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5月14日訊】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日前表示，向美國農戶和牧場主採購價值30億美元肉類和乳製品，然後配送給非盈利組織「食品銀行」，一個專門向低收入人口配給食物的慈善組織，這樣既可緩解中共病毒疫情為農牧民帶來的經濟損失，也可減少食品浪費，將其送至需要的人那裡。

政府與民間組織有機合作，互為補充，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更好地服務於民的做法，在健康的公民社會中非常普遍，而在共產主義的極權社會中，幾乎無法實現，民間和慈善組織的功能被壓制，無法正常運作。

武漢肺炎（中共病毒）1月在中國爆發以後，武漢紅十字會因受中共地方政府管控，而非獨立運作，將一線醫護人員急需的防護用品私自扣押，沒有及時送達醫院。此事曝光後，再次引發中國民眾對慈善機構的質疑。紅十字會，一個在西方社會行動迅速有效的非官方組織，在中共社會裡屢屢受挫。

中國知名演員袁立，近年在大陸從事慈善和公益事業中，飽受官方歧視和「五毛」的詆毀。年初，她向武漢多家醫院捐贈製氧機、呼吸機等醫療設備後，被五毛指稱是「拿別人的錢做慈善」。袁立在社媒上澄清說，「我出力、，出時間，不睡覺，而且還沒有工資，盡心盡力把捐款人的錢交到受助者手上，還要接受（中共）各種年底審查……飛利浦呼吸機一萬多一台，很貴，但是有用……我的工作中，賺錢是最輕省的，別的工作，讓我長了很多白髮。」

從這些例子不難看出，在中共的極權社會裡，有活力、有能力、希望服務他人和社會的人或團體，不僅難以發揮自己的功能，還經常要背負歧視、詆毀，步履維艱。

民間力量是社會的原動力

當突如其來的天災、疫情、人禍降臨，一個民主國家和公民社會的第一反應是政府力量與民間組織同時投入救援，相互協調，在第一時間搶救生命與財產安全。這些民間力量通常由專業人士或經培訓的志願者組成，行動效力不遜於政府方面的專職人才。

在美國，政府機構、社區救援隊、醫療團隊、工商協會基層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志願者團隊，都是民眾可以獲得的救助力量。許多富豪、教會和信仰團體也會責無旁貸的提供幫助，或給予資金和物資支持，或宣講佈道、安撫心靈。

美國房屋重建組織等民間非盈利慈善機構就擁有相對固定的志願者，有些人可以24小時待命。一旦災難發生，志願者迅速集結，向災民提供食物、醫療、房屋重建或修繕等專業救援服務。

在日本，民間團體在災難中也是重要救援力量。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大地震後，政府迅速公布災區、所需救災物資和徵集志願者等信息。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溝通協調，組織志願者前往災區，實施救援。日本企業也迅速將所需物資，運往災區，送到災民手中。

然而民間組織和團體在中國社會卻很難發揮效用，因為在任何時候，中共都要保證它的絕對領導地位，不容許它以外的個人或組織「表現」得比它更有效。中共也常常拒絕來自外國的援助。這使中國人民在災難面前，只能聽命於中共政府的安排，幾乎沒有第二種選擇。

民間組織在中國的困境

1959年到1961年，中國發生「大饑荒」。奉行人道主義的美國雖然與中國已斷交十餘年，肯尼迪政府還是很快通過波蘭外交官向中共傳話，表示願意向中國災民提供糧食，並且中方可在渡過危機後，以平價支付貨款。中共黨魁毛澤東卻冷酷而傲慢地說，就是中國人都死掉，也不要「美帝」的糧食。視民如草芥是中共的本質。

2010年中國玉樹發生強震後，許多國家和非政府組織提出協助救援的願望，遭到中共拒絕，錯過了挽救生命的黃金72小時。中共官媒隨後發表文章稱，「玉樹救災任務很艱巨，境外敵對勢力欲搞破壞」。外界紛紛批評中共在災難面前，不以挽救生命為重，依舊以「黨的利益」和「維穩」為第一。

一些提供救援與賑災的民間組織在工作中，不時遇到官方的阻力，包括在深入災區、運送物資的路上，遭到管制和被迫滯留，甚至需要通過人脈關係才能被准許快速進入災區。還有民間組織說，他們在災區的行動遭到地方官員的「白眼」或限制。一些官員在救災行動和物資發放時，存在低效或粗暴的行為，不希望被民間組織看到和曝光。由於中共體製造就了官員懼怕「擔責任、擔風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不願與民間組織協調和有效合作。

當歷史走到2020年，武漢遭受中共病毒襲擊，民眾生命再次岌岌可危時，中共繼續拒絕外援，特別對早期美國疫病專家的援助意願，不止三次給予拒絕。在屢受外界批評和疫情公佈一個多月後，中共才勉強於2月答應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前往中國了解疫情。面對疫情威脅、官方資源不足、經驗缺失的情況，中國民間組織依舊行動受限，無法將才智、經驗、資金或物品，送達急需幫助的疫區和民眾。

由於中共對民間組織的監控、壓制，甚至抹黑，讓民間組織被失去公信力。

在中共治下的社會裡，民間力量就這樣被稀缺了，一個原本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社會被按壓的死氣沉沉。

責任編輯：葉紫微#