人被流彈擊中身亡。商店被洗劫一空，銀行被劫掠，人口開始逃離該市。但就像某種扭轉乾坤的力量一樣，來自北京的一份聲明挽救了這一天，導致造反派垮臺。解放軍於7月22日進行了干預，未發一顆子彈就掌握了控制權，各派於9月被迫解散。在工業化程度相對較低的地區，比如福建，相較於城鄉之間的古老差異，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分裂程度較低。當來自廈門的紅衛兵抵達省會時，遭到了人們的抨擊。他們喊道：「福州屬於福州本地人……福州人，不要忘記你們的祖先！我們將永遠是廈門人的死敵！」在上海，真正的衝突存在於蘇南人和蘇北人之間，但不是那麼直接。甚至在長弓這一很小的地方層級也幾乎可以看出，革命派系間的鬥爭是昔日紛爭的重演，涉及統治該村北邊的陸氏家族與統治南邊的沈氏家族。這也是算舊帳的時刻。這些舊帳包括一系列紛爭，可追溯到日本占領時期或1946年土改的血腥開端。在頗具鄉村風味的廣西地區，被趕出桂林的保守派逐步用農民民兵包圍了該市，並最終取得了勝利。1967年7月和8月在廣州，紅旗與東風組織各派之間的激戰導致900人死亡。一些戰鬥甚至動用了大炮。
在此期間情況實際上有多惡劣，可從當時一名14歲紅衛兵的如下言論來判定：「當時，我們還年輕。我們很狂熱。我們以為，毛澤東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只有他才掌握真理，他就是真理。他說什麼，我就信什麼。我相信，文革有充分的理由。我們認為我們是革命者，因為我們是聽從毛指令的革命者，我們認為我們能夠解決一切，解決我們社會的一切問題。」暴行變得越來越普遍，且具有比前一年更「傳統」的特性。有人在甘肅蘭州附近目睹了以下事件：「肯定有大約50輛車……每一輛都有一具屍體捆綁在散熱器上。一些卡車捆綁著不止一具屍體。它們都沿對角線直挺挺地躺著，並被用繩子和金屬絲綁在那裡……人群圍著一名男子，用矛和粗製的劍戳他，直到他倒在地上，躺在那兒，成了一大堆血肉。」
1968年下半年，軍隊重新掌握了控制權，並加強了控制。紅衛兵被解散。那年秋季，數百萬年輕人（到1970年，總數為540萬）被發配到鄉下，希望將留在那兒。許多人待了10年或更長時間。在毛死之前，有1,200萬到2,000萬人被以這種方式強行農村化，包括來自上海的100萬人──占該市人口的18%。300萬名被撤職的幹部被發配（往往是幾年時間）到五七幹校。這些學校名義上是訓誡中心，實際上卻是監獄。毫無疑問，這是屠殺規模最大的一年，因為工人團體和士兵奪回了南方地區各校園和城市。廣西梧州被用重型火炮和凝固汽油彈所摧毀。在一場真正的戰役之後，桂林於8月19日被3萬名士兵和武裝農民所攻占。在這場戰役中，政治和軍事團隊設法將農村居民對文革的漠然煽動成積極的敵意。造反派被集體處決了長達6天。收復桂林一個月後，恐怖蔓延農村，這一次針對的是「黑類」和國民黨。他們是永恆的替罪羊。它是如此徹底，以至於最終一些地區可能吹噓它們「完全沒有了黑五類中任何一類的任何成員」。正是在那時，共產黨的未來主席、負責其所在省安全的華國鋒，贏得了「湖南屠夫」的稱號。該國南部受害最深：廣西或有10萬人死亡，廣東或有4萬，雲南或有3萬。紅衛兵極其殘忍，但最嚴重的暴行卻是由其劊子手即執行黨的命令的士兵和民兵所實施的。（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