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5月08日訊】湖北武漢瘟疫的疫情減弱之後，中共迫切要求各公司、廠家復工，要求商家恢復營業。中南海的如意算盤是，只要恢復開工、營業，各項稅收就會源源不斷的進來，員工有工作有收入，人們會很快忘記武漢瘟疫的慘痛後果，淡化記憶，忘卻追究。他們會很可能在中共的欺騙宣傳下，把仍然未被繩之以法的瘟疫傳播的當事者、罪責人給忘記了，甚至在中共惡意渲染外國的疫情、中國的「成功」之際，開始對中共又一次感恩戴德、三呼萬歲、回歸「歲月靜好」的時光。

但讓中南海仍然坐立不安的，是很多中國百姓依然頭腦清醒，他們知道誰導致了這場瘟疫的緣起和全球擴散，他們在收集資料和證據，他們在向海外爆料、轉移資料，他們也認清了中共的真正面目，不再相信中共的宣傳。另外一些人，則是在工廠開工之後發現訂單沒了，或者第二次染病開始，或者工廠開工後立即再度關門，這些新近再度失業的人們，也是讓中共感到撓頭的不穩定因素。至於那些在瘟疫期間因為關門，沒有收入，被迫開門又沒有客流的商家、店主，他們在呼籲減租、免租的過程中，面對政府的打壓和業主的強硬，應該是徹底對中共政權感到失望的一群人。不光是在武漢，廣州海珠有十多萬湖北人在製衣廠上班和開店，受疫情影響生意冷清，海珠區多個村的商戶上街遊行，高喊「減租」，遭到當局軍警鎮壓。製衣廠和商戶要求減免三月房租，政府拒絕答覆。

最開始聽到商家要求減租、免租而遊行的時候，說老實話，當時的感覺是不甚理解。看到報導時，雖然對租戶同情，但對物業也覺得值得同情，他們的貸款怎麼辦？他們為什麼要業主免租金？難道業主不也是跟他們一樣，有抵押貸款要繳，有購物中心的公共空間的水電費要付，有各種各樣的管理人員、保安、清潔人員要付工資嗎？店主不交租金，因為自己沒有收入要破產，那業主他們怎麼辦，沒有租金收入不也是會破產嗎？再者，店家是私有企業，業主也是私營企業，要求減租、免租直接跟業主談就可以了，為什麼要跟政府呼籲？這是筆者當時的不解之處。

在美國和正常社會，如果一個購物中心的眾多店主集體遊行，要求減免租金，那可能沒有什麼意義，也不會得到社會和輿論的支持，因為這是店家和購物中心的業主之間的業務關係，與政府無關，也與納稅人無關。你們有合同在先，你不遵守合同了，不交租金，就可能被清理出去，除了押金被扣，還可能有罰款；如果你不合作，也自有執法機關和法庭伺候。所以，即使美國經濟因瘟疫滑坡，店家因沒有生意而停業或破產，我們沒有看到店家遊行、要求業主減租、免租的事發生。

但最近從中國傳出來的更詳細的資訊，表​​明中國武漢的這些遊行、請願的店家，他們的要求其實是完全正當的！並且，這些物業和業主，原來很多並不是私人企業、私營公司，而是中共的國有企業、國營企業！推特上的新聞說，在湖北武漢，商家們「最後都扛不住了，光谷的商戶幾乎全部退租了！」而究其原因，居然是「國企的物業就是牛逼，寧死不降租金！」

這裡的「光谷」或「中國光谷」，指的是武漢的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是中共首批國家高新區，2001年被原國家計委、科技部批准為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現在看來，原來這些在收取眾多商家、店面租金的，多是中共政府的物業，或地方政府開發的購物中心。如此看來，武漢商家、店家要求減租，是完全正當的。

說來說去，這就是個在大災難來臨之際，政府該怎麼辦，該怎麼樣幫助受害的商業企業、個人、弱勢團體的事。在正常國家，我們看到，政府都是在補貼民眾、補貼小企業，在動員大企業解囊相助。美國的補貼大家都知道，是最實際的真金白銀，中低收入以下，每人1200美元，每戶約3000美元；日本是每人10萬日元，也折合大約1000美元；台灣的補助雖然不到一千，但也相當於好幾百美元。唯獨中共國的所謂「補貼」，其實不補也罷，完全沒有現金，只有虛假的購物券。什麼是人民政府，什麼是民享、民有、民治的政府，一清二楚。

說到中國大陸的絕不減租，不由得讓人想起台灣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或者「三七五減租」和「公地放領」制度。這個許多大陸人可能不知道，但他們真的需要知道，也可能需要在後共產黨時期需要去效法。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是國民政府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的第一階段，是一種私有耕地的租用辦法。所謂的「三七五減租」，租期六年，地主在此期間不得終止租約，以保護佃農的權利。三七五減租其實源於大陸，是國民政府退到台灣之前在大陸實施的「二五減租」的翻版。中國各地當時佃農繳納給地主的佃租，一般採取「分益佃租」的方式，比例通常是收穫的一半（50%）。 「二五減租」就是把原本給地主的佃租，從50%減少到25%，所以叫「二五減租」。在台灣的「三七五減租」更進一步，將佃租調為最高是37.5%，所以叫「三七五減租」，這是對地主收益的一個巨大的削減，對佃農收益的增加和保護。

日治時代的台灣，地小人稠，擁有超過四甲的土地就算是地主了，四甲的土地是大約四公頃，也就是大約60畝。地主權力很大，選擇承租佃農時條件苛刻，佃農也很辛苦。國民政府的陳誠要求地主不得強迫全繳，佃農只須繳交37.5%給地主，15%留下作種，其餘可以自用。這樣，極大的調動了佃農的積極性，促進了台灣農業的發展。三七五減租實施，受益農戶達到30萬戶，佔台灣農戶的接近一半。

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相當的巧妙，再加上1951年至1976年間實施的「公地放領」，將公有土地低息貸款賣給農民，改善了農村的地主和佃農的關係，也改善了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使台灣農業產值大幅提升，使自由民主的台灣成為可能。九期公地放領，總共放出14萬公頃的土地，受益28萬農戶。台灣的土地改革完全沒有中共所謂的「土改」的血腥和暴力，也沒有中共土改後的後遺症。

對比中共國企的「絕不減租」和台灣的「三七五減租」，人們不難看出，武漢人乃至中國大陸全體民眾，不管是城市住宅、商業地產、還是農業用地，人們面臨的最終問題和當下麻煩的最後根源，其實就是一個土地擁有權、土地所有制的問題。

中共當年血腥、罪惡的土地「公有化」，實質是共產黨權貴對中國人民財富的「私有化」，這才是今天武漢商家減租訴求難以實現的真正原因。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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