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6月14日訊】一場瘟疫浩劫，讓武漢人、湖北人、中國人遭難，也讓全世界遭難。中共隱瞞疫情，致使多少生靈塗炭！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事實。中共還在繼續隱瞞，但更多的事實不斷公開，媒體、各國機構、勇敢的爆料人，正在揭示這場史無前例的人禍。這裡僅整理記錄了部分已知的真相，並將繼續補充新的真相，要把這慘烈的真相，傳遞給每一個人，傳遞給子孫後代。

本篇記錄的是2020年6月上旬的部分事實，更多的真相仍然有待揭示。

6月上旬趨勢（6月1日-10日）

2020年6月1日至6月10日，中共高層把疫情預警、預防責任推給醫療機構，還發布防疫白皮書為中共唱讚歌。但中國大陸疫情並不可控，重點8類人員仍未完全檢測排查，武漢千萬人檢測卻出現了「零確診」的奇蹟。黑龍江牡丹江疫情不退，反覆封城，被迫也做全民檢測，卻僅公布19例無症狀感染者，民眾不相信。

香港研究推算，湖北省可能至少曾有220萬人感染。美國哈佛醫學院研究發現，武漢市醫院在2019年夏末秋初的交通、停車數量突增。有武漢民眾勇敢訴訟追責。

世衛組織內部曝光，未能及時獲得中共提供的疫情信息，但又怕得罪中共。各國繼續譴責中共。

6月1日

中共媒體公布，「從5月14日0時至6月1日24時，武漢市集中核酸檢測9,899,828人，沒有發現確診病例，檢出無症狀感染者300名、檢出率為0.303 /萬，追蹤密切接觸者1174名，其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對無症狀感染者和密切接觸者均進行了醫學隔離觀察。更重要的是，針對此前無症狀感染者傳染性的問題，在此番全民核酸檢測中也有了一定的數據支撐，根據此次集中核酸檢測結果顯示，目前，武漢市無症狀感染者在全人群的佔比極低，沒有發現無症狀感染者傳染他人的情況。」

中共的「零確診奇蹟」，還包括了與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零確診」。武漢快解封時，仍有大量新增確診者、出院復陽者、反覆檢測無法確診的疑似病例，於是中共發明了世界上最廣泛的「無症狀感染者」類別，把這些病患全部算作了「無症狀感染者」，但「無症狀感染者」卻不算確診病例。中共黨媒現在說，「沒有發現無症狀感染者傳染他人」。從去年12月1日，一直到今年1月18日，中共的各級專家們，都異口同聲，「沒有發現人傳人的證據」。

武漢居民何先生對自由亞洲電台說，官方公布的數據只能理解為是政治需要：「因為這個數據是為了他們想要的數據得出的。至少我個人是不相信的。不然這300名無症狀感染者從哪裡來的。當前整個社會或者國際環境是這個樣子，反正我不信」。武漢居民王女士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須經過CT、抗體及核酸共三項檢測，「這三項指標下來才最終能夠確定是否疑似、或者確診的依據。所以官方這樣的檢測結果也是政治考量。」

6月1日上午，湖南維權人士王慶雲就武漢市公安局非法拒絕受理其申請李文亮等8人信息公開事宜，向武漢市政府提出行政復議。行政復議書已通過郵寄方式寄往武漢市司法局的行政復議服務中心。王慶雲對大紀元表示，官方公布李文亮是2月7日去世的，「我是在這之前就已經開始申請了信息公開。當時還不知道（李文亮）是網絡所說的『吹哨人』，也沒有想到因為這個疫情他連自己的生命都沒有了」，「一是作為一個公民，我獲取的信息並非是他們8個人的個人信息，而是想讓外界知道如果當初不打壓他們，疫情也許就不會那麼嚴重。二是既然武漢市公安局在當時沒有調查清楚的情況下就訓誡這8個人，造成那麼大的社會影響，我覺得應該將這個公示於眾」。王慶雲質疑，「武漢市公安局作為執法者，應該有訓誡的依據，既然最高法已經說了，這8人並非造謠者，為什麼武漢市公安局不正面回覆我的信息公開申請？」

6月2日

6月2日，習近平在一個醫學專家學者座談會上講話，《 人民日報 》報導，「習近平……深刻指出……健全預警響應機制……強調疾病預防控制體係……理順體制機制、明確功能定位、提升專業能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把健康中國上升為國家戰略……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基本醫療保障網，公共衛生整體實力和疾病防控能力上了一個大台階……」，「堅持預防為主……真正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之時、成災之前」。

這段話等於指責衛生部門沒有做到瘟疫的早期預警、早期預防，或者預警、預防失靈；等於把早期預警、早期預防的責任，推給醫療衛生系統，還完全推卸了中共高層的領導責任。強調不是領導無方，不是政策不明確，也不是資源不夠，完全是基層落實、實施不力。這裡沒有提隱瞞疫情的問題，即使有，當然也是醫療衛生系統去背黑鍋。隨後黨媒追蹤各位專家學者談感想，大家幾乎都迴避了這個關鍵的預警責任問題，黨媒的報導完全跟不上中共高層的核心精神。醫學界當然知道，至少2019年12月1日已經確認病例，醫院已經預警，12月底李文亮等已經吹哨，有專家考察後也提出了建議，但最後不得不服務於政治，疫情被隱瞞了。

6月2日，美聯社報導，在整個一月份，世界衛生組織公開稱讚中共對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的迅速反應，並反覆感謝中共政權「迅速」分享了該病毒的基因圖譜，並表示其工作和對透明性的承諾「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言之鑿鑿」。但實際情況卻大相逕庭，美聯社發現，正是由於中共的嚴重拖延和世衛組織官員因未能獲得他們所需的信息以對抗這種致命病毒傳播而感到沮喪。儘管如此，實際上在三個不同的官方實驗室對信息進行了完全解碼之後，中共將該病毒的基因圖譜或基因組發布壓制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1月份舉行的內部會議記錄顯示，中共在向世衛組織提供患者和病例的詳細數據方面仍拖延了至少兩週時間——否則會使疫情大幅度減緩。

美聯社獲得的錄音顯示，世衛組織官員公開稱讚中國，是為了私下裡從中共那裡獲取更多信息。他們在1月6日那周的會議上抱怨說，中共沒有共享足夠的數據來評估這種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效率或對世界其他地方的風險，從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美國流行病學家瑪麗亞‧范‧科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是世衛組織中共病毒（COVID-19）的現任技術負責人，她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說：「我們所獲得的信息很少」， 「這顯然不足以讓你做出正當的計劃」。世衛組織駐中國最高官員高登‧高利（Gauden Galea）博士在另一個會議上提到， 「我們目前處於這樣的階段，中共在央視播出前15分鐘才把信息給我們。」

報導指，世衛組織的工作人員曾為就如何在不激怒中共的情況下施壓以獲取基因序列和詳細的患者數據進行過爭論。他們被指擔心如不小心會激怒中共，會失去獲得信息的途徑，並使中國的科學家陷入困境。世衛組織應急負責人邁克爾‧瑞安（Michael Ryan）告訴同事，現在是時候改弦更張，並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壓力了，因為他們擔心2002年在中國爆發的SARS再次發生。他說：「歷史再次重演，（我們）不停地試圖從中共獲得最新情況」， 「鑒於中國南部地區出現的透明度問題，世衛組織（當時）勉強做到了這一點」，「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剛果，也沒有發生在剛果和其他地區」，他可能是指2018年初爆發的埃博拉疫情，「我們需要看數據……現在這一點絕對重要。」

報導說，根據中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追溯性感染數據，從1月2日政府實驗室首次對全基因組進行解碼到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全球緊急情況的那一天，疫情蔓延了100至200倍。華盛頓大學衛生計量與評估研究所教授阿里‧莫克達德（Ali Mokdad）表示：「顯然，如果中共和世界衛生組織採取更快的行動，我們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避免很多很多人死亡。」

6月3日

聯合國觀察6月3日消息，由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個非政府組織組成的國際聯盟，敦促世界衛生組織（WHO）罷免世衛提名的中共「名人大使」周柳建成（James Chau）。5月29日《金融時報》報導說，世衛組織已經對周的職務進行了內部審查，各組織呼籲對他「立即撤職」。曾任中央電視台新聞播報人周柳建是世衛的「親善大使」。這些組織指責周柳建成濫用職權，在中共病毒（又稱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為中共的所作所為洗白。周柳建成，原名周建成，1977年出生在英國倫敦，母親是印尼人，父親出生在中國香港。周建成從小在英國長大，畢業於世界著名學府劍橋大學。周柳建成是中共央視主持人中少數幾位出生、成長在海外的華裔。聯合組織的聲明提到，在中共病毒（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周柳建成利用世衛組織的頭銜，藉國際權威來粉飾中國（中共）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令人擔憂的反應，「周擁有聯合國的合法身分，他一直用一種一邊倒的論調，把北京政府描繪成為英雄」，「周關於中國應對大流行病的聲明中，沒有一個提到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清除公眾的不同政見、審查新聞報導、騷擾公民記者、關閉新聞網站，也從來沒提到，因為李文亮醫生警示武漢而遭到大半夜傳喚提審。」

6月4日

6月4日，李克強主持召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會議。《 人民日報 》報導，「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疫情形勢總體穩定，但近兩週個別地方仍有零星散發病例，全國仍有一定數量無症狀感染者，境外疫情輸入風險不容忽視」，「加強無症狀感染者醫學管理，堅持實事求是、公開透明發布疫情信息。各地要認真總結常態化防控經驗做法」，「要繼續做好重點人群應檢盡檢和其他人群願檢盡檢工作，抓緊補上一些地區疾控機構、醫院等檢測能力短板」。

這說明中國疫情不簡單，「無症狀感染者」目前沒有被醫學管理好，各地沒有「公開透明發布疫情信息」，工作也不認真，一些地區疾控機構、醫院等還有「檢測能力短板」。李克強的祕書們寫稿前，當然做了調研，應該掌握不少實情，於是站在領導的高度，提出了改進工作的要求，卻也透露了真正的疫情真相。

6月5日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新澤西地區聯邦檢察官卡佩尼托（Craig Carpenito）和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多諾霍（Richard P. Donoghue）6月5日宣布，正式起訴中國金年包裝印刷有限公司（King Year Packaging and Printing Co. Ltd.，簡稱金年包裝），在美國疫情期間生產並向美國出口將近五十萬個偽劣N95口罩，並謊稱這些口罩符合N95口罩的標準，從而觸犯美國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案（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金年包裝今年4月6日到4月21日一共生產了49萬5200個劣質N95口罩，並貼上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和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認證標註向美國出口。為了掩蓋產品的劣質，金年包裝並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提交了虛假的註冊說明。金年包裝面臨三項觸犯美國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案的指控。指控如果成立，每項指控最高可判處50萬美元的罰款。

6月6日

6月6日，中共海南省衞健委稱，一名37歲胡姓女子早前從湖北天門市到三亞旅遊，後被確診感染中共肺炎。此女子所乘坐的動車途經4個省，其座位同排和前後三排共25人被隔離。《三亞日報》微信公眾號 6日消息稱，從中共海南省衞健委了解到，胡某某現住湖北省天門市干驛鎮，曾於6月3日在天門市人民醫院做過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6月5日，她隨團到三亞遊玩，6月6日被三亞市醫院確診感染，但未出現發燒或咳嗽等症狀；之後在三亞中心醫院隔離。

同日，大紀元報導獲得中共內部系列文件顯示，北京首例病例在1月11日被採樣，但直到1月20日凌晨，官方才發布有病例確診的消息。1月20日凌晨2:56，北京大興區衛健委官方微博通報，接診的兩名有武漢旅行史的發熱患者，根據臨床症狀和流行病學調查，經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測及專家組評估，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公開資料顯示，這是北京市最早通報中共病毒病例的消息。大紀元獲得北京地壇醫院2月17日「接待WHO專家考察團彙報材料」的內部文件顯示，早在1月12日，地壇醫院就收治了北京市首例病例，同日，病毒標本被送到了國家疾控中心。直到6天之後，中共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國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署名發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關於北京市送檢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標本實驗室檢測結果的報告」。據2月初陸媒的報導稱，在大陸疫情初期，一次核酸檢測需要大概16小時。

3月份，中共官方開始發文，回應外界對北上廣首例確診病例均在1月20日的質疑。其中一篇是3月29日，《健康時報》所發《北上廣三地首例病例確診時間並不是通報的1月20日？》。另一篇是3月15日，《北京晚報》發表的題為「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檢測幕後故事實錄：北京第一例確診病例報告從這裡發出」文章。報導模糊了北京首個病例確診過程中的關鍵時間。文章稱，「1月中旬」，兩個採自北京地壇醫院的鼻咽拭子樣本送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實驗室，樣本檢測結果陽性，第一例確診病例需要國家疾控中心的覆核，「很快」，國家疾控中心的覆核反饋回來了，陽性！1月20日凌晨，北京市對外發布，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

從1月17日高福確認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再到病例在1月20日被公布，當中又過去了3天。大紀元獲得中共在1月18日下發的中共《國家衛健委辦公廳關於印發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第二版）和全國各省（區、市）首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確認程序的通知》。文件規定，除湖北的其它省份首例疑似病例，經省級疾控中心檢測病毒核酸陽性，由中共國家疾控中心或第三方進行核酸檢測覆核陽性，經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下設的診斷組進行評估確認。對確診病例，則需進一步由中共國家疾控中心或第三方進行基因測序，再根據病例臨床表現、流行病學史、實驗室檢測結果等進行評估確認。通知稱，經診斷組確認的首例疑似病例和確認病例，才能由相關省份予以公布。

6月7日

6月7日，中共發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共60多頁、3萬7000字，僅有極少的幾處提到了要「彌補不足」，其餘都是自我誇讚。中共國信辦（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徐麟表示，中共政府始終「依法、及時、公開、準確地公布疫情信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徐麟還引述白皮書稱，中共「肩負大國擔當，第一時間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信息，毫無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經驗」。書中表示，從12月底到現在，中共在抗擊疫情中取得了各方面的成就。全文幾乎沒有提到中共政府在防疫工作中的疏失，只是籠統地提到習近平曾經在2月份的會議上曾強調，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德國之聲表示，翻閱這本白皮書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國（中共）領導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沒有任何失誤」。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還表示，這次疫情沒有影響中共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中國的朋友更「鐵」了，朋友圈更大了。這一白皮書，也可作為中共隱瞞疫情的證據之一。

6月1日至6月7日，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區全民核酸大排查，中共官媒稱，完成了市區65萬人核酸檢測，但公布只篩查出19名無症狀感染者，但同期該市卻又爆出疫情。網友Xiao嘉美留言，「第三次封鎖限制出行，剛剛好起來的開始工作的人們又被迫停下來，收入早就斷了，動不動聽到家附近的小區有人被帶走聽著救護車時不時的響起來，怎麼就牡丹江不配得到大家關注嗎？三次封城，成了第二個武漢，所有人都忘了的小地方被病毒狠狠記得，多諷刺。」

6月8日

6月8日，新華網轉載了來自國家衛健委網站的「關於加快推進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的實施意見」，分為幾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為「積極擴大檢測範圍，全力排查風險隱患」，包括了三類人群：第一類是重點人群「應檢盡檢」；第二類是其他人群「願檢盡檢」；第三是加強公眾監測預警的抽樣監測。第二類的「願檢盡檢」和第三類的抽樣，都是一句話帶過，並不是「擴大檢測範圍」關注的。主要被關注的，是第一類的重點人群「應檢盡檢」，包括：

1. 密切接觸者；
2. 境外入境人員；
3. 發熱門診患者；
4. 新住院患者及陪護人員；
5. 醫療機構工作人員；
6. 口岸檢疫和邊防檢查人員；
7. 監所工作人員；
8. 社會福利養老機構工作人員。

按正常的邏輯，這8種人員，一直以來早應該盡數檢測，不需要再「擴大檢測範圍」來覆蓋。但事實相反，所謂的「擴大檢測範圍」，仍然主要關注這8種人員重點人群。這說明，重點人群「應檢盡檢」列出的8種人員，竟然至今還沒有全部檢測，需要「擴大檢測範圍」才能全部覆蓋。

這也反映出，中國大陸所謂的疫情防控，根本沒有受控。武漢4月8日解封，2個月後，中國大陸各地連上述8種重點人員都沒有檢測、排查完，何談疫情受控？這份新文件，打臉中共防疫白皮書，提供了中共持續隱瞞疫情的新證據。

同日，《澳洲人報》公布了Newspoll所做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因疫情的打擊，澳洲經濟出現衰退，莫里森政府推動對中共病毒起源進行獨立的全球調查，激怒了中共，澳洲的貿易出口、旅遊業和留學生教育受到了中共當局的威脅報復，但澳洲選民對莫里森和他的政府仍大力支持。民調顯示，有79%的選民支持莫里森對中共病毒起源進行調查的要求，59%的選民希望政府在與中國的關係之前優先考慮與美國的關係。在首選總理方面，莫里森也拉開了與其競爭對手、工黨領袖阿爾巴尼斯的距離，保持了56%的支持率；而阿爾巴尼斯的支持率則下降了3個點，降至26%。

同日，ABC報導，哈佛醫學院的新研究，發現2019年夏末秋初之際，武漢五家主要醫院外的停車數量和交通量急劇增加，同時大陸網站上對「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相關症狀的搜索明顯增加。哈佛大學醫學教授約翰·布朗斯坦（John Brownstein ）主導了這項研究，他的團隊與來自波士頓大學和波士頓兒童醫院的研究人員一起，通過研究衛星地圖，花費了一個多月時間來尋找武漢疫情爆發的線索。儘管布朗斯坦表示，得到的證據是間接的，但他說這項研究為中共病毒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新證據。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很可能已於去年夏末秋初就襲擊了武漢，這比中共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告的時間早了至少三個月。

6月10日

6月10日，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受害者家屬張海，將4份正式起訴狀通過郵政快遞寄往武漢市中級法院，這是中國國內第一起中共病毒受害者家屬正式提出索賠。在起訴狀中，張海將武漢市政府、湖北省政府、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列為共同被告，要求登報道歉，並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擔近200萬元的賠償。

張海在武漢封城前送父親回武漢就醫，結果父親感染病毒死亡。他向大紀元表示，「因為武漢市、湖北省當初掌握疫情的情況，但並沒有即時公布出來提醒大家、警示大家做好防範，導致後續給普通人帶來了很多傷害，包括我父親。我當初也不知道武漢市有疫情，如果知道，我肯定不會把我父親送回來。」

張海求助「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律師免費為其撰寫了起訴狀，列舉事實證明被告故意向公眾隱瞞疫情，導致其父親感染病毒和死亡。並依據《國家賠償法》、《侵權責任法》具體條款，提出8項訴訟請求。張海說，起訴狀最快11日就可以到武漢市中級法院立案庭，「武漢市家屬裡面我是第一個告他們，不管什麼後果，我認為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正義的事情，這個行為（隱瞞疫情）是特別惡劣的犯罪行為，所以我堅決告他們，這件事情肯定是要追責下去的。」

張海的父親是為中共核武器項目工作的軍隊老兵，2020年1月15日在深圳因摔傷導致骨折，1月16日張海致電父親原單位、武漢市商業服務學院，該單位說要想公費醫療需回武漢，但未提到武漢發生疫情。當日，張海就駕車送父親回武漢，17日中午直接進入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被收治到骨科住院治療。20日做了骨科手術很成功，恢復良好。但住院後期出現發燒症狀，29日做檢測，30日確診為中共病毒，當時張海父親已昏迷，2月1日去世。

張海表示，他後來才知道，他們到醫院時，醫院已有專門收治中共病毒病人的隔離病區，但醫院並未告知他們醫院存在感染的危險，導致他和他父親都沒做任何防護。而醫院在收治父親後，也沒有盡到妥善的防疫保護，「所以我也把它（醫院）告了。」

父親感染病毒去世後，張海非常後悔、氣憤，一直通過微博為其父親討說法，希望當局和醫院主動為隱瞞疫情行為道歉、賠償。但不僅未得到回應，反而遭到居住地深圳警方多次上門騷擾，微博內容也多次被遮罩，張海才決定通過法律訴訟來追責和索賠。他說，「我公開發聲，還遭到各種打壓，什麼微信、電話、微博都被監控」，「人不可能這麼不明不白的走了，當初瞞報的人就是害死我父親的人，這些人不受到懲罰，我永遠不可能是沉默的，所以不管採取什麼方式，我肯定是要追責，同時也希望他們道歉，同時要賠償。」

6月10日，歐盟發布了一份報告說，中俄兩國試圖「破壞民主討論」，並通過有針對性的行動，宣傳有關病毒處理的虛假信息，以增強自己的形象。歐盟價值觀與透明度委員會的副主席薇拉‧朱羅娃（Vera Jourova）說，「不採取行動太危險了」，「大流行表明，虛假信息不僅損害了我們公民的健康，更損害了民主政體的健康」，「我們清楚地提到中國（中共）和俄羅斯」，「如果有證據，我們不應迴避指名和譴責」。她還說，調查中發現了許多證據，包含中共宣傳「病毒是在美國實驗室研製出來」，並且中國（中共）向歐盟輸出醫療物資的同時，也藉機大肆進行形象宣傳。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約瑟夫‧博雷爾（Josep Borrell）同時說，「在當今由科技驅動的世界中，戰鬥者揮舞著鍵盤而非刀劍」，「有針對性的影響力行動和虛假宣傳，是公認的武器。」報告指出，由國家資助的境外宣傳，形成一場「前所未見的假信息大流行」，激化了「人們最基本的焦慮」。因此，歐盟呼籲在保持「言論和信息自由」之下，線上平台和公共機構，應支持獨立的事實調查。5月中旬，約瑟夫‧博雷爾也曾在歐洲幾家報紙上發表文章，指控中共試圖利用歐盟27個成員國之間的意見分歧，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他稱中共是「系統性競爭對手」，推動不同的治理模式。他還譴責中共將醫療物質援助政治化。博雷爾說，「起初，當中國醫院不堪重負的時候，歐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並沒有很多宣傳。後來，當歐洲成為了大流行的中心時，中國（中共）向歐洲發送了醫療物資，但它會確保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

同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團隊發表有關「隱形病人」的研究結果。其中，研究團隊對今年3月湖北返港的452名無症狀香港居民進行了血清測試，結果發現17人有該病毒抗體，抗體陽性率為3.8%。研究指，血清抗體測試顯示武漢肺炎是一種新病毒，在2019年之前香港人口的血清，並沒有這種病毒的抗體。湖北返港人士的抗體陽性率為3.8%，根據此數據，研究團隊估計湖北省5900萬人口中，可能有220萬人曾感染中共病毒。該研究已在國際科學期刊《刺胳針》發表。

更多事實，仍然需要社會各界給予補充。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